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民族身份如画般上演
——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上的“比利时村”
[比利时]鲁汶大学建筑系教授，
雷蒙·勒迈尔国际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高曼士（Thomas Coomans）
[比利时]鲁汶大学建筑系博士生｜罗元胜 译
摘 要：本文旨在研究比利时历史与民俗村在世博会上身份认同的演变，并聚焦于首个为国际观众建造的比利时村——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上的“比利时村”。本文探讨了“比利时村”的创新之处，并探究了为何“老欧洲”项目在芝加哥失败，而“比利时村”却大获成功，同时亦关注该项目的推动者和设计师，探讨其目标和意图。此外，还探讨了这些“克隆”的历史建筑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比利时或佛莱芒建筑遗产的多样性，并研究它们如何影响比利时对其历史区和露天博物馆的修复和认知，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希望能够让美国人民更加了解佛莱芒人，他们笑得那样幸福和快乐。您还可以通过参观“如画般的比利时”（picturesque Belgium）来感受生活在我们这个小国的美丽和乐趣。诚挚地欢迎您！
图1 “比利时村”和芝加哥的天际线 1933年
美国国家档案馆
图2 1913年根特世博会上的老佛兰德历史村
94cm×65cm 1913年
鲁汶大学宗教文化与社会文献馆及研究中心
一、转变中的比利时身份和历史村
世博会作为各民族国家在此展示其独特之处的绝佳平台，加强了对自身和他者所构建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认知。国家馆常以历史古迹和民族建筑为模仿对象，早在1894年安特卫普世博会上就首次提出了“村”的概念，即通过精确复制历史建筑而构建的街区。例如“老安特卫普”（Vieil Anvers）的房屋和身着传统服饰的居民为游客带来了难忘的时光旅程，与充满异国情调的原住民殖民地部分形成了鲜明对比的历史村大获成功，成为每届世博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展示被工业革命摧毁的早期生活方式，历史村突出了一个国家的历史、遗产和身份。著名的历史村如1900年“老巴黎”（Vieux Paris）和1929 年巴塞罗那的“西班牙村”（Poble Espanyol）传递了与时间、记忆和身份相关的复杂且时常矛盾的价值观。这些展馆既具有短暂性又带有怀旧情怀，同时融合了想象与现实、现代与反现代以及考古与遗产、教育与娱乐的元素。除了这种复杂性外，历史村及其附带的酒馆、舞蹈和民俗音乐也备受欢迎，令人愉悦且风景如画。
比利时王国在1830年独立时面临着建立民族意识的挑战，该挑战在19世纪和20世纪逐渐演变并复杂化。国家格言“团结就是力量”（unity makes strength）号召公民在语言、社会、宗教、政治和地域等方面弥合差异。然而，19世纪初比利时的工业革命导致城乡社群分化，出现了工人和资本家等新阶层。历史和遗产被用来发展民族意识并塑造共同身份。1835年成立的比利时皇家古迹委员会旨在制定遗产保护政策，在复杂的“遗产化”（heritagisation）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定义价值、保护和修复遗迹来增强遗产意识。安东尼·沙耶斯（Antonin Schayes，1808—1859）在1841年和1849年发表了比利时首批建筑历史研究报告，专注于中世纪遗产。哥特式市政厅、钟楼、教堂、布厅和城市住宅成为国家和地方的象征，被遗产化和修复。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布鲁日、布鲁塞尔、根特、安特卫普、梅赫伦和鲁汶的历史中心参观。
