从1920年《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至今已有百年。在这百年之间，中国已是沧海桑田。通过民国时期的《宣言》封面，人们可以在时代风云和图像历史之间，书籍封面的视觉形式与社会政治思潮之间，认识政治与图像，历史与艺术的内在关联。
《共产党宣言》是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指出，从19世纪末中国人开始对《宣言》译介，到20世纪20年代第一个《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马克思主义从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全新的理论成为了民国思想界的一个主要思潮。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
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被认为主要缘于两个方面：第一是缘于国家、民族的紧迫现实需求。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社会政局动荡，权力涣散，传统思想文化受到质疑批判，各种与中国前途出路相关的思考、观念及学说，除马克思主义外，改良派的儒家化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修正派社会主义等，纷然杂陈，蜂拥而至。与其他理论与社会方案相比，马克思主义显示出了其鲜明的特色。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世界的相互厮杀，战后巴黎和会西方战胜国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损害使改良派心目中的理想化西方形象崩塌。与之相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既否定传统旧中国，又批判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资源；其次，辛亥革命后，从北洋内部的直皖之战、直奉之战，北洋军阀与南方军阀拥兵混战，国力衰败，到曹锟贿选，执政者任意解散国会，使议会政治徒有虚名，人们对民国现状深为失望，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提供了建立一个强有力国家政权的现实样例；第三，胡适等自由派试图避开政治革命的改良道路，如研究总统权限、地方自治、废娼问题的“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的改良实践，被证明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以工读互助团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探索实验戏剧性地归于失败。
这些情况说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情境中，个体的、局部的、和平渐进的道路难以走通，中国问题需要一个根本的、总体性的解决，而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看到了这种有望根本性解决的社会方案。2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相通。首先，在古代的儒家、道家，以及近代康有为、孙中山对理想社会的想象中，都有着与马克思的没有阶级和城乡对立、社会和谐的共产主义远景相似的乌托邦憧憬；其次，《宣言》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宣示了其革命的伦理正义性。如李泽厚所说，李大钊所理解的阶级斗争与互助合作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的道德主义色彩，与中国古代儒家、墨家的传统伦理相通。3
总之，自清末以来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所形成的蓄积已久的强大社会心理，使一批有志拯救中国的仁人志士将具有强烈社会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有望从根本和全局解决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再造一个新社会、新世界的中国行动方案。而《宣言》的译介与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共产党宣言》的早期译介中国人对《宣言》的了解认识始于19世纪末。1896年，广州起义失败后避至伦敦的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第一次读到了《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他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目前资料看，《宣言》最先传入中国是在1899年。这一年，由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121期刊载的《大同学》文章中介绍了马克思，并援引了《宣言》中的一段话。1903年，上海广智书店、中国达识译社分别出版了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两本著作，其中都介绍了《宣言》的主要思想。4 1906年1月，同盟会员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以及之后1912年6月，由他译自煮尘重治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的文章中介绍了《宣言》的写作背景与基本思想。1907年12月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日本出版的《天义报》第13、14期合册上《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一文的附录中摘译了《宣言》的部分内容。5
1919年对《宣言》的介绍明显增多。4月，《每周评论》发表了《宣言》的摘译（成舍我译）。5月，《晨报》发表的日本人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中摘译了《宣言》的部分内容。9月和11月，李大钊发表于《新青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包含了《宣言》的部分节译。11月，《国民》杂志登载了《宣言》节译（李泽彰译）。
这些早期的译介方式主要是节译和内容简介。这些译介是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将《宣言》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众多学说之一引入中国，这些介绍《宣言》的人来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除了如李大钊这样的共产主义者之外，还有传教士、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步青年等。
