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剑父先生

高剑父先生（1879-1951）毕生致力于改革中国绘画传统，以“折衷中西、融汇古今”为理想，创造了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而他所倡导的“新国画”，亦成为现代中国绘画的重要流派，其成就早已名留青史。此外，中国艺术生态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无论是美术院校的兴办、美术团体的组织、展览会的开设、美术书刊的出版，以至留洋取经，推广美育，高氏均倾力以赴，卓然有成。他对清末民初以来涌现的文化艺术思潮，尤其是有关艺术的功能，艺术与时代、民族和社会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不仅积极回应，更坚信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艺术足以担当改造社会的力量，启导民智，促进产业，从而建立一个民强国富的现代中国。高氏的艺术事业，雄辩地见证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家肩负时代使命、参与社会建设的历程，同时也塑造了现代中国艺术家的新的社会形象和文化身份，影响深远。

在高氏多元化的艺术事业中，他对中国陶瓷业的关注和参与，是值得探究的课题。有关的事迹，不仅见于其手稿与传记，高氏更曾发表专论及有珍贵的作品传世，又享有于绘事之外“精制瓷术”的美誉。虽然他改革与复兴中国陶瓷业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这些活动却是高氏早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的资料，一如其他早年活动的史料，极为零散简略，原始文献亦无从稽考，但仍可藉之窥探高氏对陶瓷的兴趣，进而分析其在高氏美术思想中的地位，以及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意义。同时，高氏以现代美术家的身份推动陶瓷业，形象地建立美术与工商业的关系，是中国美术的本质及功能在时代冲击下已经变革的明证，也为西洋美术在中国的流传制造有利的条件。

高氏从事与陶瓷有关活动的年代和历史条件

根据简又文编撰的详细年表，高氏参与陶瓷业的活动仅有三条，包括：1908年开设烧制瓷器工厂掩护其秘制炸弹；1912年其手制瓷器在巴拿马博览会展出，并赴江西景德镇开办中华瓷业公司及撰写《中国瓷业大王计划书》；1913年赴日购买瓷料，而其瓷业公司亦于是年倒闭。然而高氏对陶瓷的兴趣和参与，是否仅止于1908至1913年这五、六年间？查高氏之学习绘制瓷器，很可能早于1908年。据其在南中美术院的讲话，自云“少年孤苦，曾学绘画瓷器等工艺品以谋生活。”而其五弟奇峰（1889-1933）之年表，亦载有1904年随剑父在广州河南由基督教美瑞丹会牧师吴硕卿所开设之永铭斋玻璃店助绘玻璃灯罩。吴硕卿除经营玻璃店，亦在1888年与宽夸伦教士创办永铭斋美术，招生学艺。晚清时期，由教会人士开设的习艺所纷纷在各地开设，上海土山湾美术工艺所即为其中的佼佼者。西洋美术工艺及绘画技法循此传入。高剑父在玻璃店从事绘画灯罩工作，是否同时在永铭斋美术学习，现已无从确考，然而证诸高氏曾加入吴硕卿牧师的美瑞丹传道会及其人之爱好艺术，则谓高氏至迟于1904年已经掌握与陶瓷器釉上彩相通的玻璃彩绘工艺，当是无庸置疑，再加上在1900年即已在澳门跟从法国画家麦拉学习炭笔素描，则可知其早在赴日本之前，已经与西洋美术及工艺结缘。

高氏之参与陶瓷工艺，其中一位关键人物是被誉为广彩大师的刘群兴（1887-1979）。他自幼与高家比邻而居，六岁与奇峰同学，他的六兄丹夫，后来成为牧师，亦曾与剑父同学，两家过从甚密。时剑父正随隔山居廉（1828-1904）学画，引发刘氏对绘画产生兴趣。然而刘氏终因家贫辍学，于1899年到前述的永铭斋刻花玻璃店做学徒，满师后却转行入彩瓷业，此举不但可见两者工艺相通之处，甚且可能是引领高氏昆仲与此二行业建立关系的线索。此时，刘氏经常持画稿向剑父请益，并习居氏画风以改良彩瓷的装饰，从此奠定长逾半世纪的师生情谊。他长期从事彩瓷创作，其对陶瓷工艺与烧窑技术的钻研，及多次往返江西研究陶瓷制作及采购瓷料的经验，为高氏的陶瓷活动的每一个阶段，发挥极重要的扶持和支援作用。

