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清明上河图》假画、一条王忬的命与一本奇书《金瓶梅》，共同交织成史上最扑朔迷离的一段传奇，同时也催生出最神最威的文艺全才王世贞（1526—1590）。凭着史家之笔，全方面地记录下大明文化风华的同时，也开创出晚明独特的文艺新风潮。

从“元美”到“弇州山人”，透露出阶段人生的心境，象征王世贞从一颗闪耀之星“元美”，转变到虚无空间“弇州”中的山人，宣告他离开残酷无情的政治世界。尽管遁入“乌有之乡”弇山园，“凤洲”似乎还在提醒大家，弇州中那只五彩仰天鸣鸟（凤），即将在艺文天地中大鸣大放，以绚烂夺目的王者姿态降临于世。

一、神人养成

天生资质过人的王世贞，有着过目不忘的能力，对于需要饱览群书的文人而言，自然是无往不利。年仅22 考中进士，[1] 在平均33 岁的明代进士中算早。[2]《弇山堂别集》有《早达》一条，记录了21 岁以下的进士及23 岁以下的状元，可以反映出他的水平。

相较祝允明（1460—1526）七次不中，文徵明（1470—1559） 九次落榜， 王宠（1494—1533）八次不第，王世贞的表现在苏州地区无疑是亮眼的。除了科考顺利外，官宦世家所提供的充分资源，让他“博极群书，古今宇宙之间，无所不知”，[3] 累积下傲视群伦的丰富文化资本。除了诗文，雅好书画及各类文玩，几乎达到“无所不通”的境界。[4]

王世贞早年与李攀龙（1514—1570）结社，继之成为文学复古运动的领袖。[5]政治上也因为不畏严嵩（1480—1567）的强权，塑造出行侠仗义的形象。同时在不断地文会与结社下，结交朋友与影响力可说是扩及天下，而非局限于特定小区域。加上善于运用自己的渊博学识与批判能力，很早就创建出一套文艺点评机制，使他逐渐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33 岁所完成的《艺苑卮言》（1558、1561 序），稍事修改后于40 岁时出版，特别重视写作风格的描述，擅长以形象与比喻来形容文笔特征，继承历代诗论的优良传统。写作时间恰逢遭受严嵩打击，因此对历代及当朝受到迫害的情节也都特别揭露出来。[6]

透过庞杂地评点古人，展示出极其惊人的丰富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提出完整的文学史观，为其品评两百多位当代诗文作家取得立足点。在当时那个能人辈出的时代，若没有这样一部撼人著作，很难获得公众的信服。加上广结善缘及乐于提携后进的人格特质，当如此完整的点评系统提出时，自然容易获得回响，迅速形成主流言论，过程中的小杂音自然是无可避免的。逐渐地，王世贞的影响力开始遍布全国，在李攀龙过世后领导文坛二十年以上，成为16 世纪下半叶文化界的领袖。

王世贞在34 岁时，父亲王忬惨遭严嵩陷害，后逐步淡出政治圈，之后多数时间留在家乡，从事著述、游历、交友、赏鉴等活动。他本身拥有不少收藏，对造园、书画、古籍、陶瓷、缂绣到珍玩等都有深入研究。弇山园中九友斋罗列出生命中的九友：

斋何以名九友也？曰山，曰水，斋以外物也。曰古法书，曰古石刻，曰古法籍，曰古名画，曰二藏经，曰古杯勺，并余诗文而七，则皆斋以内物也。是九物者，其八与余周旋，而一余所撰著，故曰九友也。[7]

他在文艺方面的广博兴趣，或许是由于早年陪在伯父王愔（1481—1558）身边五年的熏陶。[8]

嘉靖四十三年（1564），父丧服除，离薋园落成，邀约文坛名士三十多人，共获赠诗四十余首，请钱穀（1509—1578 后）、尤求（生卒年不详）绘图。[9] 后来在隆福寺西建造小祇园，请来名家张南阳（1517前—1596 后）叠石，又陆续完成西弇与东弇，最后落成的是园林北部，也把弟弟王世懋（1536—1588）接来同住。修筑弇山园几乎耗尽家财，最昂贵的就是三座石头筑叠的弇山，[10]中弇和西弇都是张南阳的杰作。完成后，园林也开放供人游玩，为了避开游客喧嚣，还移居别处。除了写下八千言的《弇山园记》八篇，还特地汇集诗文编成《山园杂著》，前面附以不同视角的版画，详细介绍各景点。《弇山园记》有：“吾向者，有百乐不能胜一苦。而今者，幸而并所谓苦与乐，尽付之乌有之乡。我又何系也？夫山河大地皆幻也，吾姑以幻语志吾幻而已。“一苦”指的应是其父被陷害而论罪处死，仅有借由弇山园这个“乌有之乡”，一生之苦乐才得以消解。弇山园的命名，是因为《南华经》中“大荒之西，弇州之北”一语，后来看了《山海经·大荒西经》的“弇州之山”才决定以此命名。[11] 此园成为他日后淡出政治的文艺生活中心。除了过人的才能，陈继儒（1558—1639）曾评价其“生而美姿观，风采玉立。与客谈笑，觉温秀之气溢于眉目间”。宛如神仙中人的相貌，当然可以为社交加分不少，让他可以轻易突出于各式雅集聚会中，很容易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12] 关于王世贞早期的个人形象，张怡（1608—1695）在《玉光剑气集》中有：

王元美世贞，风采玉立，与客谈笑，温秀之气，溢于眉宇。语及古人忠孝节烈，则又慷慨淋漓。在浙修岳公、于公祠墓，为文以奠，词极悲壮。在南阳修张睢阳、铁尚书祠。在南都请崇文庙，梨配享。其居丧也，三年不茹荤御室，十年始具衣冠，与燕会。不畜姬侍，不置声乐。义田千亩，岁时率族奠祀惟谨。生平于故旧兄弟，白首无间言。推服于鳞，而逊敬美。尤不惜以齿牙笔札缓急人。其门贤愚丑好，靡所不具。而中间交态，离合向背之故几百变，公皆安之。[13]

描述他“风采玉立”，而且“不畜姬侍”，是一位有着满腔热忱、慷慨节义的有志青年，又喜欢广结善缘、乐于助人，不分贤愚丑好，皆一视同仁。陈继儒《见闻录》中言：“但知公气笼百代，意若无可一世，而不知公之奖护后进，衣食寒士，惓惓如若己出。”[14] 告别政坛之后的王世贞，可以参考朝鲜柳梦寅（1559—1623）的《於于野谈》：

王世贞一生攻文章，居家有五室，妻居中堂，四室各置一妾。其一室置儒家文籍，有儒客至，见于其室讨论儒书，其室之妾备礼食待其客。其一室置仙家书籍，有道客至，见于其室讨论道书，其室之妾备道家之食待其客。其一室置佛家书籍，有释客至，见于其室讨论佛书，其室之妾备释家之食待其客。其一室置诗家书籍，有诗客至，见于其室讨论诗家，其室之妾备诗人之食待其客。各于宾主前置纸笔砚，常以书辞往复，未尝言语相接；客去遂编而成书。一日有少时友至，犹尚寒士也。俄而，总兵官为亲求碑铭，以千里马三匹、文锦四十匹、白金四千两为润笔之资。世贞立其使者，展纸而挥之，以答之，尽举润笔之资与寒士，不自取一物，其值可数万金。翰林学士朱之蕃，其弟子也，尝在世贞客席。有人为其亲索碑文，其行状成一大册，几至万言。世贞一读，掩其卷，命书字的，秉笔而呼之，未尝再阅其卷。既卒业，使之蕃读之，参诸行状，其人一生履历年月官爵无一或差。其聪明强记如此，非独其文章横绝万古也。[15]

这则轶事转述自朱之蕃（1558—1626），并未见载于中土文献。[16] 文字中强调王世贞的聪明强记与无所不通的渊博学问，同时也展现出好客的文人风雅态度与疏财助人的磊落胸怀。谈迁（1594—1658）在《枣林杂俎》中也提到其慷慨的一面：

长洲袁安节，清介绝俗，虽善啖，贫不属餍。每市蚬佐酒，可竟斗许。门生尝饷十金，辄三分之袖其一，乘月步赠穷交，其贫多繇此。访王元美，留竟夕。俄接家报，中叹。元美问之，方负进二十金见迫，即代偿之，以尽其欢。后解南太宰，荐元美自代。元美起南少司马，尝戏曰：“吾生平此二十金用得着。”[17]

