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新冠疫情已经引发长期性的远程办公趋势以及科创人口和企业的迁移。展望未来，有两种可能。如果新冠疫情是人类即将面临的一系列疾病大流行的开端，那么已经持续了30年的城市复兴时代将宣告终结。如果新冠疫情只是一次孤立事件，那么也许疾病和数字技术对城市空间和生活的重塑将相对有限。”

很难相信上述悲观论断来自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城市的胜利》（Triumph of the City）一书作者Edward Glaeser。但倘若结合美国科技行业今年的表现，就不难理解Glaeser对疫后城市的担忧。

2022年，美国科技金融遭遇重创。与去年相比，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已下跌约30%。美国科创投资“股神”Cathie Wood操盘的创新投资基金Ark Innovation Fund已损失近65%的市值。大量金融科技基金和加密货币基金破产。科创金融之惨状，堪比1990年代末互联网金融泡沫。科技金融“寒冬”掀起科技行业裁员潮。

据笔者统计，美国科技企业2022年已累计裁员102855人，占疫情以来科技企业总裁员数的63%。典型案例包括：Twitter裁员50%，约3700名员工。Uber裁员14%，约3700名员工。Meta（Facebook）裁员13%，约11000名员工。Cisco裁员5%，约4100名员工。Amazon裁员3%，约10000名员工。

科技行业剧烈震荡，科技人员类型和科创空间布局亦发生深刻变革。疫情前，远程办公已在科技企业中出现。相关从业人员可自由选择居住地和工作场所，甚至长期多地旅居，被称为“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s）。疫情暴发后，数字游民出现井喷式增长。美国境内的数字游民规模，从2019年的约730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约1090万人，增幅高达50%。由于大量跨国远程办公的存在，数字游民的真实规模可能被严重低估。随着近期科创金融由扩张转向收缩，数字游民崛起势不可挡。科技企业更倾向于开展基于远程办公的跨区域、跨国境人才配置，借助更加灵活的劳务形式、城市之间薪资水平和生活成本的差异、削减的写字楼办公空间等方式，降低支出成本，并保持甚至提升工作效率。

空间上，美国科创中心热点发生位移。疫情前，科创中心热点逐渐从郊区化、工厂化、低密度的“硅谷”向以纽约“硅巷”（Silicon Alley）为代表的“高密度科创城区”和以华盛顿州贝尔维尤为代表的紧凑型“科创城镇”扩散。疫情以来，科创城镇更具吸引力。与很多“全球城市”（如巴黎、新加坡、香港等）类似，纽约在过去三年中，一度成为所在国家的疫情“重灾区”，扰乱科创活动秩序，导致人才外流。LinkedIn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2021年，纽约市净流出7%的科创人才，跌幅居美国之首，而美国科创人才净流入增幅最高的城市是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约25万人口）：4.6%。数据显示，以理工强校为支撑、科研基础设施一流、生活性价比高、公共空间品质好的“大学城”最受科创人才青睐，如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和奥斯汀（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等。

高校参与科创园区建设的关键模式

如果“大学城”是后疫情时代最受数字游民等科技人才青睐的科创集群空间，那么，有必要比较分析高校参与科创园区建设的三种关键模式：分区联动、功能混合、基因重组。

（一）分区联动

“分区联动”是指物理空间中相互独立且具有一定距离的校区和园区联动发展模式。该模式下，科创活动围绕“高效专业攻坚”发生。科创主体以单个或若干“大型企业”为支撑。园区空间特征包括：外部车行连接、内部步行导向、边界清晰、办公为主、商业为辅、开放空间充足等。

分区联动的典型案例是埃因霍温理工大学（TU/e）和埃因霍温高科技产业园（High Tech Campus Eindhoven）的协同；两者分别位于都市区东北和西南郊区，通过城市快速路环线连接。埃因霍温理工大学主要通过各类科研合作组织与园区协同开展科研活动。教师和学生能进驻园区，或在校园内直接创业。同时，园区内的中小型企业也能进驻校园。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对其校园的定位是：“我们的校区，你们的校区；科技与产业相遇之地”（our campus, your campus; where science meets business）。如此，校区与园区共享资源（设施、人才、资金等）和成果、分享不同视角和前沿观点、共担研发风险。埃因霍温高科技产业园被称为“欧洲最智慧的一平方公里区域”；其诞生、演化和转型都与飞利浦息息相关。

1964年，由飞利浦主导的埃因霍温高科技产业园成立。飞利浦将其所有的研发空间和设施集中到园区，通过多领域科研力量的整合大幅提升产出效率，助力飞利浦业务的全球扩张进程。2003年，飞利浦将园区开放给其他科技企业，使得许多中小型企业和初创团队能共享园区内一流的科研设施。2012年起，园区被转让给专业资产运营管理公司，而飞利浦仍作为核心入驻企业，担当科创基石。