至于高氏陶瓷活动年份的下限，或可定在1920至1921年间。这是基于他的一件题有庚申（1920）年款的广彩狮盘。同年底，由于协助陈炯明（1878-1933）克复广州，高氏获委为广东省工艺局局长兼广东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校长。此项任命让他得以在教育的岗位上实践以美术振兴工业的夙愿。然而在任仅仅半年即发生风潮，高氏被迫在1921年6月辞职。此项经历被形容为“是他理想的归宿，但也成为他的理想的终结。”李伟铭曾考证和分析有关事件，详情不拟在此赘述，然而必须指出是此次风潮对高氏个人的艺术事业发展的影响。他从此调整工作的目标和方向，由关注民生的“物质救国”转而集中推行“艺术救国”的宏图，期望藉着艺术的感染力，提升人民的质素，兼且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此时他积极推动“新国画运动”，倡办广东全省第一次美术展览，在怀楼潜心作画，又创设春睡画院培育人才。此外，甲等工业学校的风潮，亦暴露了美术家担任工业学校校长不足之处，使人反思清末民初以来美术与工商业、以至美术教育与职业专科教育的关系。

从刘群兴的传记资料，亦可推测高氏的陶瓷活动的下限，或延续至1925至1927年间。刘群兴以高氏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甚为颓丧，对现实不满，特在河南宝岗伍家花园设彩瓷焗窑，就景德镇素胎加工彩绘。邀请剑父偕同奇峰、陈树人（1884-1948）、伍懿庄（1864-1927）等参加。不过，剑父此时既任佛山美术学院院长（1926年11月-1928年1月），又忙于应付新旧国画的论争，社会活动频繁，相信难以投入大量时间和精神。刘氏显然是此事业的主导，在1927年因亏损而停产后，随剑父往佛山美术学院，任教陶瓷雕塑。此时期的彩瓷制品，据云由于出自名家之手，大受欢迎，可惜至今未见传世，是尚待发掘的史料。

从以上的讨论，可知高氏关注工商实业及参与陶瓷活动超过二十年，正值中国“风雨如磐”的年代，经历满清王朝的崩坏和辛亥革命催生的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变革，标志着鸦片战争（1840-1842）以来中国在内乱外患的挣扎中追求民族复兴的进程。面对汹涌而至的西方文明制度，有志之士先后展开自强运动、维新运动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回应，激发了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更，甚至传统的“价值系统”的转易，促使中国踏着缓慢的步伐进入现代化的历程。其中经济的转型直接影响民生，自从五口通商，大量外国货品和资本进入中国，严重打击本已衰退落后的“土货”和手工业，因此，工业化和推动市场经济确实有迫切的需要。这样的经济环境便是高剑父立志改革陶瓷业的背景。

《时事画报》丁未年第三期（1907年3月）

高剑父与中国现代陶瓷业

像同时代其他改革者一样，高氏向往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而且确认工商业发达与国家富强的关系。虽然没有资料证明高氏熟悉同治（1862-1874）以来曾国藩、李璠、薛福成、郑观应、汪康年等人有关与西方“商战”的论述及扭转传统儒家重农轻商思想的时代要求，但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这已是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观念，在当时新兴的报纸杂志中广泛流传。高氏参与创办之《时事画报》旬刊，于1905年（乙巳年8月）在广州创刊，其他编辑有潘达微（1880-1929）、陈垣（1880-1971）、何剑士（1877-1915）。《时事画报》“以开通群智，振发精神为宗旨”，推动民众的爱国教育及革命宣传，亦普及美育，同时组织展览会，销售美术工艺品，可说是现代文化企业的雏型。在《时事画报》前后约八年的出版期间，时有抵制外国货品和表扬土货的报导，复有季郁之撰文《论振兴工艺改良土货宜提倡美术》；又分期图文并茂地描述江西景德镇陶瓷制造过程及关注其工业化的成绩，更在后者题记末附以“振兴实业”的手绘印文。最直接反映清末美术与工商业关系的，是对两次美术展览的报道，高氏两次均有参加。前者于丁未年（1907）正月十六、七日举行，绘图标题为“提倡实业”，题记如下：