更晚年的具体形象，可以参考朝鲜诗人许筠（1569—1618）的《惺所覆瓿稿》：

余因问：“曾见弇州否？”上使（朱之蕃）曰：“癸巳春，往太仓请益于弇州公。时以南大司寇致仕，貌不中人，眼炯如花。园筑考古、博古等堂，聚诗社友门徒赋诗，饮酒终日，日饮五六斗不醉。人有求诗文，令侍婢吹弹而讴，伸纸辄成。”[18]

可知58岁的王世贞，经常与社友、门生文会雅集，终日饮酒而不醉，诗文更是援笔立就。[19]以上三段文字相当精准地描述其一生的三个阶段，早期的意气风发与满腔热血，中期的艺坛驰骋与笑傲人生，晚期则是转趋以诗酒、友朋相伴的平淡生活。

关于饮酒，无论在晚明还是现代，都是宴乐场所中很重要的能力指标。何良俊（1506—1573）认为王世贞是其所见过酒量最好的一位：

余交知中称善饮者，则有宝应朱射陂子价、南都许石城仲贻、姑苏袁吴门鲁望、太仓王凤洲元美、上海朱醉石邦宪。每饮必竟日，恬愉畅适，所谓令人欲倾家酿者也。[20]

王世贞除了自己办雅集，四处饮酒作乐的记载也屡见不鲜，友人何良俊言：

余尝至阊门，偶遇王凤洲在河下。是日携盘榼至友人家夜集，强余入座。余袖中适带王赛玉鞋一只，醉中出以行酒。盖王脚甚小，礼部诸公亦常以金莲为戏谈，凤洲乐甚。次日即以扇书长歌来惠，中二句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齿颊生莲花”，盖不但二句之妙，而凤洲之才情，亦可谓冠绝一时矣。[21]

连晚明盛极一时的青楼文化，他都能切合时宜地展现出冠绝一时的才情，完全符合“无所不通”的评语。除了白天行乐以外，晚上还要举行“夜集”，犹如今日的夜生活，显然需要旺盛的体力。姚希孟（1579—1636）曾言：“尝闻故老谈王元美先生事，未尝不俯首拜下风也。弇山、离薋之园，无一日无客，客至即飞觞啸咏，日未中呼酒留连，至午夜不止。就隐囊阖睫少顷，即神明湛然。高阳、河朔之客，终不能与之角胜。而其结构为文章，度雁漠，走鸡林，为一代宗工巨匠。闻其操觚时，止頯栉前三四刻，高文大篇如风雨之骤至，此之谓异人。”[22] 说他不只酒量好，累了只要靠着“隐囊”稍事休息，就能恢复精神，写文章也是神速至极，简直就是“异人”，难怪《明史》说他天赋异禀。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些记载过于夸大，仅有一则时或许可以如此思考，然而当许多人都这样说时，便不得不考虑其真实性，毕竟这些文人都不是泛泛之辈，自有其判断能力。像王世贞这样的人，无论古今都足以称奇，尤其在晚明尚奇的风尚中，自然更显耀眼夺目。

在高尚优雅的文人兴趣外，王世贞也有世俗幽默的一面：

王元美与客宴集，王偶泄气，客皆匿笑之。王即设令：“要经书中‘譬’字一句。”王举“能近取譬”，众客于“譬如北辰”“譬若掘井”等语尽举之。王皆以不如式论罚，众客不服。王曰：“我‘譬’在下，不若公等‘譬’乃在上。”[23]

有以星术见王元美者。座客争扣吉凶。元美曰：“吾自晓大八字，不用若算。”问：“何为大八字？”曰：“我知人人都是要死的。”[24]

王元美宴弇州园，偶与画士黄鹄联席，鹄貌极陋。元美曰：“人皆谓我命带桃花煞，果然！”人问何也？曰：“得与美人联席。”吴人皆举为口实，凡见貌陋者，必曰“命带桃花”。[25]

最后一则再次突显出其领袖魅力，不仅止于文人间的争相模仿，[26] 连市井小民都为之疯狂，随口说个笑话，便造成效法风潮。似乎王世贞所有的言行举止，都能够衍生出新的流行，很快就可以带起新风向，犹如今日的超级网红。

二、尤物贾祸

根据明清笔记小说，嘉靖年间首辅严嵩（1480—1567）父子，仗着权势四处搜刮书画文物。为了得到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便向当时收藏者王忬（1507—1560）索求。王世贞的父亲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商请画师黄彪（1522—1594 以后）摹造一本以敷衍。后来一位汤姓（勤、翰、九、臣、曰忠等不同版本）装裱匠，向王忬索贿不成，转而揭露此事。严嵩父子怀恨在心，最终借故陷害王忬并处死。[27]

明人田艺蘅（1524—1591）在记录抄没严嵩家产的清单中，提及此画在陆家，严嵩先以一千两百金买到赝品，导致相关人等家破人亡。[28] 王世贞在《清明上河图别本》中说：“《清明上河》一图， 历四百年而大显，至劳权相出死构，再损千金之直而后得，嘻！亦已甚矣。择端他画，余见之殊不称。聊附笔于此。”[29]可知《清明上河图》真迹从严嵩家抄进入内府，为了此画不择手段诬陷他人，最后又耗费千金才得到原迹，这与田艺蘅的赝本摧毁许多家庭是一致。至于王彪、黄彪仿本的差异，有学者推测王彪应该是黄彪之讹，也有认为是不同人。[30]由于王世贞完全未提父亲与伪画之间的关系，让人又有不同的想象空间。[31]

故事发展到沈德符（1578—1642）的《万历野获编》，又增添许多情节。收藏者变成王鏊（1450—1524），王忬在买不到真迹的状况下，请黄彪制作摹本，后来遭汤姓裱工出卖铸成大祸。[32] 关于王忬买画的部分，在王世贞友人张凤翼（1527—1613）的信中出现过：

凤洲被诬，已有大老从中调护，大都可无虞。昨日二客过我，其一要道也，问凤洲事甚悉。初云闻其使酒难近，生对云：“高兴则有之，若醉后更了了，且觉柔和无难近也。”又问市名画一事，生不知当如何答，但权辞云：“向闻严氏托其乃翁觅一画，适为人所欺，市其赝本，因而致憾。不闻王氏自市，且非凤洲所与也。”又问及《艳异编》，生答云：“此乃其族人所为，欲令大行，且索高价，故托名凤洲。凤洲初知时亦甚怒之，但有名分，无可奈何耳。”[33]

显然坊间流传着严嵩请王忬买画一事，只是这里的说法变成，王忬遭骗买到赝品，才会导致憾事发生。显然，沈德符所记载的买画事件，不全然是空穴来风。张凤翼此札时间当在王忬过世（1560）以后，此时王世贞还深受《艳异编》的污名所累。王世贞的另一位好友詹景凤（1532—1602）说：“《清明上河图》，本南宋院人张择端画。然太仓王氏以之贾祸，严相以之杀人，则尤物也。后严氏籍没，图书画输入大内。”[34] 相较他书中提及王世贞的相关记录都直言不讳，此处刻意以“太仓王氏”简单带过，语气上明显有所顾忌。毕竟是发生在好友身上的悲剧，无疑更凸显王忬买画一事的真实性。

严嵩的党羽许论（1495—1566），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见到严家所收的《清明上河图》：

嘉靖丙辰四月十九日，于严公处借观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刻丝装裱，白玉笺，轴首有徽宗书“清明上河图”五字，下识以双龙印，图之所藏川原、林麓、市井、舟车、人物走集之盛，及历代转藏者姓氏，具见于大学士西涯李公及金张公翥、元高公准所叙矣。画诫神品，尤难者舟车舍宇，皆手写圆匀些小界文而已，图末有大宅扁书赵大丞家，往来者方骈阗，似非市井尽处，或后人有截去者未可知也。西涯身后，陆公水村购得之，云价凡八百两，今又不知几何矣。严公好古，所藏李伯驹《桃源图》、李昭道《海天落照图》、摩诘《辋川图》、萧照《瑞应图》、李龙眠《文姬归汉图》，皆称世宝，余并获观云。[35]

