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主持人说让我来回答“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到哪儿去”。
其实我也没想到我会来这里，关键是，这么寒冷的天气，还要假装非常有热情。
晓波给我打电话找我来的时候，我完全是盲目地答应了。我其实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在现场，这是我人生最接近成功学的一次。
过去五年间，中国充满了峰会和论坛，都是用巨大的屏幕和特别抒情而空洞的语言在后面做支撑，那些从来不读书的人也都会说我的未来有如星辰大海。
但我还是来了，出于与晓波的友情。
在这么一个时代，所有人都愿意谈论未来会变得怎么样，会不会错过下一轮机会，或者人生是否有新的拓展？我觉得这个时候友情变得至关重要，每个人都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友情提供了一种真正的慰藉甚至真正的力量，所以我过来了。
我在珠海的时候，会想起对面的澳门，我住在那个像童话一样明显是仿制品的酒店，对面就是澳门。
那个地方，400年前是葡萄牙人落脚的地方，一帮传教士想进入中华帝国的中心，但没有机会，他们只能在边缘的岛屿行进。对面那个小小的岛屿，象征了过去几百年中国人对外开放的态度，也象征了我们此刻坐在这里只是更漫长历史环节中的一环。
我想，在澳门那个岛屿上，他们这群葡萄牙人，后来是英国人，找到了更好的落脚点，他们到了广州。在我们谈论深圳奇迹的时候，18世纪末更强大的奇迹是广州奇迹。
在当时诺大的清帝国只有在广州城外的十三行边上允许13个国家的商人们跟中国产生贸易，造就了广州的贸易模式。在广州的贸易模式中也很好地展现出中国对外的一种世界态度：我可以允许你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跟我产生边缘性的接触，但你永远不能进城。
我们对外是傲慢的、自我中心的，但是这个傲慢带来了巨大的“回报”——发生了鸦片战争，城门被迫打开，外来者本来仅仅想平等地跟你产生贸易，但他们被迫跟你发生了武力冲突，他们成为新的压迫者，广州模式被打破。
这个时候香港开始兴起，一个岛屿，帝国的边缘，尽管是边缘，仍然被割让给外国人，但是这个屈辱的本身有更复杂的故事。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的奇迹当然有我们非常多的辛劳，有我们非常多的探索和努力，但同时，这个奇迹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外在刺激带来的效应吗？
如果不是最初深圳的那些开发者、广州的领导人看到香港，他们怎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动力？如果不是邓小平前往日本访问，看到日本整个的新干线、新工厂，他们怎么会感慨说现代化大概就是这样的模样呢？
我们所有认知的变化、自我的变化，很难从我们本身发生，它经常来自外来的带来巨大冲击的产业，这种冲击经常是不安的，令人困顿的。
但是在此刻我站在这里，我们一起回顾中国40年变化的时候，经常会忘记一个巨大的外部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倘若不是香港的存在，倘若不是一个巨大的海外华人网络的存在，中国的奇迹不会如此发生的。
但是在此刻，我们却感觉忘记了这些外部的刺激，而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安的感觉，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新的封闭带来的。这种封闭不仅是来自一种对外开放的态度，一种跟世界的关系，也来自一种内心。
在过去十年里面，中国当然有非常巨大的变化，我们看到很多奇迹的诞生，但是我同时也非常明确地感觉到，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并没有随着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崛起，并没有随着中国的投资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变得丰富起来。
我们在生活中最常看到的是那些没头没脑的娱乐节目，整个社会好像又缩回了一个更偏狭的世界观。我们对待批评的态度，我们对自己国家的质疑，一个对自己充满自信的国家，应该有宽容的能力能力去接受质疑。
我看到所有人在听讲座、听论坛，我们所有人在谈知识掌握命运，但知识在这个时代却变得如此偏狭。知识是有抗拒性的，知识是超越自身使用者的，但是此时我们的知识是什么？
这是我最爱的一个诗人米沃什，他说庸俗化知识的特点是：
它让人感觉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它也令人想起在深渊上架设吊桥的方法，沿着吊桥可以不断地往前走，但遗憾的是，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现实中存在万丈深渊的事实。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包装在科技外表、经济外表之下的庸俗知识，它们是一种新型鸡汤。这种知识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的认知、情感没有得到真正的拓展，它们反而变得高度情绪化、不可控化，变成了一种新的陈词滥调。