广武学会罗乐之、尹笛云诸君，组织一博览会，正月十六、七，连日开会研究。陈列高芍亭、灌田两昆之制生标本及古器、矿产甚多。来宾数百人，茶会演说而散。按中国实业一日不兴，漏卮一日不塞，则国日益瘠，民日益贫，恐欲求为今之中国，亦不可以得也。幸天未绝汉，民智日开，渐知趋重于实业。博览会之设，虽未达广兴工艺一级，而胚胎已胜于此矣。

题记之后亦附上“富强之基”的手绘印文，与前面“振兴实业”的画题互相呼应。文中提及的高芍亭、灌田昆仲即是剑父及其三兄冠天，他们的制生标本可能就是图中长桌上陈列的蔬果、花鸟、盆栽，由此亦可见高氏对工艺及科学技术的兴趣。其他陈列品是各种古今工艺摆设及中国绘画，包括陶瓷，而所谓矿产，也许就是可供观赏的奇石。这些展品与真正的工业产品相距甚远，规模不算大，称之为博览会是有夸大之嫌，但亦可见主办者鼓吹新生事物用心良苦。另一则报道关乎《时事画报》同人于戊申岁暮（1909年初）在香港皇后大道举办的美术展览会，已是第二届举行。“陈设瓷品、图画品、绣品、手织品颇多”，其中瓷品由高氏制作，绣品则为潘达微及高氏等人创办的缤华女子习艺院学员所制，均是改良传统工艺美术的成果。“中西人士，往来参观，络绎不绝。”开会仅二三日几已售罄全部展品，故提前结束。题记后的手绘印文“物质救国”标志着画报同人举行这类公开活动的理念，既引进市场经济，亦同时赋与美术及工艺以新的社会价值，为现代美术家的专业身份定位。

《时事画报》己酉年第一期（1909年2月）

对高氏及他的同道者而言，美术不再是无关国家人生的文人余事。晚清废科举、兴学堂，将西化的图画科列入各级课程，以练习手眼，再培训实用绘画技能，作为各项实业的初基。1905至1906年间高氏曾在多间公私学校执教图画科，必然受到这些学以致用的新思潮的影响，其后参加同盟会，在奔走革命之时，亦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实业救国的感召，激发他改良广彩及复兴景德镇瓷业的宏图。至于绘画与工商业的密切关系，康有为写于1905年的《物质救国论》提出扼要的看法：

绘画之学，为各学之本，中国人视为无用。岂知一切工商之品，文明之具，皆赖画以发明之。夫工商之品，实利之用资也；文明之具，虚声之所动也。若画不精，则工品拙劣，难于销流，而理财无从治矣。文明之具，亦立国所同竞，而不可以质野立于新世界互争之时者也。故画学不可不致精也。

康氏推崇意大利的绘画和雕刻，他呼吁派员留学，然后全国传授，始能制造工艺百物与欧美竞争。高氏的政治革命理想与康氏虽然不同，但却同样重视美术在发展实业上的功能，尝言“知实业必原于美术”，“美术为工业之母”。其后兴办的美术专门学校，多有开设图案科或工艺美术科，为工业界输送人材，至近年始被艺术设计科所取代。

辛亥革命前高氏的陶瓷活动

辛亥革命前数年是高氏参与政治运动的高潮，奔波于日本、广州和香港之间。此时期的陶瓷活动，则以广东博物商会为重心。现已明确知道，高氏于1906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不久奉孙中山先生之委返粤策划推翻满清的行动，博物商会即是高氏与各同志为掩饰革命行动而合股设立的众多机关之一。高氏充分利用他在美术工艺方面的特长，先后组织美术会、画学研究所、缤华绘绣女学校，还有位于河南鳌洲外街担竿巷的守真阁裱画店。博物商会所烧制的陶瓷及其运输和销售，是革命党人制造及储藏炸弹武器的极佳掩饰。博物商会、美术瓷窑和彩瓷画室的所在地，虽有不同的说法，但代为经销产品的瓷业公司位于商业繁盛的河北高第街，则颇为一致。根据岭南画派三杰之一陈树人（1884-1948）的年谱，在1907年条下，陈氏长女美魂回忆与高家比邻而居，两家过从甚密。高家住河南宝岗宝贤大街一座旧式大屋，右前方的房子即是彩瓷画室，此说当甚可靠。此外，刘群兴六子致远曾笔录刘氏传记资料，提及刘氏日间带领工人彩绘的工作坊为河南同福东路保安南约安庆里内，晚上同盟会会员在此开会及制造炸弹，刘氏则担当望风工作。至于博物商会的正确地址，是河南保安社第八号门牌，见于该商会1909至1910年间在《时事画报》的广告，内文云：“玆本商会拟聘请画师四十位专司绘事，以能绘精细人物花鸟者为及格。每月脩金约由十五元至五十元。如欲就席者祈请至本商会面订。”虽然我们无法探测这则广告的成效，但是具有超过四十位画师的商会，规模显然不小，而且要求精细的画艺，证之现存博物商会出品的彩绘瓷器，多属工笔之作，风格相当吻合。当时众多画师均未留下名字，所知除高剑父、奇峰、剑僧（1894-1916）三昆仲及革命同志陈树人、潘达微外，尚有刘群兴、蔡月槎等人。广告画中博物商会会址是一座深宅大院，烧窑处亦有可能设于此地。