鉴于此时王忬尚未出事，推测此卷不太可能是真迹，摹本的概率较大。很可能正是王忬所买赝本、黄彪摹本或王生摹本。由于传世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图1，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上并无严嵩父子收藏印，仅从画面与题跋的文字记载，只能推知是哪个版本，无法确定是否真迹。或许有人质疑黄彪摹本不是在王世懋手中，不过很难排除他摹制多本的可能。至于王世懋藏本的题跋内容，几乎与李日华（1565—1635）所见本子完全相同，唯独缺乏陆完（1458—1526）等人收藏印，如此更加具备摹本特征。显然李日华所见到的陆完藏本，大概也是黄彪摹本之类的本子。[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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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现存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明初在蓝氏、吴氏手中，后由大理寺卿朱文征收藏，1451 年李东阳（1447—1516）于卷上题跋。弘治以后，归华盖殿大学士徐溥（1428—1499），临终前赠与李东阳，李于1515 年再次题跋。1524 年为兵部尚书陆完（1458—1526）所收。之后的下落就出现各种说法，有王鏊（1450—1524）、陆完（1458—1526）、顾鼎臣（1473—1540）家等，亦有说是王忬自藏，最终落入严嵩、严世蕃（1513—1565）手上。[37] 此画之所以与王家纠缠不清，正是因为从陆完到严嵩这一段的收藏空白，加上《清明上河图》错综复杂的仿本，[38] 让好事者们有机会见缝插针，不断加油添醋成伪画致祸一事。

类似《清明上河图》的强取事件层出不穷，王世贞曾记录他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见闻：

《海天落照图》，相传小李将军昭道作。宣和秘藏，不知何年为常熟刘以则所收，转落吴城汤氏。嘉靖中，有郡守，不欲言其名，以分宜子大符意迫得之。汤见消息非常，乃延仇英实父别室摹一本，将欲为米颠狡狯，而为怨家所发。守怒甚，将致叵测。汤不获已，因割陈缉熙等三诗于仇本后，而出真迹。邀所善彭孔嘉辈，置酒泣别，摩挲三日而后归守，守以归大符。大符家名画近千卷，皆出其下。寻坐法，籍入天府。[39]

故事情节大同小异，收藏家汤氏为了避免被严嵩夺取，请来仇英（约1494—1552）制作摹本，同样被人告发，无奈交出真迹。詹景凤也记载：

怀素《自叙》，旧在文待诏家，吾歙罗舍人龙文幸于严相国，欲买献相国，托黄淳父、许元复二人，先且令商定所值，二人主为千金，罗遂致千金。文得千金，分伯金为二人寿。予时以秋试过吴门，适当此物已去，遂不能得借观，恨甚。后十余年，见沈硕宜谦于白下，偶及此，沈曰：“此何足挂公怀，乃赝物尔。”予惊问，沈曰：“昔某子甲从文氏借来，属寿承双勾填朱上石。”予笑曰：“跋真乃《自叙》却伪，模奚为者？”寿承怒骂：“真伪与若何干，吾模讫掇二十金归耳。”大抵吴人人多以真跋装伪本后索重价，以真本私藏，不与人观，此行径最为可恨。后又二十余年，为万历丙戌，予以计偕到京师。韩祭酒敬堂语予：“近见怀素《自叙》一卷 ，无跋，却是硬黄纸，纸厚甚，宜不能影摹，而字与石本毫发无差，何也。”余惊问：“今何在？”曰：“其人已持去，莫知所之也。”予语以故，谓无跋必为真迹。韩因恨甚，以为与持去也。[40]

说文徵明（1470—1559）以文彭（1498—1573）摹本来应付严嵩的搜刮，然此事并未东窗事发。据王世贞跋《怀素自叙帖》：“真迹历数相臣家，归陆冢宰。近闻一总帅以八百金购之，复入平津邸矣。于乎，素师不习莲花梵字，作此有为迹，堕落缣素。伴朱提入紫闼，宛转粉黛间。对肥肉大酒，不亦重痛辱哉！安得祖龙火，了此累劫障为快也。”[41] 显然与詹景凤的信息不同，不过怀素《自叙帖》（图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盖有严嵩抄家官印“南昌县印”，可知确如王世贞所说，最终还是从陆完手上辗转进入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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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图2-2

另一件与王家关系比较密切的是宋徽宗（1082—1135）的《雪江归棹》（图3，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收藏者朱太保希孝（？—约1574）去世后，转由王世懋（1536—1588）收藏，他题跋：

朱太保绝重此卷，以古锦为标，羊脂玉为签，两鱼胆青为轴，宋刻丝龙衮为引首，延吴人汤翰装池。太保亡后，诸古物多散失。余往宦京师，客有持此来售者，遂鬻装购得之。未几，江陵张相尽收朱氏物，索此卷甚急，客有为余危者。余以尤物贾罪，殊自愧米颠之癖，顾业已有之。持赠贵人，士节所系，有死不能，遂持归。不数载，江陵相败，法书名画，闻多付祝融，而此卷幸保全余所。乃知物之成毁，故自有数也。宋君相流玩技艺，已尽余兄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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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提到朱孝希曾请吴人汤翰重装，王世懋因不愿割爱，不惜得罪张居正（1525—1582）。

书画价格就在这些喜爱收藏的当权者推波助澜下，水涨船高，王世贞：

分宜当国，而子世蕃挟以行黩，天下之金玉宝货，无所不至，其最后乃始及法书名画。盖姑以免俗，且斗侈耳。而至其所欲得，往往假总督抚按之势以胁之，至有破家殒命者，而价亦骤长。分宜败，十九入天府，后复逸出，大半入朱忠僖家。朱好之甚，豪夺巧取，所蓄之富，几与分宜埒。后殁，而其最精者，十二归江陵，受他馈遗亦如之，然不能当分宜之半，计今籍矣。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此价当自平也。[42]

关于价格的涨幅， 孙鑛（1543—1613）曾记一则王维《弈棋图》的买卖可推知一二，他是从当时亲历其事的翟德夫口中听到的：

摩诘《弈棋图》者，隆庆己巳时，崑山顾氏曾携入京。欲售之朱忠僖，索千金，忠僖酬之三百，不肯。曰：“往《清明上河图》是其家物，彼时实获千金，此二宝同价。”忠僖曰：“彼时买者，欲取刻契于时相，非此无以重之，岂特千金，即再倍之，亦不为重。今我但取为案上清玩，即此三百，亦聊酬汝远来意耳。若据实言，二百亦已多矣。”顾犹执前说，留数月，竟不售持去。[43]

朱希孝依据自己对书画行情的理解，认为王维此作的合理价为二百金，而《清明上河图》因有贿赂目的，即使再涨一倍到两千金也不为过，可知当时炙手可热的书画可以高达十倍的溢价。《清明上河图》在此段文字中虽然只是配角，不过牵涉的人都言之凿凿，或许从顾家到严家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总之，王世贞与严嵩不和早已家喻户晓，经常出现在戏曲小说中。严嵩起初想要笼络不成，加上王世贞不留情面的批评，老早就埋下祸根。冯梦龙（1574—1646）的《古今谭概》有：“王元美为郎，时适有宴会，严世蕃与焉，候久方至，元美问之，曰：‘忽伤风耳。’元美笑曰：‘爹居相位，怎说出伤风？’时客大笑，亦有为咋舌者。”[44]时间当是在刑部任职期间，完全不给严世蕃台阶下，当众调侃他要注意自己父亲是当今首辅，怎可说出“伤风”（败俗）的言语呢？另外也有冲着严嵩：

世庙时，宫中尝见鬼，多手多目。以问张真人，张不能对。或以王元美博识，往询之。元美曰：“何必博识？《大学》云：‘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是说什么？”盖刺严相也。严闻而衔之。[45]

王世贞引用《礼记·大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来明指严嵩就是鬼。表现出无畏于强权的盛气，以及不阿谀谄媚的刚正个性。当好友杨继盛（1516—1555）因弹劾严嵩遭下狱后，只有王世贞一人敢挺身而出，还进到狱中喂食汤药，又代其妻书写讼状，最后帮他收尸。此举无疑树立起行侠仗义的凛然形象，不免又引起严嵩父子极大的怨恨。压垮彼此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父忬以滦河失事，嵩构之，论死系狱。世贞解官奔赴，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嵩阴持忬狱，而时为谩语以宽之。两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搏颡乞救。诸贵人畏嵩不敢言，忬竟死西市。”[46] 之后，王世贞痛恨严嵩父子的态度，表现得更加直接，丝毫不假修饰。他的《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写了洋洋洒洒一千五百多字。[47] 诗中以真实笔调揭露了严嵩父子的奢华生活，政治上的贪赃枉法与专权骄逸等罪行，并记下他们被逮革职的下场，还以嬉笑怒骂词语入诗，反映出对他们的深恶痛绝！