自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比利时成为欧洲各地身份认同和文化少数群体的地域主义运动的肥沃土壤。佛莱芒和瓦隆运动（The flemish and walloon movements）旨在争取比利时北部佛莱芒大区和南部瓦隆大区的人民在语言和文化上得到官方认可，并寻求从占主导地位的法语精英那里获得文化上的解放。在建筑领域，人们对城市住宅、乡土建筑和地方工艺产生了新兴趣。历史学家构想了一个包含莫桑罗曼式（Meuse romanesque）、斯凯尔特哥特式（Scheldt gothic）、布拉班特哥特式和布鲁日式等各种风格的历史建筑景观。建筑师也将地方特色融入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折中范畴中。
这正是比利时工业城市在一战前举办的5次世博会上建造第一批“历史村”的背景。紧随1894年“老安特卫普”之后的是1897年布鲁塞尔世博会上的布鲁塞尔节、1905年列日世博会上的老列日（Vieux Liege）、1910年布鲁塞尔世博会上的另一个“布鲁塞尔节”和1913年根特世博会上的老佛兰德（Vieille Flandre，图2）。这些临时性的建筑与当地的古迹学会和遗产协会密切合作，包括成立于1894年和1902年的“列日古城协会”（Société du Vieux-Liège）和“布鲁塞尔古城研究委员会”（Comité d’études du Vieux-Bruxelles），他们进行了城市住宅拆除后的记录、保护和重新安置等工作。在1913年根特世博会上，短暂存在的“老佛兰德”展示了将原真的、重新搬迁的新立面与伯爵城堡的重建相融合的保护工作。
经历了一战对历史建筑的破坏后，重建鲁汶、梅赫伦、迪南和利尔等城镇的中心成为遗产政策和建筑辩论的重要挑战。重建工作刚结束，大萧条就在1930年侵袭了比利时，全国因此陷入了十年的经济和道德危机，也加速了佛莱芒民族主义的崛起并引发了二战的国际紧张局势。战间期的比利时举办了4届世博会，其中3届设置了历史村：1930年安特卫普世博会的“老比利时”，1935年布鲁塞尔世博会的“老布鲁塞尔”（图3）和1939年列日世博会的“喜庆的莫桑村”。“如画般的比利时”便是这一代的历史村。
图3 1935年布鲁塞尔世博会上的布鲁塞尔历史村
11.7cm×16.8cm 1935年 鲁汶大学中央图书馆
二战后，1958年的布鲁塞尔世博会（五八世博会）被视为比利时社会、艺术和建筑迈向“黄金六十年代”的现代性转折点，亦是比利时最后且最成功的一次世博会。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历史村“喜庆的比利时”在五八世博会中备受欢迎，却丧失了先前历史村所具备的教育和手工艺传统。最后一个历史村出现在1964年至1965年的纽约世博会上，几乎复制了“如画般的比利时”并成为美国人谋利的工具。其主要贡献是通过推广“比利时啤酒和华夫饼”来促进比利时身份的全球传播。
二、老欧洲：密歇根湖畔的乌托邦
丽莎·施伦克（Lisa Schrenk）指出，与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组织者最初的要求相反，外国参会者选择了现代展馆，而非本国历史建筑风格。她还提到，展览工程总监小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H.Burnham, Jr.，1886—1961）曾参观过几个欧洲博览会，并“记录了游客对博览会上的历史村和中世纪城镇的痴迷之情”。伯纳姆等人提出了将几个国家的历史村合并成一个名为“老欧洲”的概念，旨在为美国民众提供体验欧洲遗产的机会。这个想法引起了所有美国公众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使拥有欧洲血统的美国公民能够亲身体验其欧洲祖先的生活方式，进一步了解过去100年发生的变化。在芝加哥及其周边的500万人口中，超过60%的人要么出生在欧洲，要么与出生在欧洲的祖先相隔不过一两代。
这段关于建筑遗产、文化身份、种族和移民的引文来自老欧洲历史村的宣传册，以多语种的形式在安特卫普印刷，由芝加哥展览伦敦办事处宣发。其中，配以1930年安特卫普世博会上的老比利时、1929年巴塞罗那世博会上的西班牙村的照片，以及老欧洲的规划图，旨在吸引欧洲各国的投资者加入。该项目的设计师为弗兰克·布洛克斯（Frank Blockx，1885—1973）和乔斯·德·朗格（Jos de Lange， 1883—1948），二人曾参与设计1930年安特卫普世博会上的老比利时。那么，为何该项目最终失败了呢？
