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美起源于乡村，而美学却起源于城市这一矛盾的现象出发，在肯定城市在文化史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乡村的美学。主张通过“拆墙”来克服美学中的“围城”，从而形成一种乡村美学与城市美学的平衡。

[本文原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9期。全文共分四个部分，这里是第三、第四部分。略有删改。]

三、城市与美学

让我们再次回到海因茨·佩茨沃德的观点：美学来源于城市生活。怎样理解“城市”与“美学”间的因果关系，这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此，可以有多重解读。

第一重解读是欧洲中世纪后期和近代社会早期的一种“造城运动”及由此形成的种种社会机制上的变化，为艺术生产向现代转型准备了基础，从而为美学的形成准备了基础。

如果说艺术是一种生产的话，那么，这种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机制之中进行的。这种社会机制规定了生产、流通、消费，并通过消费影响进一步生产的途径。

在中世纪后期，欧洲的一些城市里出现了行会。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总结道：“它们与市民阶级的产生和城市的形成同时发生；而且，在它们萌芽时，就是组织起来的自由商人或手艺人团体，以保护他们摆脱不自由的竞争和同等团体的竞争。”[①]行会是城市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出现在当时欧洲许多的城市之中。不同的城市之中，行会的数量和形式有同有异，例如，13世纪时，在佛罗伦萨，就有7个大行会，16个小行会。[②]行会是商人和手艺人而组成的，究竟建立哪些行会，不同的城市之间有差别，这是由各地方的经济条件、原料和市场情况决定的。

从中世纪后期开始，在欧洲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机构，这就是大学。最初，大学与中世纪的修道院有着某种渊源关系，但是，从学习的内容和办学的目的上讲，大学与修道院有着根本的不同。从本质上讲，大学是城市兴起、市民社会发展的产物。考察大学起源的研究者们注意到，在埃及、中国和印度，也有着古代的高等教育，但大学的起源，应该归结到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和法国的城市的兴起。随着中世纪后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生活的发展，对知识和学术有了新的要求。无论是像法律这样的世俗的知识，还是像神学这样的宗教知识，都成为社会迫切需要的教学内容。从体制上，西欧最早的大学与行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最早的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都带有学生或教师社团的性质。学校的各种决定，都效仿行会，由学生或教师作出。在博洛尼亚大学，大学的重大事务由学生联合会决定，而巴黎大学则由教师联合会决定。由于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相互竞争着的世俗君主、教会和工商阶层都对大学的发展予以支持，从而使这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在欧洲以至在全世界发展起来。这种社会组织机构，即最初效仿行会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大学，后来则逐渐脱去了行会的色彩。在中世纪的大学中，所教的科目有所谓的“三艺”（trivium）和“四艺”（quadrivium），前者包括“文法”、 “逻辑”、“修辞”，后者包括“音乐”、“算术”、“几何”、“天文”。这里的“艺术”与后来的“美的艺术”相差很远，但将这些科目的学习确定为学生教育的基础，应该看成是走在通向现代艺术概念形成的轨道上。

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的地位也在改变。首先是绘画和雕塑逐渐获得与诗歌同等的位置。在欧洲，从古罗马时的贺拉斯（公元前65—前8）起，就开始将画与诗作比较。但在贺拉斯那里，这还只是偶然的顺便提及而已，并未将两种艺术进行复杂的对比，并寻找它们在本质上的一致性。[③]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当时绘画艺术的发展，绘画与诗歌的地位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直到16世纪中期，绘画、雕塑和建筑才组合成‘arti di disegno’（设计艺术），这些艺术家才逐渐地与具有文献学识的人一道，被接受为人文主义社群中的一等公民。”[④]到了17世纪，夏尔·迪弗雷努瓦（1611-1668）将贺拉斯的话从其语境中抽取出来，将诗与画看成是“姐妹艺术”（这是《绘画艺术》一书的开篇词）。[⑤]

关于音乐，文艺复兴时期就有很多人对音乐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扎利诺在1558年出版的《和声惯例》以及著名物理学家伽利略的父亲加利莱伊的《古今音乐对话》（1581年）。在笛卡儿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像约翰·马特森的《完美的乐长》（1739年）和让-菲利浦·拉莫的《和声论》等众多的著作。这些著作除了对音乐原理本身作出了深入探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就是通过理论家的关注，使音乐也成为一种高等的艺术，从而为音乐加入诗画组合准备了条件。

