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让人们逐渐意识城市对于公民社会之意义。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城市曾经是路过谋生的地方，是流动的家园。应付一个流动的地方，大家有无数流动的办法与之应对，因为总是不确定会在这里停留多久，也不知下一年将流向何方，对于城市总是难以投入耐心与关怀。

当今，中国约63.89%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面对愈加频发的城市“黑天鹅（指难以预测，但突然发生时会引起连锁反应、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的小概率事件）”“灰犀牛（指明显的、高概率的却又屡屡被人忽视、最终有可能酿成大危机的事件）”“大白象（对风险的熟视无睹）”事件，关于城市能否承载人们的幸福期待，人们需要一个怎样家园的省思也显得愈发迫切而必要。

“事实上，中国城市40年快速发展的成果正在经受不断发生的各种灾难和突发事件的检验；表面的光鲜亮丽正在被灾难和突发事件所嘲弄。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都与城市的发展理念、营建模式、运行和治理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反思城市发展与治理本身的既有问题是规划师的责任，也是每一个生活在此城此地之人的责任。

当层出不穷的“海绵城市”“智慧城市”“韧性城市”等方案、实践不断被推翻又重构。我们常常会被“规划以何为名”困扰，但美好城市的本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从未改变过。作为实现美好城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手段，规划以何为名并不重要。当我们能够抛开“人—自然二元对立”的观点与学理性、机械性的规划范式，重新以“人”的视角讨论城市发展的愿景与现状，完整融通地将现存问题的解决方案与未来蓝图落实在城市基底之上，规划才能实现它本质的意义，城市公共安全或也将走向更为宽阔的坦途。

2023年伊始，卷宗梳理过去一年中世界范围内影响城市规划之突发灾难事件，试图探讨城市规划背后“人的编码”。在多年疫情、经济衰退和躺平主义弥漫的现代世界，身旁的示警仍要挖掘，走进得以目睹，走近之后书写。

即便在当代中国城市治理中，许多常见的措施中都能够看见传统中国里坊制城市治理理念的身影。例如，我国城市社区基本上以封闭性社区为主，随处可见各种通过围墙、路障等围成的各种类型和性质的城市社区。我国超大规模城市普遍存在的交通拥堵状况，与中国城市社区的此种封闭性很难说没有关系。为了缓解交通拥堵，许多城市曾一度提倡打开封闭式社区，形成城市交通循环的毛细血管，但类似的改革最后都无疾而终。

而至2019年新冠疫情以来，围挡、路障、核酸亭逐渐成为一种不言自喻的符号，作为防疫体系、资本市场、社会管理等多重功能叠加之下的产物，它们无疑改造了城市公共空间，成为城市的新装置、新地形、类型学意义上的新景观，昭示着这个时代人的流动性与核酸的关系，造就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那些曾经聚集过人流的公园、广场、街角被难以数计的围挡所占领，因“隔离”二字所带来的各种啼笑皆非之事不甚枚举，在“感动”的主流情绪渲染之下，亲密距离仿若被一种更为“坚固”的荒诞所淹没。那些仍旧散落在路边的铁皮依旧保持着原来的模样，蓝色、白色的油漆在阳光的照晒与雨水的冲刷下褪色泛白，面对着人来人往，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恍然等待一个被摆弄的新世界。

因疫情而生的围挡与核酸亭。摄影：朱润资

2022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当日印发《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根据方案，2023年1月8日起，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对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实行隔离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实施分级分类收治并适时调整医疗保障政策；检测策略调整为“愿检尽检”；调整疫情信息发布频次和内容。依据国境卫生检疫法，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采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

