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佛塔，自昙曜五窟初成之后，大约经历了从塔窟、塔寺到洞窟内外壁立的发展过程。

其中心塔柱窟之塔的演变，渐趋中国化、多样化；其石窟壁面之塔，也日益中国化、多样化和龛式化，展现出北魏佛教与云冈艺术发展的独特魅力和内在规律。特别是石窟佛龛之间或龛像两侧雕刻塔形，是云冈中期洞窟壁面装饰的主要手段之一。

自第7、8窟伊始，第9、10窟，第1、2窟，第5、6窟等，塔形具有强烈的规划设计性质，是这种装饰艺术的主创之地。

第7窟后室西壁第一层龛间方形塔

从第7、8窟和第9、10窟壁面龛像间的外来方形层塔，到第1、2窟和第5、6窟的中华阁楼式层塔，充分展现了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历史进程。

第9窟前室北壁明窗两侧双夜叉塔柱

这种不同文明、不同艺术风格火花四溅的建筑、装饰艺术尝试，导引了云冈石窟激情迸发的创新运动。

从国家工程中的中心塔柱与对称性塔形布局，到善信私人投资的小石窟、龛窟、壁龛中塔的运用，供养塔与装饰塔尽情发展，简约化、实用化、随意化的创作轨迹未曾停歇。

在洞窟内壁，龛像之间的佛塔单独而立，犹如中心塔柱之设；龛像两侧的双塔，则是对中期大型石窟装饰塔的承袭，不仅有第5窟南壁对称刻出的大型中国式双塔，也有第11、第13等窟装饰壁面龛像的双塔。

第5窟南壁东西两侧大象驮塔

与此同时，双塔又被创造性设立在第5-23窟、第11-9窟、第12-1窟和第12-2窟等龛窟门两侧。总之，云冈中后期佛塔的循序渐进式演化，成为北魏佛教石窟艺术发展的一个缩影。

第11-9窟窟门两侧双塔

纵观云冈佛塔之塑造，虽然有覆钵塔、方形塔等印度及西方样式，但数量最大的还当是中华本土自汉代始业已成形的“阁楼式塔”。

为便于读者较准确地认识云冈佛塔，我们引用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在云冈做实地调查后发表的《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所附《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中对云冈佛塔总结的九个特征，分列如下：

1.平面全限于方形一种，多边形尚不见。

2.塔的层数，只有东部第一洞（现编号第1窟）有个偶数的，余全是奇数，与后代同。

3.各层面阔和高度，向上递减，亦与后代一致。

4.塔下台基没有曲线枭混（装饰线角之一种）和莲瓣，颇像敦煌石窟的佛座，疑当时还没有像宋代须弥座的繁缛雕饰。但是后代的枭混曲线，似乎由这种直线枭混演变出来的。

5.塔的屋檐皆直檐（但浮雕中殿宇的前檐，有数处已明显的上翘）无裹角法（装修形式之一种），故亦无仔角梁（古建筑木作结构的构件）、老角梁之结构。

6.椽子仅一层，但已有斜列的翼角椽子。

7.东部第二窟（现编号第2窟）之五层塔浮雕，柱上端向内倾斜，大概是后世侧脚（增加建筑结构稳定性的施工方式之一种）之开始。

8.塔顶之形状，东部第二洞（现编号第2窟）浮雕五层塔，下有方座。其露盘（塔刹相轮）极像日本奈良法隆寺五重塔，其上忍冬草雕饰，如日本的受花，再上有覆钵，覆钵上刹柱饰，相轮五重顶，冠宝珠。可见法隆寺刹上诸物，俱传自我国，分别只在法隆寺塔刹的覆钵，在受花下，云冈的却居受花上。云冈刹上没有水烟，与日本的亦稍不同。相轮之外廓，上小下大，（东部第二洞浮雕）中段稍向外膨出。东部第一洞与中部第二洞（现编号第6窟）之浮雕塔，一塔三刹，关野谓为“三宝”之表征，其制近世所没有。总之根本全个刹，即是一个窣堵坡。

9.中国楼阁向上递减，顶上加一个窣堵坡，便为中国式的木塔。所以塔虽是佛教象征意义最重的建筑物，传到中土，却中国化了，变成这中印合璧的规模，而在全个结构及外观上中国成分，实又占得多。如果《后汉书· 陶谦传》所记载的不是虚伪，此种木塔，在东汉末期，恐怕已经布下种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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