沈德符也记录下王世贞对严嵩等权贵恩怨分明的态度：

王弇州为曹郎，故与分宜父子善。然第因乃翁思质忬方总督苏辽，姑示密以防其忮，而心甚薄之。每与严世蕃宴饮，辄出恶谑侮之，已不能堪。会王弟敬美继登第，分宜呼诸孙切责，以不克负荷，诃诮之，世蕃益恨望，日谮于父前。分宜遂欲以长史处之，赖徐华亭力救得免，弇州德之入骨。后分宜因唐荆川阅边之疏，讥切思质，再入鄢剑泉懋卿之赞决，遂置思质重辟。后严败。弇州叩阍陈冤，时华亭当国，次揆新郑已与之水火。正欲坐华亭以暴扬先帝过，为市恩地，因昌言思质，罪不可原。终赖徐主持，得复故官，而恤典毫不及沾。鄢与新郑，俱思质辛丑同籍也。严、徐品行，不待人言。而弇州每于记述，描画两公妍丑，无不极笔。虽于恩怨太分明，亦二公相业有以自取之。新郑秉政，瑕瑜自不相掩。弇州第其功罪，未免有溢辞。且词及簠簋，则未必尽然也。当华亭力救弇州时，有问公：“何必乃尔？”则云：“此君他日必操史权，能以毛锥杀人，一曳裾不足锢才士，我是以收之。”人咸服其知人。[48]

当年徐阶（1503—1583）睿智地看出王世贞能以“毛锥杀人”的史才，似乎也预言了最终会以《金瓶梅》来收场。果不其然，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讽刺严嵩父子的《金瓶梅》与《鸣凤记》，就是出自王世贞之手，或是他主导之下的作品，以报杀父之仇。值得注意的是，沈德符将王忬之死归咎于唐顺之（1507—1560）的奏疏，这是与其他版本不同之处。清初顾公燮（1734—?）的《消夏闲记摘抄》，直言王世贞执笔《金瓶梅》来讽刺严世蕃。[49] 最终，发展成在书上涂毒药，让最后一棒上场的告密者唐顺之毒发身亡的情节，最为脍炙人口。[50] 传宋张择端《清明易简图》（图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就是反映此故事的集大成作品。画幅上有王世贞、严世蕃的假印，推测是作伪者附会伪画致祸的故事所造出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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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三、繁华世界

王世贞的祖父王倬（1447—1521）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父亲王忬也曾任大同巡抚加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李维桢（1547—1626）的《王凤洲先生全集叙》说其“家世为九卿八座巨富”。[51] 生活上或许不敌严嵩的豪奢，不过仍然属于经济宽裕又有文化涵养的官宦家庭中，从小就熟悉书画品鉴与其他文人雅事。

严嵩失势后的抄家清单《天水冰山录》与《钤山堂书画记》，确实显现其惊人的豪奢财富。关于他们的书画收藏，由于未见收藏印钤盖，过去大概都是透过文字著录来加以理解。后来经学者比对研究，发现钤有“南昌县印”的即为当时所抄之作品，目前还可以见到有怀素《自叙帖》、怀素《小草千字文》（图5，兰千山馆藏）、孙过庭《书谱》、（传）欧阳询《千字文》、宋徽宗《诗帖》（图6，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这几件书法，不仅仅是质量精良而已，还都是书法史的超级大名作。除了《自叙帖》留下详尽搜购纪录外，其余很可能也都有着曲折离奇的故事。

图5

图6

严、王两家恩怨复杂，加上从《清明上河图》的夺取到复仇《金瓶梅》的出现，每个环节都是真真假假。不过如同许多学者指出，这一切早已成为历史的重要部分，无论从写作手法、内容指涉、流传刊刻等方面，《金瓶梅》都跟王世贞脱离不了关系。[52] 此时若是执意于探究其是否出自本人之手并无太大意义，寻常人等都知道买凶杀人的运作方式，如王世贞这样绝顶聪明之人岂有不懂的道理，加上此书的调性确实也完全跟其形象不符，以这样的方式处理确实是高招。既可以达到报仇的实质效果，又不会玷污自己的手。

事实上，除了王世贞、严嵩父子、唐顺之这些文人的登场，作伪者黄彪与告密者汤裱工，才是推动整个故事的关键，也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重点。缺乏这两个人的角色，故事便难以吸引人，同时也代表当时蓬勃作伪市场与装潢技艺高度发展的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弟弟世懋曾收藏过黄彪摹《清明上河图》，[53] 不过大多以为不传。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图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上有王世懋（1536—1588）的收藏印“琅琊王敬美氏收藏图书”，由于与传世几方相同印文的印章都略有小异，尽管篆刻水平相近，却一直被视为造假的印章。然而，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王世贞“贞元”印上，光检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三件王世贞收藏品：薛绍彭《杂书》、张孝祥《致姨夫判府留守待制侍郎尺牍》、曹善《书山海经》，明显就是三组不同的印章，不过布局都一样，仅在细部有些出入（表1）。会出现这些怀疑，正是过去学界对于明代中晚期的篆刻史认知不足所导致，随着近年一些与刻印相关的尺牍陆续被关注与研究，可以稍稍推知其中缘由。也就是当时文人自行篆刻的风气虽然已经开始，多数还是设计好印稿后，交由不同工匠制作出各种材质（玉、石、牙、角、木等）的印章，这些同稿生产出来的印章，就会出现大同小异的状况。如此才能合理解释这些传世名作上的“贞元”与“琅琊王敬美氏收藏图书”收藏印，为何都呈现些微的差异现象。[54] 面对类似的印章时，利用出版的历代鉴藏印谱来比对的效力就会很差，不仅对真伪判别毫无帮助，还会有误导的情形。不过，如果仔细检视印谱中所收印章，很容易发现不少十分相近的不同印章，显然编纂者已经发现这些略微差异的印章都是真的，才会收录在一起。除了王世懋的收藏章，此卷题跋质量也相当精良，远超过一般的苏州片，可推定绝非出自佣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彪《画九老图》（图8，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有其“本色字”（王世贞用语），即在没有模仿他人的状况下自然写出的风格，亦可称为本体字。整体而言，深得褚遂良（596—658 或659）的用笔与结构，许多捺笔带着赵孟頫（1254—1322）特有的顿挫，也有些瘦金书的笔法，显示出兼善多家的书写能力，完全符合当时造假的需求（表2）。若将首段岳璇（1420—1471） 题跋与黄彪所书《参同契》相较（表3），可发现用笔习惯吻合一致，完全出于一人之手。由于《参同契》刻意模仿赵孟頫，需要竭力表现出其书风特色，不过字里行间还是显露出个人的笔性。最明显就是点的写法，起笔相当具有特色，带有褚遂良作风的花哨动作，这在赵孟頫的作品中较少出现。另外，左边竖画使用重压的书写方式，形成类似水滴状的笔画，甚至带有涨墨现象，这也是黄彪本体书法中的惯有写法。透过这些独特的用笔特性，可以推测岳璇题跋与《参同契》是黄彪所书。卷上其余题跋，虽然外观上尽量做到有所区别，然而从彼此之间的细微用笔习惯看来（表4），很可能都是黄彪一人所书，唯独呈现苏轼（1037—1101）风格的元代苏舜举（生卒年不详）题跋比较不容易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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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表1

表2

表3

表4

确认王世懋印章与黄彪书法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到绘画本身。黄彪画风在学者的努力下，已经逐渐清晰，也确认出标准品可供比对。[55]首先，画中人物与树石画法，与黄彪所摹南宋陈居中（生卒年不详）《秋原猎骑》（图9，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的形态表现（表5），几乎如出一辙。至于整体表现为何稍显呆板，很可能出于模仿的缘故，也就是画家为了尽力复制原作的样貌，在亦步亦趋的作画模式下，很容易出现缺乏变化的重复用笔，这在书法临摹上也很容易出现。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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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黄彪及其儿子景星，都善于摹画：

黄彪，号震泉，苏州人。嘉靖间分宜严相（严嵩）购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捐千金之值而后得之，寻籍入天府，为穆庙所爱，饰以丹青。彪得择端稿本，稍加删润，布景着色，几欲乱真。王弇州（王世贞）谓其迹不类真本，亦自工致可爱，所乏者腕指间力耳。子景星，号平泉，精于仿古，所拟仇十洲（仇英）人物仕女，姿态艳逸，骎骎度骅骝前矣。吴中鬻古，皆署以名人款求售，奕世而下，姓字不传，不几化为泰山无字碑乎？因表而出之。景星生而体软，不能步履，端居研究，六法精工，盖静而专，非偶然也。[56]

