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指，东汉早期，直径1.6厘米，3枚共重13.5克。

1953年出土于广州市越秀区龙生岗汉墓M4013，

现藏于广州博物馆。

金制，同批共3件，形制相同，环体内凹外圆，

戒面呈圆形，以戒面为中心两侧环体渐趋变窄。

素面，器身表面金黄色不均匀，有斑驳黑色。

地球已存在46亿年，在其诞生之初，或许，由超新星爆发而产生的黄金，就已进入炽热地心。而地表矿藏的黄金，则可能来自“天外飞仙”陨石撞击。

黄金，和它的饰品，拥有如太阳般永恒光芒，随着人类起源，到了文明的“少年”时代，已成为珍贵“蕞尔小物”。

出土的蕞尔小物，穿越时光——原始大陆在分崩离析，湛蓝的海水却始终把人类连接——它为我们复原着文明的嬗变与帝国的更迭。

广东、广西，今天，这里出土的小小金银戒指，将为您，折射出一幅横亘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画卷。

1

环绕在指间的海丝

戒指和珠宝，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竟如此重要——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先秦）汉代到元代，其中历经三个主要交流阶段。”近日，考古学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岩，在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专访时，如是说道。第一阶段为两汉时期，万丈波涛无法阻隔天然的渴慕与相见，珠饰、戒指等奢侈品，珍贵便携，于是成为最佳“见面礼”。第二阶段从六朝至唐代中期，彼时随着佛教“莲花”的一路“盛开”，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艺术开始广泛交流。第三阶段的高峰在晚唐至宋元，陶瓷贸易海内外勃兴，“陶瓷贸易体现出生产加工等商业活动，已渗入百姓生活的‘毛孔和毛细血管’，经济繁荣互惠，成为共同诉求。”

从“珠宝之路”到“莲花之路”，再到“陶瓷之路”，先民的智慧、创意、勤劳和善意，如不灭灯火，让这条更迭进化的文明路径，始终熠熠生辉。

在最早的“珠宝之路”上，“珠子和金银戒指，构成两汉时期奢侈品交流的大宗”，李岩说。

“近年来，在番禺、徐闻、合浦（汉代两广地区的三个著名城市）及广东省北部（韶关）和西部（德庆）以及广西贵港等地的数十座汉墓中，相继出土数十枚金银戒指，大部分属东汉时期。”这样的数量，在全国来说都引人注目，成为研究当时贸易规模和频率的科学物证。

这些金银戒指主要分布于两广，大致有三种款式。“第一种为素圈；第二种镶嵌宝石，目前在广西发现唯一一件，宝石已脱落不见；第三种是在镶宝石位置有一椭圆形戒面，无镶，戒面平滑，这种类型的戒指，目前出土数量最多。”

▲金戒指，汉，直径1.7厘米，

1999年出土于广西合浦县凸鬼岭。

器呈圆圈状，戒面为圆形，素面。

图片来自广西博物馆

▲戒指，东汉，

直径 2.35厘米，重3.95 克，厚0.3厘米，

1982年发掘，南华天王山墓葬出土，

现藏于韶关市曲江区博物馆。

银制，环状，素面；戒身截面为扁圆形，

有一处椭圆形小台面，表面氧化严重。

“我们发现，它们的样式，多接近罗马样式中的一些简单造型。”

根据李岩提供的资料，记者看到，（中亚地区）巴克特里亚宝藏出土的前4世纪-前2世纪的金戒指中，存在大量与上述第三种戒指相似的、一侧戒面宽大且呈素面的造型；而在古罗马文明后期，约公元1-2世纪，一枚命名为“丽达与天鹅”的宝石凹雕黄金戒指，则在原来的素面之上，使用了深蓝色尼科洛宝石凹雕（史永、贺贝《珠宝简史》，商务印书馆）。

▲指轮（Rings），前4-前2世纪，金，

中亚，巴克特里亚宝藏

▲“丽达与天鹅”的宝石凹雕黄金戒指，

约公元1-2世纪，古罗马珠宝。

（史永、贺贝《珠宝简史》，商务印书馆）

两广出土的这批东汉时期为主的戒指，也是目前当地可见的最早一批金银戒指。

那么，它们究竟来自何方？是直接从罗马进口到中国，还是有其他路径？

2

可能的中间商：东南亚人

公元前后，欧亚大陆趋于整体化。“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影响应从陆海两方面行进。