几乎是一夜之间各大城市撤掉的健康码、场所码海报

上图摄影：Chie M奇敏

下图来自小红书@wasakalaka

一夜之间，三年来都曾坚固如斯的“核酸码”“行程码”“健康码”“原地静止”“非必要不流动”“围合管理”……消逝在人们或欢欣或怅然或愤懑的情绪中，历时三年的清零戏目，由此迎来了剧终时刻。“剧变之中，许多人恍惚间以为自己是在见证历史，可那不过是在失去主体性后旁观自己的命运在时间河流里辗转。”史学家许倬云曾言：“我们都在这个时代之下有惊慌失措之感。”“我很难去定义这些设施的属性。它们大部分处于闲置之中，因此并不完全为了隔离和秩序而存在。它们的出现，既像是某种危机来临前的警示——就如沿海城市中的那些涨潮预警；也像是危机过后的废墟，在提示着人们勿忘历史。”或许，我们都是历史的旁观者。然而，我们也都要亲自踏上历史的出路。

2022年10月29日晚，韩国首尔不到平方的梨泰院踩踏事件街道上聚集超10万之众，结果不幸酿成重大意外，造成158人死亡。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这起事故是21世纪发生的第九大踩踏事故。此次严重事故，是近年来大城市公共场所安全事故的一个缩影，它再次表明：如何统筹城市发展与安全，优化城市风险治理，已成为迫在眉睫、无可回避的重大问题。虽然极端踩踏事故是一个突发的、无法事前计划、预测的事件，但现代人生活在高人口密度的城市，面对每天通勤、购物、休闲中的“挤”，若只是见招拆招永远有接不完的招。面对汹涌人潮，我们该如何自处？

发生在2022年10月29日晚的韩国梨泰院踩踏事件

1995年首尔瑞草区三丰百货倒塌事件的幸存者、后来故事写成《我是三丰幸存者》一书的李善敏难过地指出，从1995年的三丰百货事件到2022年的梨泰院，不断证明对于“安全社会”的被动与消极，大家每天都麻木地投入这场反覆危险的生存游戏，每天都侥幸地想“我和我的家人不会遇难而死”，但却没人能笃定：下一次你我还会不会一样侥幸。

东南大学关于街区紧急疏散的研究

上图：街区层面紧急疏散避难行动的时空过程图示。

下图：街区层面针对紧急疏散避难过程的分级设计与控制图示。

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流量研究系统

基于2014年6月的早高峰时段人流预测2015年同比时间段的流量变化

不论是梨泰院踩踏事故还印尼、麦加、上海外滩踩踏事故还是北京，大城市的踩踏事故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绝非偶然，“市民安全”问题也必将为整个社会所重视，诚如当年北京密云踩踏事件北京市代市长所言，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中国城市治理的传统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治理模式和传统，并延续至今，主要呈现出如下特征：依托整个国家的官僚体制，通过组织化或者网格化治理的方式将人口固定在适当规模的封闭空间之中，并以行政压制型法的手段进行管控和治理。如里坊制，虽然宋代以来工商业繁荣曾一度打破其时空限制，但里坊制所象征的一整套城市网格化封闭式治理的理念和手段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演变，不断转化为许多新的具体城市治理措施。

2022年9月16日下午，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的中国电信大楼发生火灾。据报道，本次火灾为芙蓉区荷花园电信大厦外墙起火导致，幸无人员伤亡。2022年2022年11月24日晚，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吉祥苑小区一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10人遇难、9人中度吸入性肺损伤，初步确定火灾因家庭卧室插线板着火引发。2022年11月26日下午，重庆市合川区某高层住宅突发火灾，幸无人员伤亡，本次起火的原因是业主的家里设备充电引起火灾事故。2022年11月28日凌晨，上海市闵行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火灾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

近几年，国内超高层建筑和高度较高的高层建筑，已经不止一次发生火灾。在过去多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建筑高度仿佛与城市的发展速度画上了等号。然而，当楼宇平均高度向上攀越时，高层建筑火灾数量也不断上升。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数据，2021年共接报高层建筑火灾4057起，造成168人死亡，死亡人数比上年增加了22.6%。