“老欧洲计划”选择了展览现场中最理想的位置之一——北岛（Northerly Island），该地从1920年至1925年沿着密歇根湖修建，占地约20公顷。自1928年起，建筑委员会（Architectural Commission）对展览场地进行了详细研究。然而，在1929年10月的华尔街崩盘后，组织者不得不大幅缩减展览的预算和规模。与以往世博会上的历史村不同，老欧洲并非一个封闭空间，可通过三到四个门进入，其两条长边向密歇根湖和北湖开敞（图4）。一部分与1930年建在北岛东北角的阿德勒天文馆相连。场地内有两条水路穿越，8座桥梁展现了不同街区的如画风景，约2万平方米的中央大广场将用于参展国的国家节庆、日常游行和舞蹈。
有意参与老欧洲项目的国家可选择占地面积在0.5公顷至1.5公顷之间的土地，并配备水、气、电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参展国可自由选择要再现的本国建筑，并确定其在场地上的布局，但建设将由展览管理层协调。布洛克斯和德·朗格绘制的渲染图旨在展示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和比利时建筑身份的多样性。其中最美丽的图纸无疑是从“威尼斯运河”俯瞰芝加哥泻湖和密歇根大道的图景，这展现了老欧洲和新世界之间迷人的对话（图5）。
尽管组织方承诺会有数百万来自美洲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老欧洲，并进而赴欧洲旅行，但这并未能说服欧洲的投资者。全球经济危机致使欧洲国家官方参展者的数量减少，最终导致该项目失败。施伦克指出，意大利、瑞典和捷克斯洛伐克这3个设有官方展馆的欧洲国家都选择了使用现代建筑语言。此外，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民族主义抬头的时代，试图在美国推广一种特定的欧洲身份认同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想法。最终，美国政府大楼和农业集团大厅在泻湖沿岸拔地而起。而布洛克斯和德·朗格则受邀设计了1935年布鲁塞尔世博会上非常成功的历史村“老布鲁塞尔”。
图4 老欧洲项目鸟瞰图
弗兰克·布洛克斯和乔斯·德·朗格绘制 1930年
鲁汶大学中央图书馆
图5 面向新世界的老欧洲
弗兰克·布洛克斯和乔斯·德·朗格绘制 1930年
鲁汶大学中央图书馆
三、设计和建造“如画般的比利时”
尽管欧洲国家不支持在博览会上采用历史形式，但这些景点仍然建成了。这些场馆是由当地的非政府遗产组织赞助的。伯纳姆和其他芝加哥建筑师亲自设计并筹资建造了许多世博会上的历史村。展览组织方的目标不在于这些历史村潜在的政治象征，而是看重它们吸引人群和为投资者带来经济回报的能力。
展览中的18个历史和民俗村并未占据环湖区域中留给中国馆、美国主题馆和工业公司馆等国家馆的位置，而是分布在沿密歇根湖南北延伸的中途大道两侧。（图6）。比利时村位置优越，靠近展览主入口，旁边是环形道路和通往南方的主步行轴线，其西侧平行于快速交通车道。优越的位置使比利时村成为最成功的历史村之一（图7）。但既然比利时政府并未正式参与世博会，那伯纳姆的合作伙伴是谁？事实上，比利时村是一项私人倡议，得到了阿尔贝一世国王、伊丽莎白女王、比利时政府以及几个官方部门的道义支持。此外，还成立了一个名誉委员会，汇集了政界、商界和文化界的名流。比利时村的成功也归功于安特卫普建筑师乔治·波蒂埃（Georges M. Potié，又名Géo或George Potié），他是该历史村的“组织负责人”。人们对他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建筑师莫里斯·波蒂埃 （Maurice Potié）的亲戚，后者在20世纪20年代初在安特卫普郊区建造了许多优雅的小屋。在1930年安特卫普世博会上，乔治·波蒂埃通过参展者和投资人的圈子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并扩大了他与国内外的联系。他与伯纳姆兄弟、“芝加哥比利时裔美国人俱乐部”（Belgian American Club of Chicago）和比利时领事会面、联络、筹款并说服投资人租用村里的酒馆和商店。