夏尔·巴托于1746年出版了《归结为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一书，将音乐、诗、绘画、雕塑和舞蹈这五种艺术说成是“美的艺术”。巴托提出，这五种艺术是以自身为目的的，与他所谓的“机械”的艺术不同，后者是以实用为目的的。巴托还提出，在以“自身”为目的的艺术与以“实用”为目的的艺术之间，还有第三类，即雄辩术与建筑，它们是愉悦与实用的结合。提出“美的艺术”，并认定它们是以“自身”或“愉悦”为目的，这是通向美学这个学科建立的重要一步。五种“美的艺术”的结合之中，最关键的就是诗、绘画和音乐三种。这三者分别用了语言、图像和声音三种不同的媒介。这三者能够结合，其他艺术的结合，就再也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困难了。绘画加上雕塑，音乐加上舞蹈，“美的艺术”概念以及相应的现代艺术体系也就因此而形成。这一体系不断发展，从诗发展出各种形式的文学，从戏剧发展出电影、电视等各种形式的综合视觉艺术。此后，艺术史的发展，不再是孤立的各门艺术的历史的独立发展，而是被综合在一起，并且与一种被称为“美学”的学科形成互动。一件作品艺术地位的获得，就不再仅仅是由于本身的审美价值，而与既有的艺术体系所形成的观念和理论具有了密切的关系。

“美的艺术”的概念，在作了很多修正以后，被《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百科全书》运用来进行辞条的安排，从而流传开来。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念后来就成为体制建构的基础，人们据此建立起与艺术有关的各部门，包括艺术的生产、经营、销售以及理论研究和批评等部门。艺术本来是在作坊里制作的，受制于行会。“美的艺术”概念，恰恰是它冲破行会束缚，走向现代的标志。脱去了行会色彩，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某种可被称为“艺术界”的社会机制。这时，艺术家再也不是工匠，也不再属于行会，他们从城市的普通一员，转而进入到城市中的上流社会。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通过大学的教育才具有艺术家的能力和身份的。艺术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都依赖于城市这一人口、财富、知识集中的地方才能形成。因此，“艺术界”必然以城市为中心，而现代美学既依存于大学之中，也与这种“艺术界”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美学来源于城市的思想，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成为现代美学支柱的一些基本概念，都是随着城市的形成而形成的。

关于“美学”的起源，有很多混杂的概念。一般说来，西方美学史都从古希腊写起。但正如朱光潜等人所指出的，美学是从18世纪才开始的，在此前所具有的，只是“美学思想”。[⑥]我们至少在两个意义上讲“美学”。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开始的美学，只是广义的美学，或者用朱光潜的话说，是“美学思想”，而在两千多年以后，由鲍姆加登发明了Ästhetik这个词，中文将之译为“美学”。在此以后，再经过一些年的发展，到了康德，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才建立起来。到了黑格尔的时代，这个名称被普遍接受。

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依赖于几个关键概念的确立。第一个概念，是审美无功利。审美无功利的思想，最早由英国哲学家夏夫茨伯里提出。夏夫茨伯里于1711年发表了他的一些重要著作。他的本意在于批判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人是自私的、为欲望所驱使的思想，主张人有一种“内在的眼睛”或“道德感官”，通过这种感官形成对对象的直接而非功利的把握。

第二个概念，是“美的艺术”。这个概念由法国人夏尔·巴图提出。巴图认为五种“美的艺术”都以“自身”或“愉悦”为目的，都可归结到一个单一原则（他认为是“模仿”），这是通向美学这个学科建立的重要一步。

第三个概念，是“感性学”。中文被译成“美学”的Ästhetik一词，是由鲍姆加登于1735年在《对诗的哲学沉思》一书中提出的。他自己对这个发明很重视，并于1750年出版了以Ästhetik为书名的著作的第一卷。他原计划写出多卷本著作，可惜没有能够写完。鲍姆加登建立这门学科的意图，在于论证“感性”的独立性。鲍姆加登是一位理性主义哲学家。他赞同莱布尼兹和沃尔夫所提出的“美是完善”的观点，提出对理性的完善与感性的完善作出区分。他认为，如果说理性的完善，是一种善的话，那么，感性的完善，就是美。

上述一些概念的结合，再加上“天才”、“独创”、“趣味”、“想像”等概念的提出或被重新阐释，为现代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现代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依托对艺术的理解而建立起来的。“美的艺术”的概念以及相应的对现代艺术体系的建构，鲍姆加登从对诗的理解出发而形成的美学观，都是现代艺术观念与现代美学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证明。

过去有一种说法，说康德重视自然美，而黑格尔重视艺术美。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康德所重视的，其实仍然是艺术美。认为康德重视自然美，是从康德《判断力批判》一书论述顺序而得出的一个错觉。《判断力批判》从“美的分析”和“崇高的分析”开始，其中举了许多自然美的例子。康德的论述从自然美出发，并不等于他认为自然美高于艺术美。相反，对于他来说，艺术美是一个复杂而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为了分析复杂的艺术美现象，他必须从单纯的美的现象开始。康德抽象出一种纯粹的美，从而关上了与功利、道德、概念和目的相关联的大门，然后，在接触到复杂的审美现象，特别是艺术美的时候，他又悄悄地将他关在大门外的一些东西从后门放了进来。因此，这不过是他的一种叙事策略而已。