上图：2017年英国伦敦北肯辛顿区一座24层公寓大楼起火。

下图：2022年乌鲁木齐居民楼火灾，后被质疑因封控措施而导致救援人员错过了最佳救援时间导致伤亡扩大。

相较于低层建筑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更加危险。高层住宅火灾有火势蔓延快、疏散困难、扑救难度大三大特点。高层建筑由于结构复杂，人员密集、疏散难度大，一旦发生火灾，发展迅速，“烟囱效应”会更加明显，扑救难度也更大，火势很难得到有效控制，会让高层建筑瞬间成为“火场迷宫”，往往造成较大伤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钢材结构技术与理论的进步，促使摩天大楼（Skyscraper）的出现。1931年建造的纽约帝国大厦，共102层高度达381米，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高楼。帝国大厦世界第一的纪录，直至1973年才被纽约世贸大楼超越，随后芝加哥希尔斯摩天大楼建成，开启全球摩天高楼竞赛风潮。包括上海中心大厦、纽约世贸中心一号大楼、台北101大厦等，都是楼高超过500米的超高层建筑。目前，世界第一高楼为迪拜的哈利法塔（Burj Khalīfa），高度达828米，楼层总数为169层楼，于2010年竣工启用。

摩天大楼的高度竞赛，改变了现代都市天际线，大楼林立的城市地景成为文化与经济的象征。然而，超高层建筑在反映建筑技术与设计的革新之余，同时带来更多严峻的消防安全问题。高楼层建筑的垂直距离长，楼层用途复杂，内部可燃物多，人口密集财物集中，使得高层火灾救援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

世界超高层建筑学会（CTBUH）的数据显示，中国超高层建筑数量已经是全球第一。截至2021年，中国拥有15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2581座，其中200米以上的有861座，3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99座，均为世界第一。数量众多的高层、超高层建筑带来了大量管理和安全上的问题，火灾就是其中之一。2017年的统计显示，上海共有27米以上高层建筑3.1万座，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近600座，数量、规模均居世界首位。2007年至2016年十年间，上海高层建筑就发生火灾4293起，造成474人死亡，106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2.89亿元。

如何破解超高层建筑的消防难题？业内专家指出，超高层建筑火灾扑救需要很高的专业要求，且绝非消防部门一家之力就能解决，需要住建等多部门通力协作、协同治理。相比灭火，防火更有现实意义。而当务之急是限高。其次是外保温材料的规范使用也是预防高层火灾的关键之一。或许，想要破解超高层建筑的消防难题，预防比扑救更为重要，须各方通力合作，携手为超高层建筑加上一把“安全锁”。

2022年8月18日15时，据中国气象局官网实况显示重庆北碚国家站最高气温达44.7℃，为重庆市有气象记录以来的第一高温。持续性高温还引发重庆市涪陵区荔枝街道、江北街道所辖山林相继发生火灾，而邻省四川也因持续干旱导致多地间断性停电引发举国关注。

2022年8月末发生在重庆的特大山火，超过数千名消防员与志愿者加入了这次灭火。

自7月以来长江流域正在遭遇1961年以来最严重的气象干旱，从上游的四川到下游的沪苏浙，热浪和干旱席卷几乎整个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及其邻近地区，形成1961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平均强度最大的高温少雨天气；从居民生活到经济产业运行，都备受干扰冲击。从2012年夏季的北京特大暴雨，到2021年夏季的郑州特大暴雨，再到2022年多地频发的极端高温事件，气候变化加剧已令城市问题从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宜居品质性问题发展为生命与生态安全底线性问题。

上图：因长时间的高温天气，重庆千厮门嘉陵江干涸，大桥的桥墩完全露出。摄影：中国新闻周刊&视觉中国图

下图：2022年夏季高温天气导致的供电短缺，促使川渝地区与长三角地区多地限电，部分城市则关闭建筑的景观灯，图中为熄灭景观灯的上海外滩。

不仅在中国，今年夏天，北半球同时出现了三个高温地区，除了亚洲，欧洲和北美也都经受着高温干旱的考验。尽管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倡议与行动已广泛开展，但从城乡规划学科来看，对于超出预警范围、突破阈值的高温灾害的准备远远不足。