除了临摹古画以外，黄彪也为人画像，同时擅长书法，曾送过王世贞一件仿赵孟頫《参同契》。王世贞所收藏的褚遂良《黄绢本兰亭卷》（图10，兰千山馆藏）、索靖《月仪帖》等，则是从黄彪兄弟黄熊（生卒年不详）手上购得。[57] 詹景凤曾在黄熊处看过赵孟頫《行书千字文》，黄也能书篆分真草四体千文，[58]可知同样精通书画。[59]不只黄彪父子，黄熊也参与当时的作伪，当他收到崑山周于舜（六观）（1523—1555）旧藏《宋拓兰亭帖》后，特别商借张氏所摹兰亭刻石来制作拓片，此刻曾被文嘉（1501—1583）赞许不亚于《定武兰亭》。拓完后还做旧处理，用以置换原拓，一分为二。移花接木完后的伪作，再请沈泰鸿（生卒年不详）与申时行（1535—1614）加以题跋，真、假二作分别售出牟利，最终还是事迹败露。合璧复原的拓本，后来成为王世贞的收藏，巨细靡遗地记下事情经过。[60]显然，黄家除了靠书画、摹古、作伪谋生，还兼及字画碑帖的交易买卖。[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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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透过黄彪的例子，可以感受到当时蓬勃的伪画市场，在苏州地区要找到作伪书画的人并不困难，而且就充斥在文人圈中。事实上，过去研究项元汴（1525—1590）或仇英时，都会提到仇英在项家摹写古画的情节。考虑项元汴的商人身份，加上仇英不高的出身，带有经济目的的作伪本身或许才是最大的动力。仇英《天籁阁摹宋人画册》（上海博物馆藏），其中数开尚可见到所摹原本，例如宋人《无款人物》（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王诜《绣栊晓镜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张思恭《婴戏斗跫图》（台湾私人藏）。两相比较之下，可以发现仇英所摹与原作相当接近，似乎也做旧处理过。在缺乏原作比对的状况下，加上“天籁阁”收藏印的认证，很容易与原迹混淆。花费如此大的力气临摹古画，又大费周章将之制作得惟妙惟肖，显然不会只有学习动机，背后肯定有着更诱人的因素。

另外一个与王世贞更加亲近的苏州画家尤求（生卒年不详），同样出身低微，长期卖画为生。由于画技高超，与王世贞兄弟、张凤翼、周天球（1514—1595）等多有交往。身为尤求的主要赞助者，王世贞也将他介绍出去，彼此一直维持着长期合作关系，委托绘制了不少作品，多为白描长卷，内容以描绘女子艳情故事为主，较著名的有《汉宫春晓图》（图11，上海博物馆藏）。王世贞提供丰富的文学典故知识，尤求将赵飞燕（前45—前1）的故事呈现于画面上，绘制成精彩的叙事长卷。[62] 此作根据王世贞说法，先获得文徵明小楷，从怀疑到确认，再请尤求补画。王世贞年轻时，曾经花费了三十千，从陈鉴（字缉熙，1415—？）后代得到临仿的褚摹兰亭，后来透过都穆（1459—1525）《书画见闻记》，才知道原作毁于火灾。此赝本后来被尤求索讨去，他开玩笑说：“售之，第无损人三十千。”[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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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王世贞也曾经提到自己因为资金不够，无法留下黄庭坚（1045—1105）《经伏波神祠诗》（图12，日本永青文库藏），只好找来友人王君载（生卒年不详）双钩，俞允文（1513—1579）填墨。原作随后被项元汴高价收藏，感叹如同妻妾被权势者夺取的感觉一样。[64] 另外，周氏、徐长孺、章藻、王骃也曾为王世贞制作苏轼作品的响拓。[65] 显然，王世贞身旁有一群可以制作书画摹本的高手，这当然也成为伪画致祸故事的基本条件。

图12

沈德符《假骨董》：“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穀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66] 若连张凤翼、王稚登（1535—1612）这些文人，都还要以作伪谋生，更不用说其他人。除了商业目的，文人书画赏玩也会涉及作伪。例如王世贞曾将黄彪所仿赵孟頫《参同契》展示给客人看，大家都误以为是真迹。[67] 这显然碰触到鉴赏水平的议题，究竟谁能继文徵明之后，成为书画具眼者？

另一位重要人士就是汤姓装裱匠，完全是个谜一般的人物，最后还被置换成唐顺之。周嘉胄（1582—约1658）在《知重装潢》中说：

王弇州公世具法眼，家多珍秘，深究装潢，延强氏为座上宾，赠贻甚厚。一时好事靡然向风，知装潢之道足重矣。汤氏、强氏其门如市。强氏踪迹半在弇州园。时有汪景淳于白门得王右军真迹，厚遣仪币往聘汤氏，景淳张筵下拜授装，功约五旬，景淳时不去左右，供事甚谨，酬赆甚腆。又，李周生得《惠山招隐图》，为倪迂杰出之笔，延庄希叔重装，先具十缗为聘，新设床帐，百凡丰给，以上宾待之。凡此甚多，聊举一二奉好事者，知宝书画其重装潢如此。[68]

当时两大装潢名手之一的强氏，大半时间都在王家工作，被王世贞视为座上宾，并致赠厚礼。王世贞所珍藏的薛绍彭《杂书》（图1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在万历七年（1579）重新装裱并题记于后，此次装裱很可能就是出自强氏之手。

图13

根据周嘉胄的说法，书画装裱开始受到大家重视，居然也跟王世贞的注重有关，这无疑是收藏观念的重大转变。这样的观点，显然跟现代保存修复科学的发展不谋而合。

至于汤氏，同样备受藏家礼遇。汪景淳为了请他装潢新收的王羲之（321—379，一作303—361，又作307—365）墨迹，不仅以丰厚报酬礼聘，同时摆酒拜请汤氏接下案子。在工作的五十几天内，随时陪侍身旁，全心侍候这位裱褙大师。[69] 李周生重金礼聘庄希叔重装倪瓒（1306 或1301—1374）的《惠山招隐图》时，为其准备全新的下榻床铺，完全以上宾来对待。周嘉冑还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显示出当时装潢所受到的极大重视。

王世贞曾赠诗给汤氏，称为国朝第一手，还说他擅长鉴赏，[70] 这无疑提高整个故事中，汤姓裱工揭露假画的可信度。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受到王世贞推崇的汤裱工，不可能助纣为虐，因而得出相反结论。[71] 除了读书文人希望获得王世贞的加持，连装潢工匠也都想借着他的美言而有所提升。王世贞所收赵孟頫《重江叠嶂》（图1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卷后即有“嘉靖癸亥（1563）秋月少林汤杰重装”，很可能就是该位汤姓裱工，[72] 也曾委托他裱装新收到的宋四家与赵孟頫作品。[73]值得注意的是，汤杰也为王世贞收藏竞争对手项元汴工作过，在万历四年（1576）秋，装裱赵孟頫（俞和伪）《望江南净土词十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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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早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 文彭（1497—1573）以岁贡获得嘉兴府学训导一职，在嘉兴的一年半内，与项元汴往还频繁，为其作书、鉴定、题跋、推荐藏品，还介绍裱褙工匠。文彭《行书尺牍卷》（旅顺博物馆藏）：“汤淮之艺犹有乃父遗风，中等生活可发与装潢，幸勿孤其远来之望也。”又出现另一位汤姓裱工，只是无法确定汤父是哪位。[74] 苏州的汤氏装裱工，在中晚明无疑是个有趣且复杂的议题，出现许多位不同名的匠人，屡屡被收藏家所提及，部分也在作品上留下装潢记录及名款。[75]

有关严嵩父子收藏、《金瓶梅》、伪画致祸故事等，无处不展现晚明繁华生活的各种场景，可以感受到对物质生活的极度追求与讲究。

四、文艺史观

王世贞认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76]立志撰写一部明史，很早便专注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又有机会窥览宫中秘籍。除了重考据的务实态度，还有史家最重要的客观立场，著述史料之丰冠绝古今，对明末清初史学产生很大的影响，清初撰修《明史》时，便以其论点为主要基础材料。他同时也热衷于梳理各种文化、专题史，如文学批评史《艺苑卮言》、书法史《王氏书苑》、绘画史《王氏画苑》、书信史《尺牍清裁》、诗批评史《明诗评》、散曲史《曲藻》、科举制度史《科试考》、谥法史《谥法》与《谥法通纪》、宦官史《中官考》、兵制史《兵制考》，以及园林史等，都有着明确的专题史观念。明清史学家一致认为，“元美之才之学驾陵千古”。[77]

