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出版中，革命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发展繁荣，出版数量大，成绩突出，成为红色文学的代表性类别，长篇小说《红日》是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中“红色经典”的代表之作。书籍封面是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封面设计在书籍中往往发挥着视觉先导的作用。本文尝试以图像学方法对1949—1999年《红日》的书籍封面进行研究，探讨书籍图像与内容主题的联系，总结图像的表现方式及特点，意在为新中国书籍传统的传承和当代书籍设计提供借鉴。

一、1949—1999年《红日》的出版概况

1949年后，在“文艺为政治服务”“出版事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政策影响下，涌现出很多描绘20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革命战争的文学作品，著名作家吴强（1910—1990）的长篇小说《红日》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之一。吴强在《谈<红日>的创作体会》中曾说“文学艺术作品的源泉是生活”。吴强是一名军旅作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四军。作为部队中的政治宣传人员，吴强是革命战争的参与者，同时也是战争历史的记录人。《红日》的背景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战场，吴强参加了其中涟水、莱芜、孟良崮几次著名大型战役，切身经历了战役现场，积累了丰富的战争写作素材。吴强的《红日》从1946年开始构思酝酿，至1957年首次出版，从战事发生到小说出版约10年左右，创作时作者对这段历史仍然激动与兴奋，这使他的创作依然充满了鲜活感。

长篇小说《红日》（原名《最高峰》）取材于战争史实，重点描写了解放战争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歼灭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张灵甫整编74师的故事。小说以军长沈振新率领的一支部队为主线，围绕着华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等战役来构筑小说。全书近40万字，描绘了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展现了人民解放军由弱到强，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折。《红日》既写了整体战争的宏伟场面，又突出了孟良崮的关键一战；既表现战局的战略布置，又突出不同战役的战术特色；既展现了人民解放军的全貌，又具体描绘了师、团、连、班的战斗生活；宏观而不空泛，具体但不狭窄，在军事文学的人物塑造方面有重要突破。

1957年7月《红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1959年5月精装插图版问世。1964年下半年，在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①之后，出版界掀起了“查书”的整风运动，《红日》也进行了部分修改，于1964年底发行了修改本，1965年又出版了再次修改本。当时已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曾经掀起一阵对《红日》的“批判”。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推倒了《红日》是“大毒草”的不实之词，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按1959年的精装插图版重新印制，再次出版《红日》。这一版本到1995年底，共印刷48次，发行量达180多万册②。1999年在“感动共和国的五十本书”的评选中，《红日》排名22位。而从1957年首版到1999年，众多不同版本的《红日》也形成了一个丰富的书籍封面图像系列。

二、1949—1999年《红日》书籍封面的图像主题及内涵

书籍封面是书籍内容的提炼和概括，对书籍内容的传递和表达有着提示和引导作用。书籍封面用视觉化的图像语言体现书籍的主题和内涵，围绕书籍内容进行设计并与书名相呼应。书籍封面是书籍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本书首先映入读者视野的通常是书籍封面。1949—1999年《红日》的书籍封面大多展现战斗的场景或者与书名相呼应的红日图像，具有鲜明的主题特征，以下小节将着重分析封面的战争场景图像和红日图像。

（一）战争场景图像

1949—1999年书籍的封面图像往往蕴含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丰富的历史内涵。战争场景图像在《红日》封面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它与小说的内容及主题紧密相关。

战争场景主要是指与战争相关的各类战斗场面，表现对象一般是人物或者事件，主要描绘士兵手持武器的战斗场面。在《红日》的封面图像中，主要表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的战役场景，通常以人物、武器、陆地环境为主要元素，人物多为群像，构图上中远景较多，封面的不同图像描绘了战斗进行时、战斗胜利时和战斗结束后的不同状态。

如图1《红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封面图像描绘了正在向前冲锋的士兵，人物身着军装，头戴军帽，手持武器，双眼直视前方，表情紧张而又坚定，从画面中可以看出战士们正跃出战壕，向敌人发起进攻。这既是小说所描绘的具体战役的写实性图像，也可看做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成功转入战略进攻的一个隐喻。图2《红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封面中的人物直立昂首，挥舞着手中的旗帜，身后的滚滚硝烟还未散去，人物的身影流露出战士们欢庆胜利的激动和兴奋。画面描绘出枪声刚刚平息，战斗赢得最终胜利的情景，战士们手中的旗帜和枪支象征着战斗的胜利和喜悦。图3《红日》（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的封面图像，描绘军队一行人的行进状态，近景中的军人骑马前行，但身体不再紧绷，处于放松的状态，枪支也不握在手中，改为挎在背上，远处背景中的山峦应是战役的曾经发生地。与前两幅图像相比，这个画面平和了很多，暗含着人们在战争胜利后对于美好平静生活的向往。