《时事画报》庚戌年第一期（1910年3月）

博物商会的设立，既然是为配合革命的需要，随着辛亥革命成功，商会活动亦自然停止，而高氏昆仲亦于是年离粤赴沪发展。至于博物商会何时开始，前文提及高冠天及剑父以制生标本参加1907年举行的博览会，当时是否已经成立，现已不易稽考。目前所知最早的线索，是一只署有剑父“戊申八月十日”年款的《梨花彩蝶瓷碟》，碟心中央附“博物商会制”款，清楚说明此时博物商会已开始运作，而剑父亦于1908年9月5日确在广州活动，更可作为高氏行止的旁证。剑父所制瓷器于1909年初由《时事画报》在香港举办的第二期美术展览中展出，极受欢迎，前已言及。《时事画报》亦于1909年3月报导高氏近来组织瓷业公司之事，所指当是博物商会。转引如下：“中国瓷质，为全球冠。苟制造精美，挽回利权诚不少也。本报同人高君剑父，近亦组织一陶业公司，急起直追，或不让人专美乎。”此外，1910年2月在香港举行的广州美术展览，博物商会亦有产品参加，而现存博物商会产品中，亦有若干具庚戌（1910）年款者。因此，若推算博物商会的活动年期为1908至1911年间，应是可以令人接受的说法。

博物商会同人及高氏的陶瓷器，生产量可能相当可观，只不过多已外销或散失，能够保存的数目不多。这些都是广彩瓷器。“广彩”即“广州织金彩瓷”，属于精工彩绘的美术瓷，多供外销及观赏之用。广彩的素瓷来自著名的景德镇，在广州河南地区加彩绘，然后开炉烘烧而成。从事此行业的工人均要加入规矩谨严的行会组织——灵思堂。但是，以高剑父为首的广州美术界及博物商会同人，虽未加入行会却未受干预，那是因为他们研究改良广彩，结合国画技法及彩瓷装饰，提高艺术水平，因此得到广彩艺匠的重视， 而高氏将美术与工业相结合的理想，乃得以实现。

高剑父《梨花彩蝶瓷碟》罗竹坪藏

高剑父的彩瓷作品，传世数量极少，不单是由于销售，他历次迁徙亦造成极大损失。现藏于香港艺术馆的两件，原由高氏家人珍藏，自1978年发表以来，始广为人知。《螳螂彩瓷碟》直径23公分，有“广东博物商会制”的方形朱文底款，因此可知为1908年至1911年间的作品。此碟的最大特点，是由三行细致的描金装饰纹样衬托下的六只螳螂，互相纠缠厮杀，其中一只竟然抓着断肢，可见战情惨烈。螳螂是以钩勒填彩的手法画成，线条挺拔细劲，色彩浓淡相宜，造型生动，具见高氏深入其师居廉的堂奥，亦说明他在草虫写生方面的造诣，复印证居氏画风对近代广彩发展的影响。从高氏个人艺术发展而言，更形重要，显示高氏在游学日本之后，此时仍继续其隔山画派的风格，是新旧画风并存的时期。此画的主题，更是偏离传统广彩装饰的喜庆热闹，而描写螳螂的打斗，优胜劣败，是自然的规律，未审这是否高氏因为奔走革命、出生入死，从而萌生的感触。此瓷碟虽无高氏款印，但观其画艺及意境，当不作他人想。而此瓷碟的白描画稿亦一直由高氏家人珍藏，九十年代始公开发表，成为确立高氏创作的明证。