过去几年里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你们扪心自问，每个普通人之间还在多大程度上具备真正对话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彼此理解对方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有想了解陌生人的欲望？
如果这些能力都不存在的话，我们所有的交流就会变得非常单向，非常容易爆炸，非常容易选择标签，非常容易偏激化，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同时，我在过去几年旅行过程中看到中国人在涌向世界，一些表面上的混乱、枯燥或者说喧闹背后，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在中国崛起的时候，我们跟整个世界的沟通语言只有消费的语言，这种单一的语言让我们触目惊心，我们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历史、宗教、艺术、文学都有巨大的漠视。
当我们在谈论自己的金钱涌到世界各地的时候，我们是否看到哈萨克斯坦的音乐就在我们的生活边上，非洲困苦的境界进入中国？这一切，都没有。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说拿破仑那句话，“当中国醒过来，它将震惊世界”，但是你们记住，当法国人前往埃及的时候，与拿破仑军队同行的有语言学家、考古学家、思想家、人类学家……他们去理解埃及一带在发生什么。
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我们谈到中国骄傲的时候，我们有多少语言学家、多少历史学家、多少新闻记者帮助我们去理解国家了解世界，把这些陌生的知识带入到我们周围？
而当这些陌生的知识、陌生的情感无法进入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会陷入一个单一的困境，这种单一的困境在短期来看似乎是一个经济增长巨大的助推器。
在过去40年里，我们中国人其实不关心任何事情，我们只关心生产与消费，我们制造奇迹。在未来只有依靠新的知识积累、新的情感力量，才可能产生新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在一个相对寒冷的讲台里面，晓波刚才放的那些著名的创业者年轻时候的模样。他们年轻的时候可不像我们现在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前，他们是热情的，他们是盲目的，他们是带着巨大渴望的，是勇敢大胆的。
过去几年我看到一种新的思想规范在形成，我看到年轻一代不敢挑战权威，他们循规蹈矩。我看到每个人都担心在通往成功学的道路上被抛弃掉，但越紧张，你越可能被成功抛弃掉。
所有新的可能性，就像对面的澳门，就像旁边的深圳，就像之前的温州一样，都是在一片慌乱之中，在一个没有蓝图的大环境之中发生的。而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清晰地审视自我在历史中的位置，审视自我很多的骄傲、取得的成就是片面的，同时我们要对自我生活的时代保持一种高度的批判性。
所以给各位看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日本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他是战后最重要的一位政治哲学家，在当年有很多日本人在歌颂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或者战后日本美好的事物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社会最大的危机。
他觉得日本人高度地盲从，日本人缺乏自己的独立精神，日本人躲在某种既定的规则之下安全的生活。他的一生都想成为一个更自由的日本人，倡导一种更独立精神的日本，所以他1996年去世之前，仍然对自己生活和时代充满了抱怨，在他去世之后不久，日本发生了一个事件。
他最后一次的演讲中提到：
日本确实有一些怪异，近年世间最吵嚷就是奥姆真理教，很多人认为那是异常的，与自己无缘的。但在我看来，那并不是他人的事，简单地说，想起了我的青春时代，整个日本国就是一个奥姆真理教。
在这么久的旅行过程之中，其实我经常会有某种相似的，但是并不确切、完全一样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是我们中国人太久地沉浸在某种自以为是的行为思想规范之中，我们对外部世界所知仍然很少，我们看似眼前取得了某种成功，它是令人骄傲的，但是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它是漫长的历史变化的产物，而它当中存在大量的问题。
我这一代人，你们下一代人，应该非常勇敢地看到我们自己国家和时代面临的问题，给它提出新的可能性，应该给自己一张盲目的新的蓝图，探索一种更丰富的可能性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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