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抗战前后，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手工艺组试图通过发展手工艺实施“建设性之救济”，以解决手工艺在内外交困中面临的问题，一场颇具声势的手工艺运动随即展开。在挽救和重整手工艺的活动中，通过探索手工艺产品的设计创新和组织管理，实施者逐渐明晰了对“设计”的认识，并一定程度上培育和推广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设计方法、程序和管理方面的观念。
【关 键 词】手工艺运动 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 设计方法 设计管理
近代以来，西方大工业生产方式和工业品的输入循着“城市包围农村”的轨迹，一步步地挤占着传统手工业的生存空间。作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之载体的手工艺，也随着手工业的渐趋萎缩逐步丧失赖以生存的母体。尽管民国时期政府对此已有认识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未能起到提振手工业和改善手工艺“苦闷”状况的作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侵略者加快扩张步伐，情势之紧迫日甚一日。保障国家独立、争取民族解放成为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际的当务之急。1937年日本的全面侵华又将中华民族推至生死存亡的边界，国土支离破碎、国家危机四伏，让政府无暇旁顾。深重的危机之下，由爱国民主人士所主持的社会组织“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开展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手工艺运动，试图通过发展手工艺实施“建设性之救济”，[1]以帮助乡村手工艺摆脱面临的困境。在此推动之下，重整手工艺的工作渐次展开。抗战胜利后，“运动”持续向全国推广，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完成其历史使命，“运动”方告完结。在挽救和重整手工艺的活动中，为了解决具体的产品设计问题和进行设计的组织管理，实施者主动探索并逐渐明晰了对“设计”的认识，从而一定程度上培育和推广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设计方法、程序和管理方面的观念。
一、始末：一个社会运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战争阴云笼罩下的中国，也面临着相继而来的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地震和瘟疫频发，威胁生命安全、影响经济生产。[2]与此相应，起步中的社会赈济事业正在从制度、组织到实施逐步推进，海内外的官方与非官方慈善工作渐次展开，民间慈善团体相继成立[3]，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即为其一。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前身是1937年成立于汉口的“华中万国红十字会”。汉口沦陷后，该会在时任贵州省财政厅厅长周诒春[4]的带领下于1940年迁至贵阳，更名为“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宗旨是“战时为灾难贫困办理救济事务及运送医药器材；战后协助从事社会福利事业，促进国内外救济机构间的合作”[5]。1943年，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又迁至重庆。1946年，抗战复员后迁往上海。
迁至重庆后，周诒春延请了刚刚退出政坛的前国民政府实业部合作司司长章元善[6]主持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早在任职国民政府之前的1922—1936年间，章元善就主持过民办社会团体——华洋义赈会，致力于农村合作事业。在国民政府任职时，章元善也曾表达过希望成立一个“工艺协会”主持手工业活动的愿望，并对其“定名、目标、工作、主体、组织及经费”有过详细计划。[7]因此，在接手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后，章元善遂着手在会内增设手工艺组，意图服务以手工业为主的农村副业来解决战时的经济建设和战后复员的问题。对救济事业而言，手工艺既是社会赈济的领域，也是实现赈济的手段，尤为特别，因而被认为是“扩大人民之生计”“最合理、最有效的救济方式”。[8]1943年7月1日，“手工艺组”在重庆正式成立，其目的明确为“以手工艺为中心，试创一种新的方法来实施救济，其意义与昔日社会团体之以公路、水利、合作……为施赈的方法相同”，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于翌年进一步在《手工艺》创刊号上拟定了“手工艺事业进行方针”（图1）。