随着埃因霍温高科技产业园从飞利浦的“总部研发基地”转型为“面向全球的开放科创园区”，其空间形态经历了四个关键改造。

第一，散落园区各处的停车楼（场）被集中到园区外围，使得车流从园区中心区被剥离，实现人车分离。

第二，在园区内部重塑高品质蓝绿空间，并以之为基底叠加便捷舒适的步行和骑行路径系统。

第三，拆除此前各建筑组团自设的围栏等边界，使原本内向、孤立的建筑向蓝绿空间打开，与之和谐交融。

第四，将餐饮、会议、会展等服务设施集中到园区中心的条带状建筑（Strip）：建筑内部包含多种功能区和多个南北向通道，而建筑南侧界面形成滨水活力岸线，为园区科创人员提供亲近自然且活力集聚的公共空间。

埃因霍温高科技产业园空间设计 图片来源：High Tech Campus Eindhoven Beeldkwaliteitplan

（二）功能混合

“功能混合”是指校区、园区和城区在步行尺度混合、共生，而彼此的主体区域又能被清晰识别。该模式下，科创活动聚焦“高效学科交叉”。关键科创主体为“交叉研究团队+中小型企业”。园区空间特征包括步行友好、功能混合、边界模糊、以人本尺度公共空间（如小型城市广场）为核心等。

功能混合的典型案例是“MIT肯达尔广场科创区”（Kendall Square），被认为是“全球科创浓度最高的一平方英里区域”。基于麻省理工大学（MIT）的一流科研基础和先锋学科交叉创新体系（如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交叉学科研究机构Media Lab），肯达尔广场科创集群具有鲜明的融合创新特色。

以肯达尔广场（以及临近轨交站点）为核心的步行空间范围内，校区、园区和城区在平面和垂直空间高度混合，形成诸多集MIT研究机构、办公、居住、购物、餐饮、娱乐等于一体的综合科创楼宇。当地政府剑桥市针对肯达尔广场科创区设置了特别规划条件，为MIT的介入提供充分的政策空间和配套服务。MIT下设校级投资管理公司（MITIMCo），组建剑桥房地产团队，全程统筹肯达尔广场科创区的规划设计和开发建设。

除了直接开发综合科创楼宇，MIT尤其注重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主动将东校区多个停车楼（场）改造为综合科创楼宇、小型广场和开放空间，精心设计步行导向的街道系统和以餐饮（尤其是咖啡馆）为主的街道界面，摒弃汽车导向的交通工程思维，且校园不设围墙和边界。如此，主教学楼组团的“无限走廊”（infinite corridor）和肯达尔广场（及地铁站）形成步行尺度的便捷连通：两者之间步行距离约500米；仅需5分钟步行，实现“无限连接”（infinite connection）。实证研究表明，肯达尔广场公共空间及其周边的咖啡店已成为MIT教师、学生、科创人员等思想碰撞、灵感交流、禀赋匹配的重要空间载体。

MIT肯达尔广场空间设计策略 图片来源：MIT East Campus Urban Design Study: Final Report

（三）基因重组

“基因重组”指校区、园区、城区在空间肌理和地方文化层面深度融合，刺激科创模式变异；在空间上呈现为众多紧凑、尖端、精致的科创据点散布于城区公共活动中心。该模式下，科创活动致力于“高效群体创新”。主要科创主体为“初创团队+小型企业”。园区空间特征包括：工作与生活空间（居住、购物、游乐等）在步行尺度融为一体、边界模糊甚至消失、办公空间类型多样、街道网络步行体验好、街道空间品质高等。

基因重组的典型案例是“奥斯汀科创城区”。奥斯汀是美国德州首府，都市区人口约220万人，因其活跃的科创产业和多丘陵的地形被称为“硅丘”（Silicon Hill）。与常规认知的科创中心类似，奥斯汀的科创生态系统有如下特征。在高端制造、数字媒体、信息技术、医药、新能源等“高精尖”领域形成一定产业规模。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等理工强校作为支撑，拥有突出的科研设施基础和大量科技人才。科创活动主要由商会、高校和科创明星等非政府主体推动。当地政府为科创活动提供充分政策空间和全面配套支持，聚焦城市生活品质提升，精心谋划城市空间规划和设计、地方特色文化保育和培育等。

然而，奥斯汀的科创品牌有其鲜明个性。第一，奥斯汀并不盛产科技巨头，但拥有一大批敢于挑战已有行业规则的科创逐梦人。其初创企业或团队比重大，风投资本活跃，人均初创风投资金排名全球第八位。第二，“餐饮”和“零售”被认为是奥斯汀最具创新活力的行业，颠覆了人们对“科创中心”的常规认知。全美知名餐馆Uchi、连锁超市Whole Foods、户外用品制造商YETI等均来自奥斯汀。Whole Foods聚焦高品质绿色有机食品，创新采用“原材料销售+预制菜+现场餐饮体验”相结合和线上线下“全渠道贯通”（omni-channel）的经营模式，被认为是实体商业在互联网时代成功突围的范例，已被互联网巨头Amazon收购。