高剑父《螳螂彩瓷碟》香港艺术馆藏

《牡丹彩瓷瓶》，高 31.5公分，其上不仅没有高氏的款印，亦无博物商会的底款，而且高氏的牡丹画作品并不多，不易建立两者的关系。然而此彩瓷瓶的画艺精湛，立意创新，是极高艺术水平的作品。较接近此彩瓷瓶的高氏画作，可能是作于1905年的花卉四屏中的牡丹画幅，同属兼工带写画法，颇有隔山画派的余绪。瓶上的牡丹或含苞、或怒放，颜色富丽堂皇而又变化多端。花头俯仰向背和枝叶的疏密交错，造成复杂的结构。花丛中穿插着飞翔的蜜蜂和蝴蝶，还有其他草虫，生意盎然。至于地上零落的花瓣，与枝头上饱满的繁花形成盛衰的对比，令瓷画更增添诗意。象征富贵的牡丹花，虽是传统广彩的惯用题材，但像这牡丹瓶的艺术处理手法，表现大自然的荣枯变化，不见于传统广彩装饰，却屡次出现于高氏花卉画作中，如1913年新春之《落花游鱼图》，而高氏独喜描绘自然界的零落凋残之意，则早于1907年之《蟹爪水仙写生》题跋中明言，可资参考。

高剑父《螳螂彩瓷碟》底款

至于前文提及作于1908年9月的《梨花彩蝶瓷碟》，多年来由高氏弟子罗竹坪（1911年生）收藏，是目前硕果仅存的兼具高氏年款及博物商会标志的制品，非常珍贵。此直径21.5公分的瓷碟的设计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碟心正中央的楷书“博物商会制”圆印，朱文金地，直径达5.5公分，是全碟的焦点所在。但是，此印无论从位置、大小及颜色而言，都超出生产商号款识的常规。高氏可能受到广彩中大量制作的西方纹章彩瓷的启发，借以推广博物商会的商誉。其次是灰蓝底衬托下的留白折枝梨花，围绕着中心的圆印而伸展，右下方书“春寒露重梨花艷。戊申八月十日剑父灯下纲笔。”下附手绘“高”字白文方印。此画的制作方法，是先以纱布包着丝棉蘸颜色，轻拍在碟上，成为底色，称之为“拍色”。然后根据画样用削尖的竹笔退去底色的相关部位，再加钩勒梨花及叶脉的细节而成。此画与现存的高氏居门钩稿的风格相近而较成熟，带有写意趣味。用笔顿挫有力，显示其深厚的白描功夫。灰蓝的底色略呈浓淡变化，使梨枝像在春雾的笼罩下，别具诗情画意。而题跋的行草书风亦见诸此时期的画作，不过笔法较为方硬，间有重笔，大概是用硬笔在底色上刮写所致。既用硬笔，则题跋中的“纲”笔，或是“钢”笔之误了。

此瓷碟设计的第三部分，是阔达3.5公分的彩蝶边饰，其上绘画了近百只大小蝴蝶，重叠交错，布局茂密而灵动。各种品类的蝴蝶，是以爽利的墨线为骨，上涂缤纷的红、黄、蓝、紫、绿各色及点金装饰，些微空隙均再填以金色，加上千姿百态的蝴蝶造型，交织成艳亮夺目的装饰感，充分发挥了广彩华丽的风格特色。此碟的彩蝶边饰，直接继承广彩的“点金百蝶”纹样，十九世纪中后期广为流行，屡见于海外藏品中。不过，高氏舍画心而仅取边饰，复以高超的写生造诣及画艺，改进了传统广彩的板刻的图案化处理，令其焕发新的活力。

《梨花彩蝶瓷碟》毫无疑问是高氏致力改革广彩的极具野心之作。不仅设计独特、更意图折衷不同的画法，调和瑰丽繁密和雅逸疏淡的美感经验，兼收并蓄，正说明高氏在国画改革的理念，贯彻于其彩瓷的创作中。不过，正因此瓷碟装饰手法的实验性和多样化，整体效果是对立多于调和。虽然如此，却无损其研究价值。