从整体上看，现代美学都是以艺术美为核心的。对于黑格尔来说，美学不过是关于“美的艺术的美的学科”，或者“美的艺术的哲学”而已。这种表述代表着现代美学的主流。黑格尔在讨论自然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自然能够成为美的原因，这就是“灌注生气”。[⑦]自然美本来应该先于艺术美，但“灌注生气”的说法，就将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关系颠倒了过来。这种颠倒，并非黑格尔个人的颠倒，而是一个时代的颠倒，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现代美学的颠倒。

20世纪初流行的审美心理学，仍以艺术为中心，实际上是文艺心理学。心理学家们举了大量的自然美的例子，但是，他们像康德一样，最终都是把重心落实到艺术上来。到了20世纪中叶，分析美学的重要代表，英国美学家理查德·乌尔海姆也提出，自然物之所以美，是我们将自然物“当作”艺术品来看待。[⑧]

乌尔海姆的观点当然是不正确的。自然物之所以美，是在人与自然的共生状态中形成的。自然是人的环境，因而是人的“家园”。在人离开自然，从而将自然当作“对象”之前，自然对于人来说，就已经是美的了。“灌注生气”说也是不正确的。“生气”本来就存在于自然之中，并不是有待于人们从外部将它“灌注进去”。但是，从另一角度说，“灌注”和“当作”的学说，都反映了历史的一个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美的艺术”出现了，“美学”出现了，城市统治了乡村，于是人们开始用城市的眼光看待乡村，形成了一种不是“在家”，而是“回乡”的感觉。生活在自然之中时，对乡村的自然美，有一种亲和感、依恋感，回到自然之中时，对这种美，就有了一种将之当作对象，甚至居高临下的“赞赏”。

城市形成和发展以后，艺术出现了高低之分。乡村的艺术是民间的，城市的艺术有精英的，也有通俗的。“美的艺术”概念的形成，现代艺术体系的建构，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出现，都在强化艺术的精英立场。现代艺术的历程，是精英艺术与美学理论相互作用下发展，并带动其他类型的艺术向前发展的历程。

乡村艺术家要发展，就要进城。莎士比亚如果不到伦敦去而留在斯特拉福，就不可能成为大剧作家。无论是文学、音乐、绘画，还是其他艺术，都是如此。艺术家们要到大城市，到中心城市去，才能使他们成为大艺术家。

前几年在一次会议之后，我和几位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美学家去了四川的九寨沟，并看了当地的艺术演出。演出很精彩，在演出结束时，一位美国美学家说：演得太好了，他们应该到纽约去演。我感谢他这么看重中国的乡土演出，但他的这句话使我深思：为什么演得好就要到纽约去？

当然，这位美学家决非恶意。相反，他充满善意地道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一位乡土艺术家要想成名的话，先到省城去，再到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去，到首都北京去，再下一步，就要出国。等到这位艺术家在巴黎、伦敦、纽约打出了名，那就真有名了。这种城市对乡村在文化上的统治，中心城市对其他城市在文化上优势，通过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呈现出一种等级秩序。

四、进城与出城的双向运动

当代美学的处境，仍可以用钱钟书的绝妙比喻来形容：城外的想进来，城内的想出去。但是，此处使用这个比喻，已经不再是个人生活中的围城现象，而是一个学科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复杂的内部运动，与城市的发展和困境这一相互矛盾的现象联系在一起。

从一方面看，美学是在城市中诞生的。由于美学理论的强化，艺术中的精英倾向得到支持，高雅艺术得以形成和发展，城市的文化优势也得以维持和强化。城里有大学，有完整的教育体系，有科学和技术，有大批的懂得艺术并欣赏艺术的有教养者，这些人群是精英艺术存在的基础。城市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这种中心的地位，产生了艺术需求。具体说来，需求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意识形态性的，使艺术中渗透进社会和政治的观念；二是娱乐性，让艺术占据城市中所出现的富裕者的剩余时间。很少有美学理论简单地偏向这两极中的一极，而只是在这两极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和姿态。是既帮政治家说话，也看重商人的钱？还是主要帮政治家说话，不太看重或无须看重商人的钱？还是只看重商人的钱，而不理会政治需要？还是既在政治上保持一种挑战性，也对商业文化持一种不屈服的态度？种种的态度，形成形形色色的美学理论，这些理论有些与艺术实践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有些深居大学或研究院的高墙之内，以其厚重的学术气息间接地影响着艺术的生产与消费过程。