在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的比利时社区只有300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佛莱芒人，其社交和文化生活主要围绕几个比利时俱乐部和一座名为圣约翰·伯奇曼斯教堂（The Saint John Berchmans Church）的天主教堂展开。圣约翰·伯奇曼斯教堂是以比利时耶稣会圣徒命名的，由佛莱芒耶稣会神父约翰·德·施里弗（John De Schryver，1849—1922）于1905年在洛根大道上建造并开放。一年后，教堂附近建成了圣约翰·伯奇曼斯学校。
图6 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地图 托尼·萨格绘制
53.3cm×64.7cm×2 巴里·劳伦斯·鲁德曼古地图公司
图7 “比利时村”（西南方向鸟瞰图） 1933年10月24日
美国国家档案馆
1909年，第一个比利时俱乐部“艺术之爱与兄弟情谊”（Kunst-en Broederliefde）成立，不久后又成立了“美国比利时裔保卫员俱乐部”（Belgian American Janitors Club），后来演变为1915年成立的“芝加哥比利时裔美国人俱乐部”。在一战期间，妇女们也组织了自己的俱乐部，如“比利时裔美国妇女协会”和“伊丽莎白女王俱乐部”。1921年，芝加哥比利时裔美国人俱乐部建造了一个旨在缓解佛莱芒群体和瓦隆群体之间紧张关系的“所有比利时人皆平等俱乐部”。该群体是比利时村的主要权益持有者，有400多名成员积极参与了该计划。直到20世纪60年代，当洛根广场的比利时人搬到市郊后，该社区才被西班牙和波兰移民占用。
伯纳姆和乔治·波蒂埃聘请了建筑师阿尔方斯·德·里杰特（Alfons De Rijdt，或称De Rydt，1896—1975），他因设计了1958年布鲁塞尔和1964年纽约世博会的历史村而闻名。德·里杰特与布洛克斯和德·朗格的关系尚不清楚，也不清楚他是否参与了1930年的安特卫普展。更不清楚是伯纳姆还是德·里杰特担任了该历史村的总体规划。到1932年中期，德·里杰特已经明确了要在芝加哥复制比利时的历史建筑。他设计了比利时村的布景，并协调了将在比利时进行的制模工作。然而，比利时村的建造由伯纳姆兄弟公司负责，即小丹尼尔·伯纳姆和胡伯特·伯纳姆（Hubert Burnham，1882—1969）担任监工。该公司档案中保存了一些比利时村的视觉材料：
为忠实于原建筑的细节，我们直接根据比利时的建筑原作制作了大型模具，再将其运往芝加哥，在那里组装成建筑物、喷泉、雕塑等……最终呈现在展览上的历史村是对我们雇佣的工匠在4年时间里展现出的高超技艺的赞誉。每一个细节和尺度都被精确而忠实地还原。
比利时村的造价约为25万美元。1933年4月2日，比利时副领事约翰·弗米尔恩（John Vermeeren）出席了奠基仪式。建筑元件采用石膏石铸造，并在木结构上进行涂装。建筑底层用于商业，上层和阁楼留空。施工很迅速：同年5月16日的施工照片显示，它们已几乎完工（图8）。一个世纪的进步展原计划从1933年5月27日开放并持续到同年11月1日。由于它非常成功，故于1934年5月26日重新开放并延期至同年10月31日。
图8 正在建造的“比利时村” 1933年5月16日
瑞尔森和伯纳姆档案馆
图9 “比利时村”平面图 1933年
鲁汶大学中央图书馆
四、复合镇：佛莱芒式而非比利时式
如画般的比利时是一座由全国各地的建筑和历史瑰宝组成的复合镇（composite town）。总体而言，村中最吸引人的是来自佛兰德地区的景点：其山墙和塔楼勾勒出迷人的花边，传达出宁静和悠闲的氛围。
如画般的比利时是一个封闭的社区，包括4个广场（主市场广场、圣尼古拉斯广场、鲁本斯广场和安特卫普广场）和6条街道（勃鲁盖尔街、凡·戴克街、佛兰德伯爵街、布拉班特公爵街、根特街和布鲁塞尔街）（图9）。游客指南中强调了建筑师德·里杰特的地位，“他受往届博览会上的同行之启发，是唯一为旧规划带来新思路的人”。德·里杰特的历史村相较于以往更为精致紧凑。街道和广场铺着鹅卵石，一些广场地势较高，通过如画般的楼梯相连。在圣尼古拉斯广场和凡·戴克街之间，有一条护城河通过桥梁相连，借鉴了布鲁日浪漫的圣博尼法斯桥（Saint Boniface bridge，图10）。布鲁塞尔街的入口处横跨着一座源自安特卫普的斯蒂恩城堡（Steen Castle）的尖拱门，为街道增添了如画般的阴影。比利时村共有5个门：其中主门是布鲁日15世纪的驴门（Ezelpoort）的复制品，另外4个门则参照了梅赫伦、安特卫普、列日和利尔的历史拱门。