在传世的博物商会的广彩瓷品中，可见多样化的风格，除了前述的源自隔山画派的题材技法外，亦有较传统的山水楼阁和历史人物。一般而言，画风倾向精工细致，色彩浓艳。至于岭南画派折衷中西画风的“新国画”，亦被吸纳入广彩工艺。例子有剑父六弟剑僧所绘《群鹿圆瓷板》，上书“庚戌花朝广东博物商会高剑僧作”，下绘长方红印“剑公画”。庚戌即1910年，时剑僧仅17岁，尚未负笈东洋学画，很可能是临摹其兄长，尤其是奇峰的画稿。此时奇峰已从日本返国，带回明治艺坛融合东西洋画法的新风。此幅瓷画上的六只梅花鹿，造型富有明暗立体感，神态生动自然，可见剑僧纯熟的技巧，其早夭更令人感到惋惜。

高剑父 《牡丹彩瓷瓶》 香港艺术馆藏

辛亥革命后高氏的陶瓷活动

辛亥革命后高氏绝意仕途，偕同兄弟往上海发展，开办审美书馆及出版《真相画报》，据说曾获得当时的广东省政府资助。自此高氏从偏处南陲的广东，进入全国文化及商业的中心，而在陶瓷事业方面，亦是从地方性的广彩瓷器的改良，转移到中国瓷都江西景德镇，进行复兴中国陶瓷工业的宏图大计。

高氏的雄心壮志，系回应孙中山先生“工业救国”和“促进民智”的号召，尤其是孙中山在1912年4月辞任临时大总统后，到各地发表有关“民生主义”的演说，宣扬民族工商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影响广泛。同时，景德镇瓷业亦得到他的关注，包括在其草拟的《实业计划》内。他倡议在长江与鄱阳湖之间，建设鄱阳港，“景德镇瓷器工业，应移建之于此地，盖以运输便利缺乏之故，景德之瓷，常因之大受损坏，而出口换船之际，尤常使制成之瓷器碰损也。此地应采用最新大规模之设备，以便一面制造精良之瓷器，一面复制廉价之用具。盖此地收集材料，比之在景德镇，更为便宜也。”

高氏复兴中国陶瓷工业的事业，既因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助力而起，自然随着时局的动荡而衰，致令其计划终成泡影。1948年高氏在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一周年校庆上讲话，回忆在景德镇开办实业的经历：

我们实在注重美术工业，但工业方面需庞大的经费，然于民生有莫大的关切，须逐年开办。因为我国漆器、瓷器，早已著名于世，如福州漆器、江西瓷器，因有天赋的优美原料，多为世界所无，故世界称为瓷国。以天赋的良材，不为利用，不发展，实为可惜。因此就联想起民元与克强先生在国父处晚饭后闲谈，国父说现需办全国铁路，克强说：“我欲办全国汽车公路。”一息间，国父问我：“你想办甚么？”我云欲办工业，国父问甚么工业？我说瓷业，我说工业中只有瓷业可以执世界牛耳的。我就草了一本《瓷业大王计划书》呈国父，国父见了颇为赞许，于是请国父函协和给我饶州的御窑厂为基地（时李协和为江西都督）。民二年二次革命，李纯打入江西，我这瓷业也被推残了。所以，我注重美术工业，不止关系国计民生，尽可占据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讲话中说及的《瓷业大王计划》，今天已不能复观，因而无法知悉其内容，不过，其雄心万丈，跃然纸上。另有一篇高氏的《勉词》手稿残本，相信亦是讲稿，其中提供较多情况：

……复以我国工业落后，民穷财尽，又本总理民生主义，来倡实业救国。我国实业之首，则为瓷器，外人称我为瓷器国，承认为世界第一。剑父全副精神为瓷业，欲造瓷业大王。又往各处调查，曾着一本瓷业大王计划书，给孙总□□大为嘉许，乃预资一千万。总理黄克强、伍廷芳、中央要人都赞成，拟请德、法、日三国技师。……（下阙）

是以高氏不惜“把艺术专家的思想放弃了”，要在实业方面大展拳脚。至于高氏拟设厂的所在地御窑厂，明代洪武年间始建，数历兴衰，随清代统治结束而停止活动。御窑厂位于景德镇的珠山，邻近江西瓷业公司。此公司当时亦进行改革，拟集经费四十万而仅得二十万，可见一千万在当时应是极庞大的数额，或可凭之推测高氏心目中的瓷厂的规模。姑不论高氏最终获得多少拨款，他于1912年冬月往景德镇成立中华瓷业公司。不过，高氏此行仅见之简氏所编年表，全无旁证，是否于此时成功设厂尚待考。可知的是高氏致力于景德镇瓷业的几年间，民国的政局极不稳定。1913年6月，江西都督李烈钧被袁世凯罢免，其后兴兵讨袁，爆发“二次革命”。曾征得李氏支持的中华瓷业公司的业务，亦因战乱而被迫停止，此也是高氏自己的说法。大约在此前后，亦即1913年中，由于宋教仁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遭暗杀，22日身亡，《真相画报》大幅报道，因而得罪袁世凯等人，高氏昆仲不得已将《真相画报》停刊，并远走日本避祸。此外，高氏前曾上书广东都督胡汉民，要求以“专使”名义到德、荷、英、意、美六国考察美术及工业，亦因胡氏被罢免及战事而作罢。