图1ˉ“手工艺事业进行方针”（《手工艺》第1期，1944年7月，第4页）
从“方针”来看，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对手工艺事业的认识不仅着眼于技术改良，而且将有关手工艺前途的多方面问题（包括设计、资金、产销、宣传，以及对国家工业化的支撑）进行了综合考虑。随后，包括手工艺组在内的团队所开展的相关有影响的工作包括：1.进行手工艺调查，完成了以四川为主包括其他地区的调查；2.创办当时国内唯一以手工艺事业为内容的刊物——《手工艺》，该刊吸引了300多人赞助，在社会上影响较大，先后发行24期；3. 1945年7月，组织在成都华西坝举办为期七天的“手工艺集谈会”，召集教育、金融、科学和艺术各界人士与从业人员代表共六十三人开会，会场附设展览展出手工艺品，并于会后出版文集；4.推动并于1945年10月16日成立了“中国手工艺协进会”；5.推动并于1945年年底成立了“中国手工艺产品公司”；6. 1946年迁往上海后，把手工艺组单独设于苏州葑门内的百狮子桥四号，建成机具微型工厂，以“设计+生产”的方式发展，研究设计手工艺产品；[9]7.1947年后，中国手工艺协进会在南京、北平、上海、福州、重庆、长沙、西安等地设分会推动当地的手工艺运动，协会最多时全国共有会员1300 多人，先后三次召开会员大会。[10]
从以上工作的内容来看，整个事件中实施者的推动的确是多方位的。而在整个事件的推动中，在有效的宣传讨论、组织建设和推广实施之后，章元善于1946年即发文认为手工艺运动已是“一个社会运动” 了，即已达到五个方面的条件：“得到普遍的支持；有成为系统的组织，其主要工作均有专门机构分工推行；有一个中心主张；有一定的目标；有达成目标的方法。”[11]事实上，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手工艺组从调查研究入手，把改良提升手工艺品设计和建设组织机构作为手段，以合作制为指导，联合技术、资金、运销等方面的社会资源，为改进手工艺寻找办法，使其真正有了社会层面上的影响而成了一场社会性运动。更可贵的是，在实施者的躬身实践中，形成了对现代“设计”观念具有启发引导作用的一些认识和理论。
二、设计方法之探索
调查、研究和试验是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指导和开展手工艺产品设计的方法。
手工艺组成立伊始即招揽人才致力于手工艺的“调查、研究、改良、设计和推广”，调查工作首当其冲。“欲发展手工艺，须先了解手工艺现有状况，为确切之认识，作改进之对象。故举行调查，为最重要之初步工作”。[12]成立当年，手工艺组完成了重庆市区土法制革、小器作、木车工、陶瓷、骨角工、竹工、藤漆等手工艺调查和重庆近郊（土桥、渔镇）的手工艺调查。[13]也是在当年，手工艺组曾聘请梁思成、丰子恺、杨济川、谭旦冏、颜耀秋、周希文等人担任手工艺导师，指导工作的开展。[14]其中，谭旦冏[15]时任中央博物院手工业调查团[16]主任，他倾注多年时间对四川全省手工艺进行了深入调查[17]。根据后来中国手工艺协进会成立后的会员情况调查，会员中有过调查工作经历的共计40余名。在1945年的手工艺集谈会上，各方人士对调查工作的认识也较为充分。蒋旨昂充分肯定了调查工作对设计制作的价值，认为“值得调查各地各时手工艺品制作之过程，以资比较而取长舍短，以求日新月异，而不抱残守缺”[18]。在集谈会的分组谈话中，凌显常提出“先分区调查中国手工艺产品，再调查国内外市场，然后组织整个机构负责推动”[19]的建议。刘开渠提出由第三方出资“聘请美术设计专家，到各种手工业区域，作有系统的调查、研究。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画出各种工艺上的新设计图样”[20]的具体建议。用调查方法来改进设计，进而“沟通生产者与市场的隔阂”成为普遍的认识和有效的方法。[21]