该村的两座主要建筑分别代表了公民性和宗教性，与比利时社会中教会和国家的平衡相符。市政厅是对15世纪至16世纪布鲁日外港达默（Damme）的哥特式市政厅的精确复制。教堂大体仿自安特卫普圣尼古拉斯救济院（Sint-Niklaas Godshuis）中一座15世纪早期的小教堂，是一座晚期哥特式的砖石建筑，后殿呈多边形。这座小教堂曾于1894年在老安特卫普展出。然而，窗户、窗花格（traceries）以及主立面的大窗户和角塔形式与原作小教堂不完全相同。两座高塔屹立在如画般的街道上。其中一座名为“后西克尔”（Achter-sikkel）的塔楼可以追溯到15世纪至16世纪的根特贵族塔楼；而另一座塔楼则复制自16世纪上半叶安特卫普旧交易所塔楼（图11）。
图10 “比利时村”内的护城河和房屋 1934年
瑞尔森和伯纳姆档案馆
图11 主市场广场上的酒馆塔楼和房屋 1933年
瑞尔森和伯纳姆档案馆
余下的建筑物包括约67座类型、风格和起源各不相同的房屋，其外立面采用石膏石砌造，交替排列，别具风情。其中，最显赫的房屋位于市场广场周围或街道的主轴线上，其他则是相对朴素的单层住宅，大部分来自佛兰德的城镇，如布鲁日（11座）、安特卫普（10座）、迪斯特（9座）、梅赫伦（5座）、利尔（4座）、根特（3座）和鲁汶（3座），而布鲁塞尔（2座）、哈瑟尔特（1座）以及瓦隆地区的图尔奈（3座）、纳慕尔（3座）和蒙斯（1座）等地的建筑呈现较少。另有10座位于次要街道和偏远角落的房屋仅作为填充场地之用，无明确的参考来源。
游客指南为游客提供了4条观赏路线，并详细描述了主线路。但复制品的准确度并不像指南中宣传的那般完美。一些建筑上的窗洞被随意切分，如主市场广场上的布鲁日自由屋（Brugse Vrije）；而有些房子则根据街道形状进行了如画般的改造，如鲁汶的金马鞍之家（Den Gulden Sadel），原本是一座三层的排屋，而在芝加哥则变成了两层的角楼。比利时村中还有两座身份不明的水泵和四座时髦的纪念碑：1619年布鲁塞尔的撒尿小童喷泉；1478年象征着列日自由的“自治权柱”（Perron）；1741年靠近城市钟楼的根特监狱上的吮乳者（Mammelokker）浮雕；以及源自根特的一门15世纪的大口径炮弹，名为疯狂的玛格丽特（Dulle Griet）。
总之，“比利时村”更像是佛莱芒村，而非比利时村！在全部89座建筑中，有26座来自安特卫普省，16座来自西佛兰德省，13座来自佛兰德布拉班特省，7座来自东佛兰德省，4座来自埃诺省，3座来自纳慕尔，3座来自布鲁塞尔，2座来自列日，1座来自林堡，1座来自瓦隆布拉班特，1座不明确的农场来自肯彭（也许是安特卫普或林堡)和12座不明确的房屋和水泵，大多数建筑都属于16世纪和17世纪，故比利时村的“中世纪”程度并不如组织方所宣称的那般相似，但狭窄的街道、广场和各类房屋的整体布局却能将游客带回中世纪晚期的氛围中。
五、历史、手工艺和民俗
比利时村不仅是一个古迹展示，也旨在通过文化、历史、艺术、民俗和美食等多个方面来呈现比利时身份。其中，有3条街道以著名画家勃鲁盖尔、鲁本斯和凡·戴克命名，还有两条街道与中世纪的统治者佛兰德伯爵和布拉班特公爵有关。
在20世纪30年代初，德军在一战期间对比利时人进行了屠杀和迫害，这使得大多数美国人对比利时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强奸比利时”“记住比利时”和“可怜的小比利时”等口号仍历历在目。一战期间，美国展开了广泛的支援行动，尤其是由赫伯特·胡佛领导的救济比利时委员会，该委员会为1914年被德国人故意焚毁的鲁汶大学图书馆的重建项目提供了援助，这些历史事件深深地印在比利时村组织者的脑海中：
美国和比利时曾同甘共苦。两国都是自由的捍卫者，都将荣誉置于一切之上。虽然战后二者所受恩泽不尽相同，但先辈们在责任之路上为他们开辟了道路。他们的记忆也将不可分割。