高剑僧《群鹿圆瓷板》广东省博物馆藏

高氏尝言此行在日本停留年余，是以实业专使的身份研究日本的陶瓷工业。简氏所撰年表则称此行为期数月，其新婚妻子宋铭黄偕行，目的是购买瓷料。两人的说法虽不同，但均与瓷业有关，应无异议，而且充分说明日本陶瓷业对高氏的影响。但是留日时间的长短，却颇有出入。虽然前说来自高氏本人，但是他的口述资料并非全部可信。证之高氏的行踪，事实上他在建国之初的三数年间驿马星动，往返沪粤之余，曾多次访日，亦不止一次到江西。因此，高氏是否有可能在日本连续居住年余？若认为绘画作品是较可靠的原始依据，则可知高氏于1913年新春、1914春日及1916年均在东京。1913年之行，见于《落花游鱼图》的题跋：“民国二年新春老剑作于日京”。次年春日，剑父及奇峰同在东京，二人有《鸳鸯图》合作画，题赠“荫斋仁兄”，剑父并识云：“五弟奇峰写鸟，剑父补景并识于日京下谷旅次，时民国三年春日也。”此时剑僧亦已在日学画。1916年之行，亦是从画作知悉。是年剑父所画《布袋和尚》，附长题跋：“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民国五年十一月，番禺高仑作于日京蓬莱深处。”斯时剑僧已逝，剑父或藉之以开解其折翼的哀痛。此外，在剑父写生画稿中，保存了为数不少在日本的速写。不过，由于未系年份，或可从风格及题字辨识。高氏民国前留日的速写稿，部分现藏广州美术馆，并经李伟铭考证，另有一册写生稿，由黎明先生收藏，亦订为1906至1908年间留日之作。此册记录了高氏在东京多处观赏花木的名所，尤其是越谷公园的古梅。其中数页注明日期，包括二月十七日及三月十一、十二、十四、十九日，尤其重要的一页，题有“三月十二偕树人、定叔、萝生同游越谷古梅园写生。”树人即陈树人，曾先后于1908-1912年及1912年9月至1916年3月间留学日本。树人首度留学远在京都，况且此时剑父经已返国参加革命，因此二人同游，当在他二度赴日，进入东京立教大学攻读之时，剑父速写稿上的行草题字，书风与前述民国前的写生稿大不相同，虽然主要用铅笔书写，亦可见其笔划跌宕有致，字形方中带扁，蕴含碑体的古拙意趣，与前述留日作品上的书法相近，应是同时期之作。惜此次同游并未见于树人的资料，难以确定年分，惟排除1913及1916年2、3月间剑父不在日本，则以1914年的可能性较高，前文提及的高氏昆仲作于1914年春日的《鸳鸯图》合作画，可作旁证。