基于调查的研究和试验是手工艺组进行设计的方法。在具体的设计中，调查、研究和试验是不可分的。在对重庆市及近郊的手工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手工艺组发现了手工行业在工具、技术和成品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其实，在此之前华西大学就有相关调查发现并指出四川省手工艺品“方法图案，陈旧固陋”的普遍状况。[22]结合前期的调查，在1945年的手工艺集谈会上，张群、杨济川等不约而同地认为其深层次原因是手工艺行业的从业者智识低下，是知识阶层的缺席使得手工艺发展缺乏动力和支持，导致品质低下。因此，改进手工艺就要改变“士大夫的智识与工艺绝缘”“手工艺与美术脱节”的状况，务必要美术家参与解决手工艺品装饰陈旧、审美缺乏的问题。[23]当时，《手工艺》期刊先后发表的《工艺与图案》（周希文）、《什么叫做美术工艺》（陈之佛）和《手工美术设计改进办法》（刘开渠）等文都给出了对手工艺艺术性设计问题的建议。艺术性是一个方面，科学性也非常重要，而手工艺中的科学基础建立在研究和试验之上。其实早在1935年，时任国民政府实业部副部长顾毓瑔就已经认识到，采用研究和试验的方法改善手工艺中存在的技术缺乏科学基础的问题是“必经的途径”。[24]1944年12月，手工艺组设立了“试验室”进行设计研究，其中包括一个翻砂间，并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代购器材，贡献意见，代制图样模型，代请专利，代制特殊工具”的服务，其系列化的玩具、木工工具、门闩和手工艺组获得专利的无簧锁[25]等产品都是在“试验室”设计完成。并且，手工艺组通过研究和试验开发出一套标准化的新型木工工具，以期整体提升木工行业的工艺水平，他们“一面调查，一面积极筹备试验场所及应用工具材料；并且从调查的实际经验中获取教训，放弃综合的方式，而取单一的办法——以改良木工工具为中心工作”[26]，开始从原理、装配、制作法和制图入手设计制造新工具，并试用新工具，考查其效能，最后出品了标准化的新型木工工具。此外，《手工艺》期刊还介绍过海外“超级木材”、木材干燥法、木工辅料，以及刚刚在国外兴起的胶体（plastics，即塑料），在持续地介绍新的材料及加工技术的同时，材料和工艺的研究和试验也在手工艺设计中不断被推进。
三、设计程序之探索
设计的程序是以理性方法对产品设计工作步骤、顺序和内容的安排和规定，也是设计活动摆脱经验模式向科学化发展的表征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和实践，主持者章元善于1946年提出了“设计的制度”。以今人观念而论，此“制度”约同于“设计的内容、方法与流程”，正如他自己所说，是“设计的设计”。1945年中国手工艺协进会及中国手工艺产品公司成立后，推广及经营的业务由这两个机构分头负责，手工艺组得以将人力物力“集中于设计一事”，“但是如何集中，设计应当如何入手，又是难不可言的问题”。此时，对于手工艺领域来讲，需要一件件具体的产品设计，也需要具有普遍性的设计方法指导。具体设计与普遍性方法，两者是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的关系，前者相对来说有较多的实践者，而后者则较少有人自觉去思考。然而，主持者章元善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他认识到，设计“这事在吾国又是一件新的工作，又是苦无成规可循的”，于是，从一开始的时候起，“凭着片段的常识，一步一步地大胆做去”。对于在国内没有经验借鉴且从未涉足的设计领域，章元善及手工艺组凭着对事物认识和处理的常识，也结合他个人多年社会团体和组织管理的经验，探索能够普遍适用的规律与方法。
章元善从设计之范域、处理作题程序、形成设计程序等阶段的描述入手，指出设计流程自“造意”而始，包括“形成设计—制作设计—生产设计”三个实施步骤[27]。其中，“在纸上，用纸、布、竹、木、石膏、黏土、皮革、金属、油漆等物料，完成形式及构造之设计，谓之‘形成设计’。继形成设计之后，就其用途及制造条件（包括地区特征、工具等）选定原料并研究分工、装配、装饰及包装之程序及方法，谓之‘制作设计’。依照制作设计，实行试制，估定每一单位之工料耗费量、成本及利润谓之‘生产设计’”。就“形成设计”的环节，章元善又以序列化的流程详述为：造意 2→讨论→制草图 3→讨论修正→签准 3→试制 8→讨论改良→再制 10→讨论→制图 11→完题 13→制作。将具体设计中的先后次序和有可能出现的反复讨论和反复制作清晰而有逻辑地详之以图。这样有意识地流程化，章元善的目的是“希望借此树立起一个设计的制度来”。可能是因为担心失之空泛，他在分类概述玩具、旅行用具、学生用具、家庭用具、礼品、办公用具、农林渔牧用具和历代器物模型等产品品类后，选取了较有设计实践经验的“玩具”类项，以“玩具”类的具体设计为例进行设计要点分析。[28]