如果说1919年前对《宣言》的片段译介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话，1919年后《宣言》中文完整译本的翻译出版则主要由中国共产党主导。1920年，陈望道完成了主要依据日文版的《宣言》翻译，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在第三国际（共产国际）6经费的支持下出版了第一个《宣言》中文全译本。此后，经由中共不同部门的组织委派，在1930、1938、1943年，陆续出版了《宣言》的三个版本，即华岗译本（译自英文）、成仿吾和徐冰译本（译自德文）、博古译本（译自俄文）。此外，1943年陈瘦石作为《比较经济学》一书附录的《宣言》译本，是民国唯一由非共产党人翻译的《宣言》版本，还有1947年的乔冠华译校本，以及1948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的《宣言》中文译本（译自德文）。7
这些译本先后被多个以解放区为主的不同出版单位翻印出版，从而形成了民国时期拥有众多版本的《宣言》系列。这些《宣言》版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版传播的历史见证，也开辟了《宣言》封面图像视觉表达的空间。
三、《共产党宣言》的封面设计
民国时期的众多版本形成了《宣言》封面的丰富图像谱系。综观目前可以见到的二十余个《宣言》封面，可概括出具有代表性的封面模式。
1. 素封面
素封面即指没有图像及装饰的纯文字封面。素封面是中国古代书籍的一个传统，明清线装书的典型封面除置于封面左上侧的书名题签外，别无他物。民国时期随着西式平装书、精装书形式的采用，书籍封面设计广泛汲取西方及日本艺术的资源，呈现出不拘一格，大胆新颖的多元化风格，绘画、摄影、纹饰、图形等多种图像元素在封面上均有运用，但纯文字的素封面依然存在，不过这时的素封只是封面设计诸多选择中的一种。这一时期的纯文字封面多用于内容严肃、专业性较强及印制成本较低的书籍。
作为一种政治性书籍，《宣言》的一些封面使用了素封设计。素封面主要通过对文字及构图的处理进行设计。如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宣言》素封面，页面使用了四种字体：书名是美术字、译者是宋体、出版机构是书法体、出版分支机构是仿宋体。四种字体使用了不同字号，字体字号的差异使文字的视觉效果富于变化而不单调。书名“共产党宣言”使用了宋体美术字，用大号纵向居中排列。宋体美术字是民国使用最普遍的美术字之一，多用于标语、广告、包装、书刊标题。由于是竖排列，书名文字做了扁化处理，把文字横向拉宽，使其更为沉稳。同时加粗了书名文字中的竖笔画，增加了横竖笔画的粗细反差，强化了整体文字，使其更具力量感。此外，设计者将宋体横笔末端原来的三角形饰脚改为向右上方扬起的斜线，给静态的文字带来动感。
2. 线框式边框式封面是指在封面四边外沿以线条形成整体性线框，有单线、双线及多线等，也包括以纹饰形成的类似边框。线框内通常排放纯文字信息或文字加小型题图，版面常有较多留白。线框式是民国时期书刊封面的常见，常用于理论性、专业性书刊及一些文艺类书刊封面上。民国时期，丁聪、钱君匋、巴金都曾使用线框模式进行封面设计。1949年2月华东新华书店出版的作为当时党校教材的《宣言》，其封面为浅草绿底色，三条均匀的白色线条形成封闭式线框，线条清晰，直角方正，具有简明有力的装饰感。该书名也是宋体美术字，文字的各个笔画都进行了加粗，文字整体厚实而有份量。文字以手绘制作，笔画不尽标准和规范，但稚拙而富于表达力，散发出特有的民国气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白色底+线框的设计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单行本中最为常见的封面模式之一。
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
中国出版社1947
人民出版社1965
3. 头像式头像式即封面以书籍作者头像+书名为主要设计元素的封面模式。1920年8月《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封面将马克思的大幅半身照放在书名之下，照片和书名均为红色。9月印了第二版修订版，封面改为蓝色。8实际上，民国时期类似的封面设计中更多的不是放作者大幅照片，而是书名外加作者的小型头像，如托尔斯泰、狄更斯、高尔基等的译作都使用了这种封面模式。1948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的《宣言》百周年中文版封面在线框式版面内放置了作者头像和书名。马恩头像用了浮雕手法，图像具有立体感，深灰色及光影的处理增强了头像的金属质感。
这一时期一般作者的头像根据设计的需要会灵活放在封面的不同位置，但马克思主义书籍封面的作者头像基本都放置在封面的上部。这种“保持高位”的处理方式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封面中。头像+书名的设计模式成为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精装本最为经典的封面样式之一。
4. 题签式题签式是指以类似中国古代线装书封面上的题签为主要设计元素的封面模式，即封面上有一个作为视觉中心的纵向条形长方块，书名放置其上。素封面、线框式、头像式设计模式，人们在同时期及更早的西方、日本书籍封面上都可以见到，而这种题签式设计却源自中国古代，具有中国传统书籍简洁典雅的书卷气。1947年中国出版社的《宣言》封面便用了题签式设计。对书名的所有笔画都进行了加粗处理，并使用了大字号，使其具有强烈的视觉张力。《宣言》作为以摧毁当下世界为目标的一个政治革命宣言，就其给现存社会带来的冲击与震撼，使用这种粗重有力的字体作为封面的视觉形式是十分恰当的选择。这种题签式的封面在1949年后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的封面中成为一种代表性样式，而题签旁作者毛泽东的行书签名为这一封面样式添加了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除了以上四种封面设计模式，这一时期的《宣言》封面还有一种镰锤组合的封面设计，由于镰锤符号的鲜明政治涵义，这一封面模式更为引人注目。
四、镰锤组合模式：新的政治寓意的诞生
在封面上运用镰刀锤头（斧头）的组合符号，在民国时期的《宣言》封面上较为常见。在西方文化史上，将镰刀、锤头、斧头作为符号使用的历史十分久远，而具有政治革命涵义的镰锤符号组合出现于20世纪之后，源于苏联的红色符号系统。
英国亨特福德家族纹章14世纪
“改革”拟人像 《里帕图像手册》16世纪
“正义” 拟人像《里帕图像手册》16世纪