奥斯汀“高精尖”硬核科创与“接地气”餐饮零售创新之间不可思议的基因重组与其独特的城市文化软实力密不可分。首先，在德州“崇尚自由”的地域特质和“桀骜不驯”的牛仔精神加持下，奥斯汀科创群体形成了“我能”（can do）的创新创业底蕴（坚信原创想法，无畏挑战权威），助力奥斯汀初创型科创活动的繁荣。其次，奥斯汀现场音乐（live music）文化浓厚，具有活跃的艺术创作氛围和包容的多元文化理念，形成了“让奥斯汀保持特立独行”（Keep Austin weird!）的城市口号，为包罗万象的创新创意活动提供精神支撑。现场音乐表演通常浸润在商业街巷当中，与乐器行、独立服饰店、酒吧、咖啡馆、餐馆等商户紧密关联甚至共生，赋能餐饮零售行业经营模式和空间形态革新，提升城市生活品质。

值得注意的是，“科艺融合”是奥斯汀科创品牌与文化的内核。以奥斯汀市中心创新区为例，通过适宜步行的街道格网从南向北连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州政府、规划建设中的综合科创楼宇群、现场音乐文化街区、会展中心、若干城市公园和绿（水）道等。奔放的艺术自由激发科创活力；乐活的商业街巷（音乐、美食、独立店）和蓝绿交织的公园水道提升城市空间体验和生活品质：奥斯汀多年被评为“美国最宜居城市”。对于大量“在车轮上辗转”的硅谷科技人才而言，奥斯汀代表着他们“向往的生活”。科创行业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集聚，为艺术创意和餐饮零售行业带来先进经营理念、多样融资工具和充足优质客源。如此，科技与艺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提升创新、创意、创业能级。

奥斯汀市中心创新区空间构成 图片来源：Austin Innovation District Brochure

展望高校参与科创园区建设“新模式”

后疫情时代，全球科创产业遭遇重大波折，使得科技人员类型和科创空间布局发生深刻变革：数字游民强势崛起；科技人才向以理工强校为支撑的“大学城”聚集。以下将提炼高校参与科创园区建设的不同模式（分区联动、功能混合、基因重组）之共性特征，展望面向未来的新发展模式。

体制层面，以一流高校或企业为驱动，以企业型、服务型政府为保障，形成“校-企-政”三位一体的“科创特区”。三个案例中科创策源均不是由政府主导：埃因霍温高科技产业园由飞利浦驱动；MIT肯达尔广场科创区由MIT驱动；奥斯汀科创产业由商会、高校、科创明星等非政府主体驱动。

其中，MIT肯达尔广场科创区的运营体制最值得参考。政府为科创区提供特殊规划条件和全面政策配套。高校设立房地产开发机构统筹科创区规划设计、开发建设和运营维护，享有绝对话语权。这有利于在利益导向的科创活动中保留原创科研初心，亦有利于促进“校-园-城”的空间整合。

空间层面，贯彻步行导向的街道网络设计，强调公共空间品质提升，打造无界开放的园区和校区，实现“校-园-城”有机融合。不论是埃因霍温高科技产业园的“欧洲最智慧的一平方公里区域”（步行半径500米），还是MIT肯达尔广场科创区“全球科创浓度最高的一平方英里区域”（步行半径800米），或是奥斯汀适宜步行的商业街巷，构建安全、便捷且舒适的步行科创区已成为共识。其次，三个案例均强调不遗余力提升公共空间品质。再次，三个案例中的支撑高校均打造无界开放校园。尤其是MIT，将主教学楼组团的“无限走廊”与肯达尔广场科创区（及地铁站）贯通，形成“无限连接”，展现世界顶尖大学“敢为人先、引领潮流”的精气神和行动力。在MIT肯达尔广场，校区、园区、城区已融为一体。

功能层面，营造多元办公空间，促进工作、社交、居住、休闲、娱乐等活动的融合，将科创塑造为一种“生活方式”。三个案例均表明，科创办公空间绝不仅是标准写字楼；共享办公、咖啡馆、餐馆外摆区域、小型城市广场、滨水岸线等也是重要的“科创办公空间”，尤其适宜初创团队或企业。在埃因霍温高科技产业园，园区空间宛若一座蓝绿交织的生态公园；每一幢建筑面向自然开放，便于科创人员与不同领域的合作者或陌生人自由交流。在MIT肯达尔广场科创区，功能复合的综合科创楼宇环绕公共广场或绿地，其底商设置各类餐馆、酒吧和咖啡馆，凝聚科创人气和活力。在奥斯汀，星罗棋布的科创活动融入本地文化，蔓延到每一条商业街巷，形成了“科艺融合”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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