“制度”既已确立，其推广势在必行。为鼓励创作，提高各界参加手工艺运动之兴趣，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手工艺组长期向社会征求适合手工艺生产之各项设计图稿。在章元善提出“设计的制度”之后，在设计图稿的征集中也增加了对“制度”参照执行的标准。随后一期的《手工艺》期刊上登载的“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征求手工艺品设计图稿办法”中，即有条款明确要求“本会办理手工艺设计业务之范围程序等项，详见本会发表之《设计的制度》一文。应征人应予注意，参照进行。不合规定之图稿，概不接受”。也就是说，其所征集的方案必须规范应用设计内容、方法、流程及管理，才能入选。由此可见，手工艺组推广规范化设计程序的决心和执行力。
在当时的情况下，美术家刚将“图案学”从东洋译介过来，大众适才接受“美术工艺”的观念启蒙[29]，章元善及手工艺组对“设计的制度”的探索无疑是超前而少有人理解的。即使其领导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手工艺组推动手工艺事业社会化的功绩在当时还颇有影响，其对于“设计”本身的贡献也仍被埋没。事实的确是这样，除了《手工艺》期刊上这篇文章的详述，此“设计的制度”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以至于今人对章元善及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手工艺组在这方面的贡献也鲜有认知。然而，当我们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上，以中国设计现代化、科学化发展进程的视角回看，其已经颇具系统而富有逻辑的观念和方法无疑具有推动设计活动向理性方向迈进一步的可能，是极有价值的。
四、设计管理之探索
管理是由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及控制等要素组成的活动过程，其基本职能包括决策、领导、调控几个方面。其作为一种工具、方法和流程较为复杂，且具有探索性和不确定性，大多数时候为多人参与、协作完成的活动过程，设计活动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设计管理的内容具有不一样的可能性，其规律大致是：经济形态越多样和复杂，设计管理的层次越丰富。从宏观的战略管理到微观的流程管理、知识管理和人员管理等，管理行为和思维在设计领域中的运用处处皆是。尽管如此，即使在今天，以最简洁的方式在设计的项目管理和设计的事务管理这两个层次上阐述设计管理，还是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前者针对设计活动本身，后者针对设计活动或成果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以下，也将以这种视角来观察和理解手工艺运动中章元善所提出的“设计的制度”，理解“设计的制度”中对设计管理的实践指导和理论贡献。
（一）项目管理
从今天设计管理领域的经验来看，项目管理层面的设计管理对企业和设计团队最有价值。就此而言，前文提及的“设计的制度”就已拟定了细节的计划，并提供了具体的可用之法。章元善《设计的制度》一文除了对设计程序进行纵向的细化，还从横向上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之法和可使用之物（实际上已在手工艺组的玩具项目中使用），这些皆为类似于今天所说的设计活动过程的项目管理。
对具体设计活动的管理理论，必须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才能体现其价值。在这方面，章元善做出了细致研究。首先，他整理手工艺产品种类，绘制了涵盖全面的“设计种类项别总表”，目的是“依成品用途，将计划中之设计归纳于种、类、项、目，使之各成其体系，避免偏枯或侧重。同时把各种物品，依其类项之特殊条件，规定制作规格，控制成品质量及成本之标准”。[30]其做法不仅体现出清晰的工作思路，而且体现出明确的目标性。可以说，无论是对设计行业的宏观管理，还是对大小手工艺生产机构和设计机构内活动的微观管理，分门别类、分项控制都是首要的一步。其次，进入具体的“处理作题程序”中，他规定用“作题登记簿”编列“题号”管理项目，按其设想，在具体的设计项目推进中，从草图到说明、从物料到实验室资源，皆“由组长斟酌缓急先后，分配同人制作”。在这里，项目管理就应该落实到组织之上了，即由一个结构清晰的人员团队来实现。具体而言，章元善的设想是设计的项目组或者是机构的设计组，尚是一种规模不太大的专业团队构想。可能从今天的设计管理理论和现实情况来看，他的构想还不够宏大。虽然如此，其已经难能可贵地对组长与组员的职能，以及团队运作的过程及关系，有了比较具体的考虑。可以推测，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手工艺组成立时，“组”的概念和组织形式的提出，以及其后组内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关系，皆是按章元善的理念去实施的。最后，在“形成设计程序”中，章元善认为应该从“估计”和“实用”两个角度对材料和工时进行管理和控制。设计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也就带来了对用材和用时的预先“估计”和实际实施中的“实用”并不完全一致的状况，章元善考虑（或观察）到了这一点，并对此情况设置了管理办法。