城市当然还是文化的中心。在文化上，城市对乡村起着虹吸作用，将乡村的艺术人才吸引到城市里来，在城市里使这些人才受到训练，利用城市的文化优势，使他们成名成家，从而继续吸引更多的乡村青年湧向城市。城市是艺术品的生产地和销售地。过去，乡下人也许要进城才能买到一本书，订购一幅画，或者看一场戏，从而购买了城市生产的艺术品。城市是生产和贸易的中心，也是艺术生产和艺术交易的中心。这种现象发展到今天，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城市对乡村在文化上的影响，已经更具有渗透性，具有无所不在的特点。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只要打开电视看看电视剧，去影院或者哪怕是在村头的打谷场上看一场电影，打开收音机听听音乐，或者到互联网上漫游一番，实际上都是在购买城市里生产的文化产品。种种乡村的娱乐消失了，乡村在文化上“破产”了。

城市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也统治着乡村。民歌变成了城市里音乐厅歌唱的民歌，民间舞蹈变成了城里大剧院里演出的原生态舞蹈。依据着城市的等级，艺术也被划分成等级。从而有所谓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中心城市，国际大都市之分，以此形成艺术的阶梯，让艺术家们爬梯不止。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美学中又总是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反城市倾向。如果回到美学史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美学是从鲍姆加登和康德开始的，它适应了现代艺术体系建立和艺术发展的要求。作为一门学科，美学在新古典主义潮流中诞生。法国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写道：“好好地研究宫廷，好好地认识都市，二者都是经常地充满人性的典式。”[⑨]新古典主义对典雅趣味的追求，对艺术中的形式因素的强调，都深深地渗透到作为一个哲学学科的美学之中。然而，当欧洲艺术上的浪漫主义潮流取代了古典主义之时，美学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果说，审美无功利、艺术自律等一些现代美学的基本原则是对城市所形成的市场原则的补充，从而从属于城市的话，那么，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到大自然中去，追求荒野的感觉、异域的情调，就已经成为一个潮流，这种潮流，是美学走出城市的倾向的开端。

进城与出城，这是20世纪美学的一个大困惑。浪漫主义之后，艺术史上并没有迎来一个出城潮，相反，伴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是大规模的“造城”。城市这个人类所发明的文明的奇迹，在20世纪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成为艺术家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整个世界都被城市文明深耕了一番以后，乡村的自然对于人来说，已经不再是家园，而只是度假村了。朱光潜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一个海边农夫当别人称赞他的海景美时，常会羞涩地转过身来指着屋后的菜说：‘门前虽然没有什么可看的，屋后这一园菜却还不差。’”[⑩]这个著名的例子在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时，受到了许多人的抨击，说这代表了剥削阶级的审美观。在今天摆脱了那个时代的大批判话语体系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例子，就可以发现：喜欢那一园菜，是一种家园式的审美，欣赏者是乡下人；赞美海景，却是城里来乡下的度假者会有的感受。让自然成为我们的环境，当一名真正的乡下人，对于现代城里人来说，已是奢望和空谈了。空谈能否实现，关键要看世界怎样发展。

城市文明走到头了吗？似乎没有。新的城市仍在迅速的建设之中，像迪拜的“哈里发”塔那样的建筑史上的奇迹，正在被创造。更高的楼正在计划中。谁是下一个？这已经不再重要。在中华大地上，大城市变成超大城市，中小城市变成大城市，乡镇变成小城市，正在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正在改变性质，变成绝大多数人都住在城市里的民族。

城市文明以后，还会有新的文明出现吗？这个问题在今天提出来，也许还不适时宜。为文明的前途占一卦，不是我们所应做的事。但是，提出一种乡村的美学与城市的美学相对应，提出乡村的美学可以对城市的美学有所补充和有所匡正，也许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设想一种关注环境和生态的生活，通过美学研究，提高对自然的亲近感，这并非不可能。提出对精英的艺术重新定位，不是将它们看成是惟一的和封闭的艺术，而是看到它们与日常生活中各种美的追求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更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围城现象在于有一个城墙，如果在今天，城市还没有过时的话，那么，城墙则的确是一种过时的设施。它在军事上过时，在商业上过时，在文化上也过时。新的美学要建立在对这种文化城墙的拆除上，建立在拆除了文化城墙后的城市和乡村之间。我们说要看到高雅艺术与通俗、民间艺术间的连续性，看到艺术与工艺间的连续性，看到艺术与非艺术间的连续性，这当然是对的，但更为根本的，是要看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连续性。新美学的建构，要从这种连续性开始。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60397199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