在西方历史上，作为符号的镰刀、锤头、斧头图像有多种涵义，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类：一是作为工具或指代相关生产活动，另一是在前一涵义基础上引申的象征义。镰刀的图形、图像首先是指作为农业生产的工具和农业生产活动。早在中世纪西方的纹章图案中就有镰刀的元素。14世纪英国贵族亨特福德家族（Sir Walter Hungerford 1308-1355）的纹章，其顶部的羽饰便是一捆麦束和两把镰刀。在西方早期的图像志图集中可见到具有象征含义的镰刀图像。16世纪意大利学者切萨雷·里帕（Cesare Ripa 1555-1622）的《图像手册》（Iconologia）中，收集了许多表达抽象概念的“拟人像”，即通过人的形象与相关器物、动植物的组合来表达特定涵义的寓意图像。书中第261号“改革”拟人像中，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妇右手高举镰刀，其涵义为去除滥用和陋习。
锤头通常被视为一种与工业相关的工具。德国佩恩县的城市纹章上，居中是一个高耸的黑色煤矿井架，井架下方是两柄交叉的黄色锤头。作为象征性的符号，锤头具有男性力量的寓意，与太阳的威力和战神有关。斧子的图像除了作为劳动工具，其引申义有权威、雷电的涵义，与太阳神、风暴神有关。里帕《图像手册》第188号“正义”拟人像中，一个少女手持罗马束棒，棒的顶端插着一把斧子，其涵义是白衣女子代表正义用利斧严惩罪恶。
俄罗斯纹章
苏联国徽（1922-1991）
镰锤组合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政治性符号出现于20世纪之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俄苏（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废弃了以双头鹰和圣乔治屠龙图案为核心元素的沙俄时代纹章，代之以交叉的镰刀锤头为中心符号的俄苏新纹章（国徽）。之后，镰刀锤头成为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旗、国徽中的主体符号。镰锤组合的涵义十分明确：铁锤象征工人阶级，镰刀象征农民阶级，两者的组合寓意工农联盟，同时也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标志。这样，镰锤组合成为贯穿苏共党旗、苏联国旗、国徽等符号体系的特定政治符号，并在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符号之一。
苏共所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与世界各国共产党组织的特定领导关系是镰刀锤头组合成为民国时期革命符号的政治历史背景。1919年列宁创建了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国际组织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领导西方的无产阶级和东方的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9建立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
1920年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维经斯基到中国，与李大钊、陈独秀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维经斯基用他带来的经费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设宣传部、组织部和附有印刷厂的出版部。革命局的出版物中即包括1920年出版的首个中文《宣言》全译本。10共产国际筹划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1
从1921年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中共一直接受着第三国际的理论指导、组织帮助与经济支援。正是基于这种关系，中共党旗参照了苏共党旗和苏联国旗，旗帜上共同的镰刀锤头体现了两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认同及其组织关联。
中共旗帜上从镰锤、五星三个符号到最终定型为镰锤符号，反映出中共与苏共关系的变化及其中共的精神成长。1921年建党时尚未来得及考虑党旗党徽问题。1924—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使用的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1927年国共分裂后，在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中打出了中共的第一面旗帜——工农革命军旗：在红色旗面中央，一颗黄色五星中是镰刀锤头，其五星、镰锤三个元素与苏联旗帜一致，只是改变了组合方式。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党的各级组织及军队的旗帜上出现了镰刀锤头或镰刀斧头的大同小异的符号样式。从镰锤组合的苏式来源看，镰刀斧头属于镰锤符号的误用。
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后党旗上的党徽逐渐统一为镰刀锤头，并为了有所区别去掉了原来苏联旗帜上的五星。12这一视觉上的符号变化映射出一个深刻的历史性改变，它昭示着自1921年成立的中共正在逐渐成为一个独立、成熟的共产主义政党。
镰锤图案及其变体镰斧图案，以及其苏联母版镰锤加五星的图案在民国时期的《宣言》封面上都可以见到。
第一种是封面上有镰锤加五星符号。苏联的党旗、国旗上都使用了镰锤、五星三个符号，实际上苏联的国旗来源于党旗。1922年12月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红旗应当从党的旗帜变成整个国家的旗帜。镰锤五星同时也是居于苏联国徽中心的主体符号。在党旗、国旗、国徽中，三个符号都是五星在上，镰锤在下，金边五星象征革命的光芒。民国时期进入中国的这一镰锤五星组合保留了它鲜明的政治指向性。这一组合在1927年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旗帜、1928年闽西农民暴动旗帜、土地革命时期海陆丰赤卫队旗帜、1933年川陕苏区红军军旗以及1930年代中央苏区的证件、印章上都曾广泛使用。13具体使用时一种是保留五星在上镰锤在下的组合方式，另一种是将五星放大，镰锤嵌于五星之中。这两种方式在这一时期的《宣言》封面上都可以看到。1949年中原新华书店的《宣言》封面为上文下图模式，封面下半部分放了镰锤五星组合，五星置于镰锤上方。在五星下添加了一个纸卷图形，作为文字和革命理论的载体，纸元素隐喻式地呼应和表达了书籍的主题。
赣东北新华书店 1949
大连东北书店 1949
站在百年后的今天，看着《宣言》薄薄的小册子，看着一张张历经沧桑，已经斑驳的《宣言》封面，便不能不让人想起，在那个“国破山河在”的至暗时刻，《宣言》挟带着时代风雷焕发出的巨大社会政治能量，以及它在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打下的深刻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