王世贞生平拥有大量藏书，建小酉馆藏之，贮书高达三万余卷，为其考证、研究与著述提供丰富资源。收藏之精，从他跋“失一庄得之”的《汉书》可见：“余平生所购《周易》《礼经》《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三千余卷，皆宋本精绝。最后班、范二《汉书》，尤为诸本之冠。”此书也成为九友斋中第一宝。[78]

面对如此庞大的书籍收藏，纵使再好的记忆恐怕也需要得力助手，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光查找书就耗去许多宝贵时间，更别谈要留下一千多卷的惊人著作。[79] 朱国桢（1557—1632）言：

王弇州书室中一老仆，能解公意。公欲取某书，某卷、某叶、某字，一脱声，即检出待用。若有夙因。余官南雍，常熟陈抱冲禹谟为助教，其书满家，亦有一仆如弇州。乃知文人必有助，即仆隶，天亦饶之。[80]

显然，晚明许多拥有丰富私人藏书的文人，都有专职图书馆员帮忙。王世贞的书室老仆就更显神奇，犹如现代的检索系统加上自动化取书服务，重点是使用语音输入。虽然缺乏其他帮手的相关记载，不过像王世贞这样聪明的人，寻找合适的助理是必然的，否则难以理解凭他一己之力，又经常要吃喝玩乐，如何能成为史上著述最丰富的文人。

他对“史”的热爱与执着，几乎无所不在，在他所收藏的《六大家十二帖》《宋名公二十帖》中也可以见到。[81]这两套作品都是不断去芜存菁下所慢慢汇集而成的合帖，他翔实记录下每一件作品的来源与特色，同时也说明收录之原委。《六大家十二帖》的完成，更是历时二十年之久。现代博物馆中有许多明清时期所汇集的成套书画作品，形成的过程虽然备受关注，然而仅有极小部分有机会厘清来龙去脉，因为几乎没有藏家会像王世贞这样细心地记录下整套作品的形成，有意识地留下第一手资料。这一点跟现代博物馆员翔实记录作品的来源、特色与功用，相当接近。

被归为明代“后七子”之一，在文学创作上力主复古的形象，让后世许多研究者直接冠上复古派，连收藏鉴赏的研究上也都受到这个刻板印象的影响。王世贞长年收集书画，除了参考历代的典籍，凭借个人的眼力与完整史观，对于收藏进行深入研究，透过题跋文字诉说着与时俗不同的艺文观。所辑《王氏书苑》《王氏画苑》，显示出对前人书画论著的熟悉，汇整成册也能收嘉惠后学之效，同时建立书画史家的权威性。丰富的收藏与鉴赏经验，让他不只是个纸上谈兵的鉴赏家，也不是需要依靠他人眼睛的藏家。他经常将作品相关知识整理写入跋中，成为上面最耀眼的长跋，有时还不止一次地题写，反映出书画学问的渊博。例如唐褚遂良《黄绢本兰亭卷》（图15，兰千山馆藏），第一段跋的长度就已经比同时期人长上许多：

唐人临右军褉帖，自汤普澈、冯承素、赵模、诸葛贞外，其严整者，必欧阳率更，而佻险者，咸属褚河南。河南迹尤多，米襄阳既于书史，称得苏沂家第二本，以为出它本上。然考之是双钩廓填耳。襄阳又云：右军笔精、大令日寒二帖，薛丞相居正故物，后归王文惠家。文惠孙居高邮，并收得褚遂良黄绢上临兰亭一本。乏赀之官，约以五十千质之，后王以二帖质沈存中，而携褚书见过请售，因谢不复取。后十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邮欲成姻事，因贺铸持至高邮，以二十千得之此本。藏深山民间，落黄拾遗熊手，以百三十金售余。后有襄阳题署，备极推与，且云是王文惠公故物，辛巳岁购之公孙瓛。与书史语合。按苏家本于崇宁壬午闰六月手装，此则壬午之八月手装耳。书法翩翩，逸秀点画之间，真有异趣。襄阳所称庆云丽霄，龙章动采，庶几近之。盖山阴之喆嗣，而苏本则其仍孙，何得甲彼乙此耶。今年为万历丁丑，上距装裱之岁，盖七甲子少三正朔耳，安得不六倍其直也。又有李伯时一跋，虽真迹而似非题此卷，故剔之以戒蛇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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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透过文献记载与米芾的题跋，配合书风上的确认，得出此为北宋王随（937—1039）旧藏禇临本的结论。王世贞这样的写作手法，对于现代研究者来说，应该感到相当熟悉，也是当前常见的研究方法。先透过文献回顾的梳理，厘清作家或作品在书画史上的位置，接着透过风格质量的判断，得出一个结论或综合评价。此跋的最后，王世贞展现了难能可贵的鉴定与考证能力，毅然将画蛇添足的李公麟（1049—1106）题跋剔除。

王羲之《兰亭序》是书史名作，要找到相关资料书写题跋似乎也不困难，然而《宋拓至道御书法帖》（图16，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就完全不一样。即使在今日信息量爆炸的时代，恐怕还有许多专家不知道宋太宗（939—997）有此刻帖传世。面对这种罕见法帖，自然难不倒博学的王世贞：

右至道御书法帖。凡十一卷。六十一条。宋太宗晚年笔也。太宗以淳化之三年。勒晋唐名迹于枣。又二年而为此书。其步趣诸名家。遂无一笔脱衔。高处可逼唐文皇。第不能超乘而上耳。书辞多格言。亦类屏风帖。每条下一敕字。似亦放文皇故事。榻手纸墨皆精媺可宝也。

图16-1

图16-2

字里行间展现出其深谙书法史材料与风格，精准分析宋太宗晚年书风，认为规矩于古代名家，最好的部分可以上追唐太宗（599—649），文字风格也接近唐太宗《屏风帖》，结束时对拓工与材料给出“精媺”的评价。如此处理原始材料的方式，与今日博物馆员建立藏品资料与分级，其实相当接近。当然，对于物质材料与制作工序的重视，也再次说明传统鉴赏家的全面性，虽然许多学者早已忘记这些。以纸张为例，他也会特别记录下俞和《急就章》用“宋经笺纸”、[82]文徵明《早朝》等诗用“古朝鲜茧”、彭年《广五子诗》等用“古高丽茧”，[83] 李东阳《墨迹》用“砑光笺”，[84] 还有“金花古局笺”“二丈许桑皮”“白藤纸”“蜀笺”“鱼文”“侧理”“高丽贡茧”等。[85]

关于书法史上最棘手的《瘗鹤铭》，他曾在低水位时拓得数字，谦称“余不识书”，不过对于此刻“锋秃颖露”的现象提出精准判断，认为是出自“石顽水泐”之故。[86] 通过对作品的实际观察，他辨识出苏轼以“海外鸡毛笔”所书之作，[87] 还以“三钱鸡毛笔”为李维桢书写近作，写完后发出“真若涂鸦”之语。[88] 对于自己的书法，常以“不解八法”来形容，应酬作品也经常委他人之手，可为中肯评语。[89]

章藻（章简甫子）擅长赵孟頫笔法，王世贞曾请他代写《游金陵诸园诗》给卓澂甫。[90]《山园杂著》中《弇山园记》八篇，是针对精心打造的弇山园的专文，全文即请章藻书写后刻板，书风确实接近赵孟頫。[91]章藻还透过王所收藏《圣教序》宋拓，来学习碑刻技巧，显示其人才培训与储备的用心。[92] 帮王世贞书写的还有周天球，为写《牛首诗文》，其书法在金陵大受欢迎，[93]传世《白雪山房》（图17，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即为周所代笔。[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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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王世贞：“吾眼中有笔，故不敢不任识书。腕中有鬼，故不任书。记此以解嘲。”[95]这种能虚心诚实面对自己的态度，不仅在古代文人中相当不易，即使在现代也很罕见，加上他当时地位又是如此崇高。朱国桢也注意到此事：