为以上两个环节，章元善还制作了规范的表格，提供一种卡片式的方法便于组内设计项目的管理（图2～图4）。早在1929年，章元善还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工作时，曾经根据其工作经验，写作和出版过一本名为《实用公团业务概要》的著作。此书以一系列规范、细致和格式化的文本、表格、卡片等形式，为组织机构内部管理以及组织机构对外交流提供了一套清晰便利的方法。在“设计的制度”中，章元善仍然沿袭了提供给公共团体的业务和事务管理方法，其以细致清晰的管理思路为设计的项目管理提供了直接可用的方法和文本，仍然有着《实用公团业务概要》一书中的思路和方法。
图2ˉ 作题记录卡片（第1页）
图3ˉ 作题记录卡片（第2页）
图4ˉ 作题记录卡片（第3页）
（二）事务管理
设计的事务管理更为宏观和庞杂，涉及在各个层次上整合、协调设计所需的资源，在本题中则是在把握手工艺的工商关系和社会要素的前提下，协调、改进和提升各要素的关系及运作效率。章元善细致厘清了手工艺改进中各要素的关系及运作逻辑（图5），他解释：1.分析所得数据，从而认识农村副业（手工艺是其一端）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引起社会注意，建立健全舆论的基础。2.数据披露，可以造成舆论，同时调查要经费，要社会广泛协助，亦须舆论支持。3.农村副业的经济价值，既为一般舆论所支持，金融机关始可对之感觉兴趣，开辟途径，对之投资。4.指领导人才及技工之训练与培养。5.包括原料、工具、做法、装饰、包装各方面，以能在经济条件下制造适用美观的物品为标准。6.资本的来源需要舆论的鼓舞，而其运用则非有良好的组织不可。[31]正是以此为基础，才有了“手运四环”理论，即“吾人在服务立场，发展手工生产，即为农人解决其共同问题，主要者有四，即技术、金融、市场、组织是也”[32]。其实在具体工作中，除此“四环”外，舆论和人才也都是考虑的要素。对此，章元善在1945年发表《手工艺的改进是一个牵涉多方面的问题》一文时，所绘制的示意图中就注意到了这两个要素。
图5ˉ 章元善绘制的手工艺改进中各要素综合关系（章元善：《手工艺的改进是一个牵涉多方面的问题》，《手工艺》第5期）
对于设计的事务管理，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实践是全面的。在1945年6月发起筹设建立在股份制制度上的中国手工艺产品公司之时，手工艺组就已联合金融机构和国货厂商解决资金和销路问题。而邀请各界代表出席的手工艺集谈会对推动资源整合具有标志性意义，为联合各方力量、促成合作创设了平台，大会主题报告后，代表分组织组、技术组和经济组讨论深化了认识，会后“中国手工艺协进会”和“中国手工艺产品公司”的成立则将各项事务管理落实。中国手工艺协进会接替之前手工艺组的部分任务，负责组织各界共同推进手工艺事业；中国手工艺产品公司负责推广、运营和展销手工艺产品。分工合作的组织体系保障了手工艺设计管理的实施，改变了手工艺产业的无组织状态。手工艺集谈会后，出版的文集扉页刊载中国农民银行、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和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的情况及联系方式，更显示出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在手工艺产业领域进行资源整合、协调管理的努力作为。
结语
抗战前后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手工艺组发起的“手工艺运动”联合各方力量对手工艺及其产业进行改进，是一场经济、技术和文化的综合实践。其对材料、技艺、工匠和产品广泛的调查，对手工艺品设计深入的研究和试验，对设计流程和步骤系统而有逻辑的梳理，对项目管理细致而可行的规范，对各社会要素制约下的设计事务的综合协调、指导和落实，皆是实施者在设计实践中自觉探索理性方法的结果。今天，将这些当时并未获得太多关注的成果置于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和现代设计启蒙的视野之下，其对设计发展的价值应当得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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