快速城镇化过程带来的人口高度集聚、城市扩张及下垫面改变是加剧局地极端高温发生强度与频率的关键因素。一方面，产业与人口高度集聚导致能源消耗与人为热排放激增；另一方面，大范围高强度高密度的城镇建设、不透水下垫面铺设、高储热建筑材料使用等导致城市下垫面通风散热能力降低，城镇建设区域高粗糙度地表限制了具有气温调节效应的城乡二次环流。

身处极端热浪，只躲进建筑里并不能真正拥有凉爽，温热环境中“温度”“湿度”“风速”“热辐射”的客观因素，和人本身“着衣量”“代谢量”的主观因素交叠影响人们对环境的感知。建筑空间内，如何达到舒适的温热状态，必须透过建筑设计去调节与平衡。“看起来凉爽”的望梅止渴，只能是设计的前提，“依赖设备降温”的饮鸩止渴早已被看透是恶性循环的手段。人既是温热环境感受的主体，是使用建筑的主要对象，那么，就该好好思考如何顺应气候，寻求人在建筑中、建筑在环境中，最好的容身方式。

2022夏天诸多城市在地铁站内设置纳凉区供市民们避暑

2022年是史上最热的一年，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或许我们很难通过某一项或某几项技术，解决不同城市不同情境下应对高温的需求。因而制定一整套城市降温战略是十分必要的。2020年，英国伦敦发布报告《伦敦城市韧性战略2020》，提出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应系统性地提高城市的韧性。其中，为应对高温伦敦参考巴黎“城市冷岛”规划提出：每一位市民在夏天，只需要7分钟步行，就能立刻找到周边的公共避暑空间，包括城市公园、公共喷泉、公共图书馆等等。

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与其说是自然界，不如说是人造界或人工界。“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现在城市的适应性是针对过去几百年的气候建立起来的，过去要比现在更为凉爽，这意味着所有的城市都需要进行升级改造，来适应未来极端的天气。

对于城市规划者、建筑师来说如何应对突发灾难是时代给予他们的命题，正是对灾难的应对，给了规划师、建筑师新的实践机会，推进了技术和建筑业的进步，甚至是城市的改造。

19世纪中叶欧洲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催生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出现与发展，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于健康城市、韧性城市等的研究与实践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但是从两年多来国内新冠疫情防控及其产生的次生灾难来看，防疫中的核心问题、关键矛盾是由于简单、僵化、无序的应对治理体系造成的，而并非主要是城市规划的责任。然而，城市规划作为一项社会公共事务，规划人历来具有前瞻思考、主动检讨、不断改进的情结与传统，因此，我们也不妨面对疫情防控的新阶段、新问题，反思一下城市规划面临的新挑战、新思考。

在当代中国，有别于西方现代城市化进程的是催生出了一批处于夹缝中的一种社会空间—-城镇，它是散布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地理空间，也是裹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空间。“旧的是拆了，新的在哪儿呢?”过去被我们亲手拆毁了，未来对城镇中向往城市生活的人来说却是一片茫然，割舍传统的同时，人们发现城市化许诺的只是虚假而空洞的美好前景。

这是中国城市规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转型中国必经之阵痛。在我们看不见的、听不到的地方，还有更多“城市”饱受其次生灾害和影响深远的困扰，很可能都不会再出现在公众眼前。正是因此，我们重新提及城市公共安全、城市规划之必要性，我们更要记住这样的2022。

在变动时局里，愿我们仍旧拥抱爱与喧闹的世界，不再沉迷于一种刻板定义中的城市生活，到一个城市公民所应当享有的安全的公共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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