“基本上，在公元前后这段时间，整个欧亚大陆的完整贸易才慢慢形成。”李岩说， “两汉时期的（海上）贸易，是有中间商的。当我们寻求这些戒指的来源，有一本书要被提到，是希腊人写于公元1世纪（东汉）的《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编者注：古希腊曾把印度洋称为厄立特里亚海）。公元前后，从波斯湾以南，经阿拉伯海到印度，这个区域的人们以‘中间商’角色，在欧洲、非洲与中国之间，实现着商业等物质性连接。” 他补充道，“这些‘中间商’应该还经过了东南亚一些地方。”

除了文献，近年来，东南亚一些遗址也出土和上述两广戒指款式类似、年代相近的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柬埔寨波赫（Prohear）墓地遗址。波赫墓地出土12枚戒指，它们的款式，让人对其与罗马希腊风格、两广出土戒指风格的关系，产生丰富联想——德国考古研究院非欧洲考古委员会雷安迪（Andreas Reinecke），在其《东南亚大陆古代金银珠宝和早期黄金加工》一文中介绍：“位于柬埔寨东南部的波赫墓地，在约公元前100年或50年至公元100年的32座墓葬中，发现96件金银器。这是在东南亚发现的最大一批史前金银装饰品。……它们所属的年代，正好是汉帝国在今两广、云贵及越南北部逐步进行拓疆的时期。” 部分戒指和两广出土戒指有所相似，有些呈现粗糙半加工状态。

雷安迪特别提到，“刻有骑士图案的一枚戒指含金量最高，图案像是一柄战斧悬在骑士前面的马头上方。我认为它可能来自（中亚）巴克特里亚传统作坊，图像场景像是中亚地区的虚构故事。”

▲柬埔寨波赫墓地出土戒指。

（不早于公元前2世纪末，最晚可至公元1世纪）

李岩表示：“近年来在泰国的北部地区和柬埔寨的北部地区，考古出土了不少具备罗马帝国时期样式的金银器（戒指等），两广出土的这批金银戒指，其可能的传入路径被勾勒出来：它们以某种方式，被运送到东南亚某地，譬如柬埔寨，再沿中南半岛北上进入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珠饰和金银戒指，是两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中较有特点的奢侈品；同时，这些戒指有在东南亚制造的可能性。”

3

两广戒指：独自起源

“于是到此可说，戒指进入中国大致有两条线路”，李岩接着介绍，其中一条线路如前所述，经东南亚“中间商”，抵达南方两广地区，然后在东汉墓穴中韬光养晦两千年；“更早的一条线路，是亚历山大东征后，具希腊化风格的金器进入中亚，尤经阿富汗等陆路影响中国西北，时间大约在我国先秦时期。但戒指在当时北方并未流行。”

他强调，这两条线路的说法，意义重大，“两广出土金银戒指”，开始在时空长卷中，以与众不同新面貌亮相，“华南地区成为中国戒指的一个独自起源”。支撑其“独自起源”的论据主要有——

样式上的“主动过滤”。“这批戒指样式源自罗马帝国，却不代表一定都是舶来品，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无办法确定。两广汉墓中出土的金银戒指，看起来是主动‘过滤’掉了一些装饰花纹和宗教性元素。希腊人、罗马人戒指上刻划的具备身份、宗教、传说特色的元素，在两广出土戒指上从未出现。也就是说，在这个传播进程中，我们肯定有一个再创造和筛选的过程，所以，才能说它成为源头。”

另一个论据，是两广戒指与北方、中原戒指，没有“南北会师”。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我国金银器起点在青铜器时代，约在距今3800年的西北卡约文化时代和殷代，并大致分为“北方草原金器版块”和“中原黄土带金器版块”（杨伯达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一）》，河北美术出版社），书中介绍，西方与我国在金银器的交流上，最早是通过斯基泰骑马民族，稍晚，希腊化、中西亚、金银器输入我国西北。

“目前没有迹象，证明当时欧洲的或罗马风格的戒指舶来品直接进入了岭南。”李岩强调，“目前看不到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的戒指（在两广）有‘会师’情况。这一点很重要，它标志着，各自有各自的源头和系统。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去判断两广这边的上述出土文物，就可说明，岭南地区在整个中国范围内，是金银戒指经海上丝绸之路的初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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