高剑父《鄱阳湖写生画稿》

高氏于1913年中在日本避难，最迟在同年初秋已经返国，旋即有江西之行，及至翌年寒食，可能多次往返，期间亦包括前述1914年春季日本之行。高氏江西之行留下具备年款的写生稿及诗作为证，并纪录了同行者之名。高氏前因时局动荡而放弃其瓷业大王计划，但在失去国民党政的有力支持之后，仍然对陶瓷实业锲而不舍。此次拟二度在赣设厂，可能不涉及政府支援。据黎葛民、麦汉永二人所记，1914年春高氏曾与一潮州友人合资在景德镇创办江西瓷业公司，并自任经理。其他同事有刘群兴、陈伯峰、高玉书、布廷森、张菊初、高剑僧等人，多是高氏家人、弟子或辛亥革命前博物商会的旧人。该公司业务以制造出口瓷画及瓷像为主，并预备参加将于1915年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此外，刘群兴任职美术总监的广州裕华陶瓷公司，亦于此时特邀高氏为美术指导，组织名师精制石湾公仔和织金彩瓷，代表广东参加同一博览会。据称江西瓷业公司在1914年后结束，高氏因参与讨伐广东巡按使龙济光之役，再次投身军政，并于1920年返粤就任广东工艺局局长及广东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校长。江西之行的画稿及诗作虽未能提供陶瓷业务方面的情况，但已充分显露高氏艺术家的气质和诗人的情怀。他舟泊阳湖时登岸对景写生，扼要地写出环抱的形势，再加上两段题记：“二年十一月六日写于鄱阳湖畔之山巅。”“十一月六日赴饶州遇风，舟泊鄱阳湖，因登山绘此。石山上之土坡为叶氏墓，湖外蜿蜒横列之远山为庐山，舟即予之乘舟也。老剑又记。”诗作方面录得十七首，辑入《蛙声集》。其中不少记述沿途对景对花的写生，如《湖畔为山花写生》《湖口写生》《浔阳为菊写生》等，尤能说明高氏对写生的重视。又所作诗，日期与写生稿吻合，多为1913年11月舟行沿途所作，其中《登浔阳途中逢寒食》，虽未系年，很可能是翌年清明前的另一次行程。复兴瓷业的大计进行起来困难重重，往返旅途亦颇艰苦，1913年11月之行即因遇风雨兼旬，扁舟欲覆，致令同行者有思归之意，高氏亦难免流露落寞的心情，《遇彭蠡门》即是一例：“湖山黯淡日沉昏，秋煞千秋志士魂。残阳衰草孤城闭，潮去潮来乱打门。”

《真相画报》第12期

高氏的陶瓷活动，在辛亥革命前后两个阶段对比鲜明。前阶段虽是作为革命事业的附庸，仍以推动“物质救国”、“振兴实业”为目的，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当时高氏对广彩的改良，是以实践者的身份，结合绘画及工艺，进而提升其艺术水平，是以对广彩的现代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广州美术界，尤其是岭南派的画家，如赵少昂（1905-1998）等，都参与瓷画制作，因而将美术与工艺的距离拉近。

人物山水蒜头瓶

辛亥革命后的阶段，高氏登上全国的舞台，变身为工业家和企业家，在国民政府的帮助下，意图将执全国牛耳的景德镇瓷业现代化。他选择陶瓷业，并进军江西景德镇瓷都的原因，自道甚详。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陶瓷业发展给高氏的启示。明治大正时期，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陶瓷工艺一方面改良及保存传统，形成美术的工艺；另一方面，从西方引进技术及机器，使陶瓷工业化和机械化，大规模生产，两者均取得成功，尤其是屡次在世界博览会获奖，产品甚至大量在中国倾销，打击国内市场。此外，高氏在《真相画报》撰文论述陶瓷的历史，促进研究，可惜因该刊停止而终结。他又设计陶瓷图案，作为有心从事工业美术者的参考，并宣扬“图案为制器之母”的论点。但是他两度设厂均以失败告终，其中政局动荡的影响最大，而景德镇工匠的保守顽强，运瓷交通的落后，均不利于改革，致令高氏知难而退。不过高氏仍有瓷器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并获殊荣，可惜原物已经散失，纪录亦不存，而他的弟子刘群兴获奖的《十二王击球》的白描图稿则流传至今。在高氏的遗物中有一山水蒜头瓶，现仍由高氏家人珍藏。该瓶以松下临流图为题，用笔细致而用色雅淡，画风不类高氏现存山水画作，胎质洁白纯正，较博物商会瓷质为佳。虽然未能找到此器为高氏自制的确据，但有可能是高氏到景德镇设厂的制品。当时同行中有张菊初（1891-1968），亦字谷雏，曾留下在饶州瓷业公司习绘瓷画，目前未有足够资料定夺，或可视之为高氏景德镇瓷业的纪念。至于高氏在此时期的彩瓷制作，目前仅有一件发表，即前述之《广彩狮盘》，其上有庚申年款的题跋，或是高氏于该年返回广州之后所制。盘上画雄狮侧身跃于草丛中，属高氏“新国画”典型风格，既有写实生动的造型，复具雄健强劲的笔力。由于所发表的图版较细，而题款用上高氏于1905年后已不用的“高麟”，或须日后得见原物始能确定矣。

高剑父《广彩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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