在圣尼古拉斯教堂内，参观者可以看到5位比利时抵抗运动的英雄的肖像画。他们是梅赫伦的天主教红衣主教、鲁汶大学校长德西雷-约瑟夫·梅西尔（Désiré-Joseph Mercier，1851—1926）；自由党政治家，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和比利时国务大臣查尔斯·马涅特（Charles Magnette，1863—1937）；自由党政治家，殖民地部长和国家银行行长路易斯·弗兰克（Louis Franck，1868—1937）；自由党政治家，布鲁塞尔市长阿道夫·马克斯（Adolphe Max，1869—1939）；以及律师，天主教政治家和布鲁塞尔律师协会主席莱昂·泰奥多（Léon Théodor，1853—1934）。
比利时村的市长和顾问穿着传统服饰，负责接待官方游客、监督重要活动和游行。村中约300位“居民”，约90人来自比利时。他们在不同时间段在比利时村工作或表演，包括蕾丝工人、木鞋匠、卫兵、音乐家，舞蹈演员和服务员等。此外，还有一位每天在后西克尔的36个钟琴（carillon）上表演的演奏家。钟琴作为比利时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独特的音乐在空中飘荡，吸引了众多游客。
比利时村最吸引人的特色之一是每小时在主市场广场上进行的民俗舞蹈表演。手风琴、吉他和木鞋在鹅卵石路面上发出的声音为舞蹈伴奏，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接吻游戏舞蹈”（图12）：
若未观赏过比利时村的民俗舞蹈，就不能算完整地参观过世博会！这些舞蹈已经成为世博会上备受瞩目的“景点”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接吻游戏，吻在世界各地的语言中都是相通的。
图12 接吻游戏与民俗舞蹈 1933年
纽约公共图书馆摄影部
六、历史村的遗产：露天博物馆、立面主义和历史城区与服装表演的遗产化
笔者将以结论的方式提出历史村遗产方面的议题。二战后，历史村中矛盾的价值观如何在世博会之外的其他语境中得以复兴？在1963年至1964年的纽约世博会上，比利时村沦为了一种“为盈利而临时地建造过去的方式”。在此，笔者且不论世博会对迪士尼乐园的影响，也不讨论艾伦·布莱曼（Alan Bryman）所提出的基于主题化、混合消费、商品化和表演劳动4个原则的迪士尼化现象，相反，笔者将探究这些历史村对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影响，以揭示其中复杂的比利时身份表达。
如画般的比利时属于战间期的比利时村，它不仅限于来自一座城市或地区的建筑，而是将主要来自佛莱芒地区的18个不同地区的房屋结合在一起。在20世纪30年代，佛莱芒运动开始崛起，并逐渐从文化辩论转向民族主义冲突。1936年，爆发过一场在虚构的历史村中拍摄电影的冲突。为拍摄雅克·费德（Jacques Feyder，1885—1948）执导的喜剧《佛兰德狂欢节》（La Kermesse héroïque，1935—1936），在巴黎附近用木材和石膏石建造了一座17世纪初的佛兰德小镇。该电影旨在向佛莱芒绘画致敬，尽管在法国备受好评，却在比利时引发了身份和政治上的争议。天主教徒认为这部电影有损道德，佛莱芒民族主义者则谴责它是对佛莱芒历史的侮辱和法国文化霸权的表达。此案例展示了在佛莱芒的语境中一部喜剧如何转变为一个政治问题。同时，比利时政府决定放弃在世博会国家馆中使用历史风格来表达自身形象，并委托由亨利·范·德·费尔德领导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团队来设计1937年巴黎世博会和1939年纽约世博会的比利时馆。比利时政府随后将后者赠予弗吉尼亚联合大学，并于1941年将其迁至里士满，现称“比利时友谊大楼”。
世博会中的历史村与第一座露天博物馆之间也有显著联系。从1928年到1934年，比利时东佛兰德和安特卫普地区的民间传统支持者提倡建立一座乡土建筑的露天博物馆。该构想得到了佛莱芒运动的支持。博克里克（Bokrijk）露天博物馆的建造在1943年类似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提出，但直到1953年才成为一个严肃的项目，并在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的前一周开放。佛莱芒文化和遗产活动家约瑟夫·温斯（Jozef Weyns，1913—1974）将博克里克打造成一个保守的“前现代佛兰德乡村社区的怀旧之地”。现如今的博克里克包括120座房屋，这些房屋是由其他被拆除的房屋构件被编号并运往露天博物馆后重新组装而成的。