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大卫：

你问我，对于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社会不平等、贫困、地球资源退化、疫情危机这些使我们置身于一种难以描述的超现实处境之中的问题，我们建筑师应该做些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由各国政客首脑来管理的，而他们的玩世不恭和荒谬行径就连马克斯兄弟（美国早期讽刺喜剧团体）都会感到羞耻。

亲爱的大卫，我的回答是：建筑师对此无可作为！

或者让我来问你，你知道建筑史上有哪段时间，建筑师为社会问题做出了卓越贡献？建筑师总是与强者为伍，他们建造宫殿、寺庙、体育场馆甚至整座城市。建筑往往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却鲜少被视为更新和变革的象征。

建筑真的能改变什么吗？或者预言些什么？譬如说，在艺术界？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泰特美术馆的涡轮大厅是一次革新，它不仅吸引了不同的观众，也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生产和展陈方式，超越了传统展览空间的形式。艺术家们设计了一个完整的、全然沉浸式的宇宙，他们不再是空想主义者，而能够创造出自己的个人宇宙——建筑为他们提供了平台和条件。那或许是一场冒险，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会否成功，没有人能预料艺术家会不会充分利用这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它回答了当时人们迫切想要知道的问题—— “未来何为？”——至少是就艺术界的未来而言。涡轮大厅是一个答案，它提供了一种潜力，创造出壮观的、前所未有的博物馆体验。

但是，它也为艺术的极端化发展，即艺术的彻底商业化提供了一个理想平台。伦敦艺术界从未经历过如此剧烈的国际化和当代性。继泰特美术馆出现后，伦敦艺术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它的影响力波及房地产，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伦敦的天际线变成了一场“高层建筑海啸”，它们随机而建，毫无城市规划概念。密密麻麻的高层建筑包围着泰特美术馆，似乎在窥探展览空间并试图参与到艺术生活中，然而实情是这些高楼的所有者大多不住在这里，哪怕他们真的会观看艺术，也只会是远观。

简言之，我们建筑师没法阻止艺术的商业化，更没法阻止房地产的繁荣。这还涉及到其他问题：全球货币政策和投资战略。建造一座精美别致的塔楼，从而助长房地产泡沫、提升个人声望，顺便制造出若干平方千米的空置住宅和办公空间——有哪位建筑师会说不呢？

建筑师需要客户。建筑事务所越是有名，就越能吸引潜在客户和投资人，而且不仅是私人投资方，还有政府——尤其是当我们参与体育馆等重要公共建筑的建设时。这类建筑往往由政府委托，委托过程通常不会遵循和欧洲一样民主标准，譬如在中国。但是我们仍然会接受这样的项目，因为这样的项目很有吸引力，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的设计会为自由社会做出贡献。

以我们在北京设计的“鸟巢”为例，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奥运会本身，更是赛事之后的日常使用。围在观众席周边的皮拉内西式钢架被构思为一个大型的公共雕塑，其设计用意是吸引所有的北京民众。这里就像是一座公园一样，是人们能够聚集起来、一起活动的休闲场所。事实上，这也是与中国的民俗习惯相符的。“鸟巢”实际的使用情况也确实如此，它变成一个受大家追捧的目的地，哪怕没有体育赛事，也能吸引许多参观者。它是完美的自拍背景，是21世纪中国国力强盛的象征。

但是，这个新焦点对北京的政治生活有丝毫影响吗？

体育场馆建筑也会承担社会雕塑的职能，具有政治影响力吗？这可能是个天真的假设，我们也顺便和中国的朋友聊了聊，有人对此见地更深。但话说回来：建筑曾经改变过社会吗？

并没有。我们没法改变社会，但是我们能够做出切实的贡献。从何而变、如何去变？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主要问题：气候、景观、移民、医疗卫生、数字化。

举景观来说。20年前，我们在巴塞尔创建了联邦理工大学工作室，它专门致力于景观和城市化主题的研究。起初，研究集中于瑞士，后又拓展到其他地方：尼罗河流域、加那利群岛、香港、肯尼亚和撒哈拉。我们这些在那里工作的人，不管是作家还是学生，都学到了很多。但它还有别的用处吗？我们发行了几本出版物，不过影响力有限。它们将会被遗忘在大学的档案室里。但是，有两本书对瑞士政治和官方空间规划方针产生了显著而持久的影响：2006年出版的《瑞士：一座城市的肖像》、以及2015年出版的《尊重景观》。后一本可以说是一个宣言，其核心提议为“存量再建”。在瑞士这种人口稠密的国家，这种方法尤为迫切。

我们生活在这里，很难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充耳不闻。亲临现场、亲身体验是建筑师为一个项目提出概念的重要的先决条件。瑞士是一个国土面积有限的小国，因此我们的研究没法1:1复制到肯尼亚、美国或者俄罗斯，但它显然适用于比如说中国香港或者特内里费岛。

但是，无论是在那里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没有任何概念、规划，也完全无法控制在地球上尚未被开发的土地上在哪里建造、如何建造及建造些什么。谁拥有土地？谁来做决策，谁允许人清理和利用它？在荒郊野岭颁发建筑许可证？景观的地位应等同于城市，同等独立、同等重要。雷姆·库哈斯为“乡村”的研究表明，城市只占总用地的 2%，我们显然不会为此感到需要“警惕”。相反：景观必须延伸进城市，而非反道而行！

我们无法改变社会。但至少单个项目能够成功地融入现实政治，比如我们对瑞士景观的研究项目。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可以是政治性的，但吊诡的是，只有我们以建筑师的思维方式行事，“乌托邦”才能由想象进入现实，成为有形之物。