以上三幅《红日》封面图像都直观地展现出书籍内容主题与图像的紧密联系，不同的图像画面反映了小说中不同方面的内容。

（二）红日图像

红日的图像是《红日》书籍封面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元素，首先它与书籍的内容紧密相关，是书籍内容的概括和表达；其次，它与书名相呼应，很好地将书籍的主题表现出来。红日字面意是红色的太阳。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太阳光是地球能量的主要来源，没有阳光，地球将陷入黑暗和冷寂，因此太阳通常代表着光明、生机、生命及巨大的正能量。在人们的日常使用中，红色具有热情、激情、吉庆、牺牲等多重涵义，中国民间文化传统中一直有着对红色的喜爱。在新中国的图像及视觉表达语境中，红色经常用来象征烈士的鲜血及其对革命事业的献身；同时也常常象征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生活的向往；而冉冉升起的红日，则象征着革命的光明前景，象征着胜利与希望。“红日”作为一种形象符号，表现出新中国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

从《红日》的封面图像看，如图4，当枪声平息，胜利的号声在正午时的孟良崮高峰吹响时，红旗在红日的照耀下，发出炫目的光辉。红日的形象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中心位置，大面积的红色十分醒目突出，战士们在红日的背景下为胜利而欢呼雀跃。“红日”在这里不仅代表了解放战争中山东战场一次战役的胜利，也是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一个缩影，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正在走向战争的最终胜利。在《红日》的书籍封面中，红日的形象一般为简约的图形，没有过多的装饰，如图5《Red Sun》（外文出版社，1980），这本是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红日》，该书封面简洁，由一轮红日与祥云的图形组成，与书名相呼应，易于理解，主题突出。图6《红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封面为自然环境，描绘了书中战斗地点孟良崮的场景，整个画面宁静美好，连绵起伏的山峦沉浸在霞光之中，虽然与前两幅图像相比，这里的红日在远山中刚刚露头，但却是整个画面的点睛之笔。以上的封面图像紧扣书名，将书籍内容与主题转换为直观而富于寓意的视觉化图像。

三、1949—1999年《红日》书籍封面的表现形式

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封面图像上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特点，本节将根据书籍封面的表现形式，对《红日》封面中的版画、国画及水彩风格进行分析。

（一）版画风格

版画是用刀具或者化学用品等，在铜版、木版等版面上雕刻或腐蚀出画面，再借用墨水或其他颜料，将版面上的画复印到纸上的一种绘画形式。版画具有简洁、明快、单纯、强烈等特点。版画是1949—1999年《红日》书籍封面中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因为建国初期的印刷工艺条件，更适合版画的印制及其特点的表现。在中国的革命美术发展中，版画被视为最具革命性、思想性，并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艺术形式。如图7《红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封面图像注重表现战场的氛围，描绘了战场的滚滚硝烟，大面积的硝烟与战士的身影形成强烈的反差。在表现形式上，图像运用版画的技法，使用不同的粗细刀刻线条和“留白”的处理来刻画图像。整幅画面疏密结合，色彩单纯，前方的主体为黑色，后面部分被遮挡的太阳为红色，黑红对比，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

（二）国画风格

国画是中国的传统绘画形式，是用毛笔蘸水墨或颜料在宣纸、绢上作画。国画注重墨韵，强调动感，以线条为造型的主要手段。在1949—1999年的《红日》书籍封面中，国画长于对画面意境和情感的传达。如图6《红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封面采用国画手法，描绘了孟良崮的自然风光景色，画面意境安静祥和。在构图上由近及远，由大到小。与版画相比，国画在色彩运用上更加丰富，用笔灵活，画面生动。封面书名采用了传统书法字体，增加了封面的传统文化气息。

（三）水彩风格

水彩画是以水为媒介调和颜料的一种绘画方式，水彩具有流动、透明、水色交融的特点。与版画、国画相比，水彩通常具有畅快、雅致、灵动的视觉效果。如图8《红日》（21世纪出版社，1991），书籍封面图像运用水彩画的风格，以写实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战场的环境，乌云散开，阳光穿透云朵，光芒照射在蜿蜒的大地上，硝烟正在散去，天空的用色自然纯净，富于变化，有透明感。画面温暖和谐，同时还表达出“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的积极乐观精神，和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与憧憬。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949—1999年《红日》书籍封面的艺术形式受到当时的政治环境、意识形态、印制条件等多方面的影响，在封面图像的风格表现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结语

1949—1999年《红日》的书籍封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丰富的历史内涵，无论是封面中的战争场景和红日图像，还是封面图像的表现形式，都与书籍的内容主题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对《红日》封面图像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封面图像与书籍主题的联系，图像表现形式与社会背景的联系，这些对于传承弘扬红色文学书籍的传统和当代书籍设计都将具有借鉴意义。■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949-1999年红色书籍的政治图像学研究》（10000200446）

注释：

①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第一个批示：1963年12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情况汇报》上做了批示，指出建国后的各种文艺形式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被“死人”统治着。

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汇报》上做批示，指出一些协会不接近工农兵，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② 王维玲.《红日》的编辑出版历程[J].中国编辑,2008（04）：53-56.

参考文献：

[1] 罗小华.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 吴强.谈《红日》的创作体会[J].文学评论,1978（03）：60-65.

[3] 王维玲.《红日》的编辑出版历程[J].中国编辑，2008（04）：53-56.

[4] 龚小凡.1949—1966年红色书籍封面的政治图像学解读[J].中国美术报（学术月刊），2017（61）.

[5] 李苏丹.图像学视域下的中国红色书籍封面图像研究（1949-1966）[D].北京：北京印刷学院，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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