在瓦隆地区，位于卢森堡省圣休贝尔附近的圣米歇尔博物馆（Fourneau Saint-Michel）是露天博物馆的一个起点，包含18世纪的高炉和锻造厂，于1966年开放。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列日的部分历史中心被摧毁，建筑师让·弗朗科特（Jean Francotte，1925—2015）及其团队挽救了许多老建筑立面，并将它们搬迁到新建建筑的不同位置。这种立面主义（façadism）与搬迁（relocation）的结合旨在保留真实的结构，成为70年代和80年代后现代实践的一部分。立面主义指保留历史建筑立面，并在其后建造新建筑的实践，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因此，可以将搬迁历史村的立面视为立面主义的前身。
与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同时开放的是布鲁塞尔市中心古老的街道，这些街道被保护并增加了许多传统的虚假立面。该步行区名为“圣街区”（Îlot Sacré），在世博会期间和之后成为游客夜生活的场所。雷蒙·勒迈尔（Raymond M. Lemaire，1921—1997）在1964年至1989年间主持了鲁汶大贝居安会的修复工程。他是1964年《威尼斯宪章》的主要撰写人之一，也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联合创始人和首任秘书长。修复原则基于建筑考古调查和建筑美学。鲁汶大贝居安会的建筑群由带有十字窗和旧式玻璃的砖房以及鹅卵石铺成的非机动车道组成，使其看起来像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图13）。勒迈尔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在布鲁塞尔开发了几个类似但较小的项目，这与当时的布鲁塞尔化（Bruxellisation）以及安特卫普、列日和其他比利时城市正在发生的对历史城区中心的破坏对比鲜明。建筑事务所“团体策划”（Group Planning）和勒迈尔于1972年至1974年期间制定的《布鲁日中心区的结构规划》是第一个针对整个历史城区的总体规划。这些开创性的城市改造项目促成了一些原则和国际文件的拟定，如1975年的《阿姆斯特丹宣言》（Declaration of Amsterdam）、《布鲁日决议》（Bruges Resolutions）和ICOMOS关于保护较小历史城镇的国际研讨会。
图13 鲁汶大贝居安会 2017年 高曼士摄
值得指出的是，大多数在比利时村被仿建的建筑和历史城区都在1998年至2005年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或预备名录和世界遗产缓冲区（buffer zone）。除了布鲁塞尔的大广场和瓦隆的7座钟楼外，佛莱芒地区的布鲁日、根特、安特卫普和鲁汶的市中心，以及13座贝居安会和24座钟楼，构成了古代城市遗产的主要组成部分，与1933年如画般的比利时情况一致。此前，布鲁日的“圣血游行”（Holy Blood in Bruges，2009）和布鲁塞尔的“巡游”（Ommegang，2019）等两个将中世纪宗教和世俗传统相融合的传统游行活动，曾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每年，盛装的市民在古老的街道和市场广场上表演节目，自豪地表达其历史、社会结构、民俗和地方特色。1930年，布鲁塞尔“巡游”这个自18世纪以来停滞了的传统，在庆祝比利时独立100周年和1935年布鲁塞尔世博会的背景下复兴了。
遗产在有形的历史装饰和无形的表演之间的共生是历史村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就像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所体现的那样。其内在复杂的比利时和佛莱芒身份，使其在当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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