所以，我们还是能做些什么的！建筑师总想做些什么，想采取行动。我们之中很少有人是知识分子，尽管有许多人自诩为之，会写作的更少；而且，纵使真的会写，著述出版成册，至多也只能在建筑杂志或者学院中引起注意罢了。他们越是擅长为自己创造引人注意的公关语汇，就越能成功地控制我们的思维方式。对作者来说是公关，但内容和见解又作何论？我们深深着迷于罗西的《城市建筑》，我们认为文丘里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是最伟大的思想，二战后的建筑师对勒·柯布西耶傲慢的“给建筑师先生的三项备忘”毕恭毕敬。但时至今日有哪些留了下来？什么都没有！它们对如今建筑界毫无推动作用！只不过是应付建筑理论考试时临时抱佛脚的素材罢了。我并不乐意这样说，只是怀着一种渴望，也包括我自己的文字、研究、论文。或者信件，比如正在写给你的这封，大卫，它有可能会被其他也在叩问我们这个行业的建筑师读到。换言之，这信件又只是一堆影响力有限的词句罢了。只有独立、代表自主的内容、能创造出独立世界的文字，方能具备持续存在的生命力。只有文学——或者更触及人心的诗歌——能做到如此，在被书写很久之后，仍能与我们对话。建筑师所写的不是文学；顶多算是时代精神，更有可能只是新闻报道或轶事。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观点，诚然有许多人在写作中投入了巨大的建筑学热情。我最近和彼得·艾森曼就此有过讨论——他是那种非常相信文字力量的人。但认为建筑师的文字像先知的文字一样比雄伟的石墙更加坚固，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我们留下的只有建筑本身。至少会留下建筑，因为它需要建造活动。今年，新冠疫情持续肆虐，我们不得不在家里持续呆上几个星期，这是所有年份中非常值得观察的特别之年。对很多人来说就像一场室内剧，像是在地方剧院的小舞台上演一场贝克特。让我们意识到：当窗户开在合适的位置，光线和阳光因而照耀在公寓的狭小角落时，确实有所不同。或许还有一个可以看向窗外景观的露台，旁边还有棵树。对我们这些养尊处优的建筑师来说，这些并非壮观的前景，然而，却是不应被忽视且不可否认的关键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做一些致力于满足使用者需求的项目来改变现状。合理利用空间是建筑师的一项传统使命，在今天仍然至关重要。

不仅仅是空间，还有我们塑造空间的方式，以及所使用的材料。没有真实的建筑材料，你造不出建筑来。而建筑材料必定是从某些地方来的，或者可再生，更有可能是不可再生。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不用混凝土，除非需要它来扮演明确的美学角色，又或者是建造高耸入云的建筑、深埋地下的结构时，混凝土才不可或缺。

减少混凝土的运用将大幅降低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通过让碎石和砂砾等宝贵且不可再生的资源留在原地，做到保护它们。

事实上，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混凝土的运用，而且不是简单地因为环保。混凝土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它遍布如今的建筑工地，因为你几乎能用它做任何事情。我们建筑师滥用材料，卿帅德对待材料或者只是对其表面效果感兴趣。这对我们有弊无利，因为我们借此也限制了自己的自由度。如果只是对各种理念的一种安排，或是理念的一种产出成果，那并非建筑，而不过是装饰，照此，它不仅丑陋而且伤害整个建筑界。建筑能有如此巨大的潜力恰恰是因为它的感官、物质和空间的多样性与我们人类如此相似，细嫩脆弱。我们能听到它，它能放大或减弱声音。它能将气味储存在楼梯间和卧室里。建筑也有气味——每个房间、每个公寓闻起来都不一样，就像是住在那里的人一样。

作为建筑师，你有时候不经意间就发现了什么事；你很少有机会决定自己要进入哪个领域工作。20年前，当我们赢得巴塞尔康复诊所的投标时，完全不知道我们对病人康复的研究会产生如此持久的影响，并带来这么多康养领域的新项目。我们开发出一种新的医院类型，它很大程度由扁平体量而定义。就像有着无数庭院的景观，每个庭院在设计、材料、装饰细部、植被、光线等方面不一而足。一座空间如此不同、独特的建筑为那些被迫放弃惯常行动能力的病人们创造了一种强烈和多样的感觉。赫尔佐格&德梅隆建筑事务所几乎没有其他建筑能够体现出景观、城市和室内如此具备整体性的结合，并为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的所有人提供了一种平等的体验，包括病人、医生、医护人员和访客。康复诊所教会了我们很多关于住院治疗的知识，我们已经将这些知识运用到了丹麦、瑞士的项目中，如今又应用在了旧金山的项目。当然，建筑师总是说他们从自己的项目里学到了知识，但我并不是说说而已。医养是一个完全被忽视的领域，建筑师鲜少有机会参与其中，哪怕能够参与，他们也没法将医院转变成一个令人愉悦且宜居的地方。你能想到自1945年来有哪座医院这么做过吗？为医患创造一种环境，让难捱的时刻变得更容易接受？事实上，情况往往正好相反。即便是世界上医术最高明的医院，样貌也经常是些无聊的盒子、丑陋的怪物，经过扩建后甚至愈发形貌丑陋。在目前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况下，那些丑陋的空间，那种忽视，那种全球政治、医学和社会的集体无能，在电视新闻中被痛苦地揭露出来。医疗保健及相关建筑在未来几年会成为主要议题——而我认为，许多建筑师将会发现它是一片新的可为之地。

所以，亲爱的大卫，这就够了。我闲扯得够多了，若再写下去，信就该变成一篇文章了，而你很清楚咱俩对此的看法。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忧虑，但或许留待以后吧。

致以亲切问候，

雅克

2020年8月于巴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