王弇州不善书，好谭书法。其言曰：“吾腕有鬼，吾眼有神。”此自聪明人说话，自喜、自命、自占地步。要之，鬼岂独在腕，而眼中之神亦未必是真。是何等神明也。

这种不寻常的坦率与气度，除了显示出自知之明的珍贵，还让朱国桢发出“何等神明也”的赞叹。不过，王世贞这种不善书而好谈书法的风气一开之后，被有心人士扭曲后，出现“不善画者好谈画”“不善诗文者好谈诗文”“不善饮者好谈饮”等乱象，甚至扩及宗教范围。[96] 事实上，他这样的观点又完全符合现代学科的发展，也就是将艺术史归为历史学的范畴，而不是艺术学院，所以大部分的艺术史家也都不是创作者。

早年对书法鉴赏还不够深入时，买到“越中十子”杨珂（生卒年不详）的书法，刑部同事吴维岳（1514—1569）告诉他：“此非右军而何？”他当时虽无法信服，又无法辩驳。时隔几年，对书法理解更加透彻，发现杨珂不过是学习明代所翻刻的《十七帖》，因此结构上大有问题不说，用笔锋势也完全缺乏，看起来跟镇宅符没有两样，也像雨中聚在一起的蚯蚓。[97] 对于苏轼的《归去来兮辞》，也有一段峰回路转的认知历程。起初因为石刻本质量不佳而怪罪鸡毛笔，后来看到文嘉所收的墨迹，顿时改观，懊悔看到石刻时的鲁莽判断。不过他判断墨迹本也只是临本，看在文嘉面子上仍不免美言一番。[98]

“八法”是他鉴赏书法的核心，跋颜真卿（708—784）《竹山堂联句》（图18，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提道“人或笑余直当以八法定真赝”，其判断依据为“遒劲雄逸，而时时吐姿媚，真蚕头鼠尾得意笔”。[99] 从这些文字的使用，可以理解王世贞的“八法”就是传统笔墨。使用笔墨（八法）来判定真伪，在当时居然会被笑，显然这样的方法相当独特，与其他鉴赏家有所不同，多数人可能更看重注录、题跋、装裱等与作品较为疏远的外在因素来加以判断。关于这点，跋《淳化阁帖》时特别指出，米芾（1051—1107）所论往往胜过黄伯思（1079—1118），原因就是米芾以八法判断，黄伯思偏重于内容考证。[100] 对于苏轼《洞亭春色中山松醪》（图19，辽宁省博物馆藏），他指出：“不唯以古雅胜，则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观者毋以墨猪迹之可也。”[101] 从结字、用笔与变化来加以评定，这里出现的“古雅”则是其评书最高标准。

图18

图19

对于书史上某些传统论点，他也能本着自己的专业来加以判断，例如面对蔡卞（1048—1117）的书法：“此书圆健遒美，有兼人之力，而时以己意参之，盖有书笔而无书学者，要之不可以人废也。”[102] 完全跳脱“字如其人”的道德品评观，主要从书法质量来评论等第。即使是传世名迹，他也不会人云亦云，处理范仲淹（989—1052）《伯夷颂》时：“书家者流，以为得《乐毅论》遗意，吾不识《乐毅论》，未敢附和。”[103] 清楚反映出其坦然态度，看不懂时就坦言不懂，不会盲目地附和，或毫无标准地评论。元末大乱，《伯夷颂》下落不明，范氏后人于军寨中找到，只是这失而复得的珍宝，最终还是被不肖子孙拿去换钱。幸而《伯夷颂》遇到了王世贞，不仅珍重之，还数次敦促范家子孙来赎回，但始终没任何回应。就在王世贞珍藏十年后，分文未取送还给范家，成就收藏史上一段佳话，显示出他与当时收藏家的差距。

另外，在检视王世贞书法收藏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了《宋拓至道御书法帖》这种罕见作品外，他还会收藏书家的早年作品。这一点又与现代博物馆完整收藏的概念不谋而合，与坊间收藏家惯以开门（典型）作品为目标的功利收藏性不同。这当然要回到王世贞的史家身份，除了文字史料的收集外，书画图像及各种文物，显然也都可以被视为史料的一部分。苏轼《北游帖》（图20，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与米芾《谨以鄙诗送提举通直使江西》（图2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分别从何良俊及华亭张某所得。[104] 两件都是早期面貌，与常见标准风格不同，必须具备一定的鉴赏水平与见识，才可能接受这样的作品。这种不随着市场喜好逐流的个性，自然成为他收藏中相当重要的特质，也是他与其他藏家所拉开的差距。他对书学程度不亚于赵孟頫的鲜于枢（1256—1301），[105] 居然价格不敌赵孟頫价格三分之一的现象感到不解。[106] 不过，他试图解释，认为鲜于枢“往往以骨力胜，而乏姿态，略如其人，以故声称渐不敌赵吴兴”，[107]反映出当时的人还是喜欢表现性强的姿态美，对于外观质朴的骨力追求就难以欣赏。

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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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同样的态度也可以在其他艺术上见到，《觚不觚录》：

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108]

精准点出文物市场会如此扭曲与变态，都是肇始于苏州人，接着由徽州人推波助澜。沈德符承袭王世贞的观点，以“时玩”来概括这一切：

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以古敌。盖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谓柴、汝、官、哥、定诸窑，尤脆薄易损，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109]

显然，王世贞对于当时收藏界的观察，不仅宏观敏锐，而且深具批判性，一语中的。更重要的是，这段话历经约五百年后，在目前艺术史界仍然是主流的论述，凸显其艺术史观的前瞻性。

对于吴中书家的全面搜集与评论，透过题跋的方式来建构出心中的明代书法史观，[110]尤其是“吴中三家”的提出：“天下法书归吾吴，而祝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徵明、王贡士宠之。”[111] 至今仍是研究明代书法史最常引用的观点，吴中三家也早已成为明代三大家。三家之中，王世贞最推崇还是祝允明（1460—1526），《艺苑卮言》《论吴中书家》：“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行草则大令、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熳，天真纵逸，直足上配吴兴，他所不论也，唯少传世。间有拘局未化者。又一种行草，有俗笔，为人伪写乱真，颇可厌耳。”给予极高评价，称所作行草为“吴下第一风骨书”，[112] 认为其《六体书》“足雄墨薮间，不必购《淳化》《宝晋》矣”，[113] 甚至在评小楷时，认为不在赵孟頫之下，[114] 甚至更有“古趣”，提出“书之古无如京兆者，文之古亦无如京兆者。古书似亦得，不似亦得。古文辞似亦不得，不似亦不得”，[115] 更是经常以最高等级的“古雅”来评论其书法。[116] 完全折服于祝允明的书法与文章。不过，王世贞的眼睛也没有被完全蒙蔽，对于祝允明二十多岁的作品，明确点出：“盖弘治以前书也，故不能尽脱滞俗，而中有绝佳与古人争胜毫发者，世眼或未之耳。”[117] 这一类应该就是所谓的“拘局未化者”，不过其中还是有能与古人争胜之处，只是一般“世眼”无法分辨。

詹景凤就抱持着不同看法：“近吴中祝京兆、文待诏皆专门毫翰，吴人所谓书圣，谁敢异议。然今观其书，祝法不精，一篇中群体间杂，又时有硬笔，时有倦笔，时有粗笔，时有野笔。盖纵逸之姿有余，临池之功未到。”专门挑王世贞的最爱大加批评，甚至提出“临池之功未到”的恶意评语。当然，以书法史发展的状况来论，詹景凤与王世贞的鉴赏水平高下立判，几乎没什么争论空间。事实上，看到詹景凤批评祝允明的文字时，只要对于祝允明书法稍有认知，便知所评标的恐怕大有问题，应该就是王世贞口中那些带有“俗笔”的伪作。祝允明的《云江记》（天津博物馆藏），卷后即有詹景凤题跋，然而此作正是出于祝允明外孙吴应卯之手，反映出其鉴赏眼光确实有待加强。王世贞跋《定武兰亭后》：“其五。当为今詹博士东图所藏，后独无旧题识，又苦装潢人去其石龟迹。然第六行之稍阔，与它针眼、丁形、蟹爪之类，则了了可辨，识者以为五字损本无疑也。虽然东图精公法，故当得其连城夜光于楚工眼表，必待此而后辨，亦浅矣。”[118] 相当得意自己可以看出詹景凤所见不到的细节。詹景凤也不时加以反击：

万历戊子夏，王司马弇山公、方司徒采山公，邀共饭于瓦官寺。寺僧拓一石刻《升元阁图》来观，图中有七指顶许小字及诸佛相，曰：“此凿池地下所得，吴中诸名公，皆以为唐时石刻。”予曰：“不然，画法比北宋似过之，说唐却又不是。字法非北宋能比，唐却又不及，殆五代人笔也。”已而弇山公记臆曰：“升元是五代李主年号，会阁成，僧来请名，后主遂以升元名之。”采山公大喜曰：“曩者但称吴人具眼，今具眼非吾新安人耶？”弇山公默然。[119]

挑明了苏州与新安之间的竞争，表面上似乎詹景凤扳回一城，细读则另有玄机。当詹景凤发表完后，王世贞未表示看法，或许意见相同也说不定，若是不同反而显示出其雅量。接着，使出最后的撒手锏，仅凭记忆中一个南唐年号，尚且无须任何浅见，就轻松解决此一争议。孰高孰低，读者自有公道。王世贞跋祝允明小楷《东坡记游》卷（图22，辽宁省博物馆藏）：“祝京兆书，清圆秀媚，在大令下，北海诸君之上，然草书易得，而真楷不可多见。余尝于文休承所见其十九首，心窃爱之。闻以桂玉故，鬻之他人，每恨明妃嫁呼韩。今见此卷，不觉雄心勃勃，置之几案间，可当阮公数斗美酒。”或许因为主人的缘故，这里语气还算客气。不过，他在题祝允明《十九首帖》时，直接称“他人”为“徽人”，后面还加上“可叹可叹”，[120]不认为徽州藏家的品位值得拥有这样的作品。

图22

面对王世贞的鉴赏地位，不仅安徽地区有所不服，连同样系出苏州的嘉兴项元汴，也跃跃欲试。[121] 詹景凤刻意记录下一段对话：

项因谓余：“今天下谁具双眼者？王氏二美则瞎汉，顾氏二汝眇视者尔，唯文征仲具双眼，则死已久。”意在欲我以双眼称之，而我顾徐徐答曰：“四海九州如此广，天下人如彼众，走未能尽见天下贤俊，乌能尽识天下之眼？”项因言：“今天下具眼，唯足下与汴耳。”[122]

自视甚高的詹景凤，怎么样也不愿意顺势恭维一下项元汴，或许因为一开始没有将他并列于当代鉴赏家中而心生不满。不过，项元汴显然比他更为大气，将詹与自己并置，完全不将王世贞等人置于眼中，文徵明仍是唯一服膺之人。

挑战的意义也凸显出他的盟主地位，其中最积极的当属徽州，然而最终的艺文领导中心却是从苏州移到松江，由董其昌接手。过去研究对于文徵明过渡董其昌的过程相当有兴趣，然而往往因为缺乏王世贞的角色关怀，当中不免出现许多推测。透过王世贞来观察这一段转移过程，可以发现无论是徽州还是松江，起初都是透过他的介绍与提拔，来提升文化地位与形象，例如新安汪道昆（1525—1593）、松江顾寿潜（生卒年不详）等。徽州文人虽然野心勃勃，或许归于文化实力的不足，无法挑起大梁。例如徽州休宁苏眉阳《草书千字文》（图2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笔法精熟，线条圆润，然而在精致度与变化性上，稍嫌不足。若与王世贞推崇的吴中三家相较，确实仍有不小差距。出自徽州的詹景凤似乎也清楚，只敢说“眉阳草圣，为吾邑独步”。

图23-1

图23-2

且不论这些风风雨雨，王世贞在处理书法作品时还是相当值得借鉴，不仅讲究黄伯思的考证，也很重视米芾的八法。这样的方法即使到了现代，都还是书法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两大基础。尤其是对于笔墨（八法）的重视，其实也反映当前书法史研究上的不足，或许也是现代学科将艺术史归入历史学使然，因为对毛笔使用得生疏，使得经常出现笔墨不通的各种怪异研究现象。显然，王世贞早早便发现这个方法学上的问题，所以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笔墨（八法）的重要性。

除了书法以外，他在文艺上还有许多值得介绍的观点。例如他认为应该重视宋画，力排当时以元代为主流的看法，也推崇浙派戴进（1388—1462）为“我明最高手”[123]，显然都是出于对绘画本身的赏鉴。尤其是“画史五变”的主张，将风格演变考虑进历史框架中，如今看起来还是相当睿智，契合于当前绘画史的划分方式。当后世学者还陷在董其昌（1555—1636）南北宗泥淖中时，王世贞对于绘画风格发展早早就提出真知灼见，分成唐、五代、北宋、南宋、元五个变化区段。其中山水画第二变的“荆关董巨”，乍看显得有些突兀，毕竟董、巨江南风格与荆、关北方风格分属不同地域。巨然（活动于10 世纪后半叶）《层岩丛树图》（图2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被视为其传世作品。他善画山水，是董源（?—约962）的学生，画史并称董巨，南唐亡后随李后主（937—978）降宋。山峦长线条的“披麻皴”与山顶的丛石“矾头”，为董巨山水特征。尽管目前所认知的董源画作多为江南圆缓连绵山丘，却不可忽视巨然以披麻皴绘制高耸山岳的做法。传世董源《溪岸图》（图25，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同样有着崇山峻岭的表现，荆、关、董、巨的并列反而显出相同时代风格，所谓江南、北方的概念或许可以再思考。最后一变是黄公望（1269—1354）和王蒙（1308 或1301—1385），影响了明代吴地绘画。王蒙《具区林屋》（图26，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具区”是太湖古名，“林屋”则是太湖中洞庭西山下的林屋洞。层叠山石以繁复牛毛皴干擦，呈现出湖石特殊质感与走向。树木以赭石、藤黄、朱砂点染，秋意缤纷。粼粼水波，屋舍错落。物象逼真不再是画家关心重点，笔墨跃升为表现与观赏的主角，成为后世文人画的主要诉求。对于元四家的看法，王世贞认为是赵孟頫、吴镇（1280—1354）、黄公望与王蒙，倪瓒（1301—1374）则属逸品，虽与一般画史说法略有出入。仔细从五人画风加以思考，反而显出其中道理。

图24

图25

图26

事实上，宋画与浙派的价值对于现代艺术史家而言，当然毋庸置疑，只是在约莫五百年前的时代，他的观点势必十分地突出，显得相当具有前瞻性。

至于工艺品，他认为应当重视宋瓷，而非时人所喜爱的永乐、宣德官窑，尽管宋瓷极高的成就似乎也早已为现代人所知晓。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观察到当时伪作宋代缂丝的状况，为长期混淆的宋代缂丝研究，指引一条明路。他曾见过一幅缂丝仙山楼阁，制作精工但不太得画趣，是宋代装经函旧物，推测类似宋人缂丝《仙山楼阁》（图2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作品。这件展品缂织楼阁人物，构图中轴对称，织造特点鲜明，与表现出绘画精神为主的缂丝确实有别。接着进一步指出，当时盛行使用新缂丝来充当古董，以谋高价，但不难分辨。传世所谓朱克柔、沈子蕃缂丝大概都是这一类的明代作伪，例如朱克柔《鹡鸰红蓼》（图28，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姑且不论是否具备画趣，这些宣称宋代且模仿绘画极其逼真的作品，往往缂上作者签款、印章，由于当时画家用印并非常态，因此在习惯上已经显露出元以后的特征。有了王世贞这个珍贵重要的观察，更加证明这批长久被视为南宋作品的不可靠性。

图27

图28

透过广泛而全面的纪录，王世贞重现了晚明艺术市场的繁荣，生动刻画出当时艺坛发展盛况，同时也以史家纵横古今的观点，作出许多深度评论。他的许多题跋，在明清时期受到很大重视，纷纷为大家所采用。即使在现代学者的文章中，由于其讨论范围的全面与广泛，加上完整的艺术史观，很难不引用其论述。事实上，就在不断引用下，其实王世贞的许多观点，早已成为艺术史论述的核心思想，只是学者们并未特别注意而已。

结语

从假画致祸到毛锥杀人，从《清明上河图》到《金瓶梅》，王世贞的一生充满戏剧性的变化，真假难辨。不过，他一身的本领与人格魅力，才是不折不扣的真才实学。随着大约五百年的时间推移，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其重要性与影响力，而且是遍及各个不同的领域，可说是一个全才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晚明尚奇的时代，他的博学与无所不能就是最神奇的才能，难怪深受大家的钦佩与羡慕，很快就成为艺坛领袖。

出生于繁华、历经繁华、创造繁华，王世贞借由史家之笔，写尽人世间的一切繁华。除了为自己留下传奇的丰富人生，也成功报了杀父之仇，更为世人刻画出盛极一时的晚明文化荣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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