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是艺术批评的兴起、形成时期，当时最重要的评论家德尼·狄德罗曾在其为格林姆(Melchior Grimm)的私人发行刊物《文学通讯》发表沙龙评论文章，其中曾对让-巴蒂斯特·格勒兹(Jean-Baptiste Greuze)的作品表示称赞。狄德罗认为格勒兹的作品表现出一种新型的绘画之风以及一种完美的特质，他将格勒兹的艺术归类为新的风俗艺术：“道德绘画”（原语为la peinture morale），并认为这种绘画将最终取代矫揉造作的布歇风格。然而，格勒兹并没有名留青史。法国大革命之后，格勒兹便被人遗忘了，直到1850年之后才再受关注。

谁是格勒兹？

生于1725年的格勒兹很早就表露出对绘画艺术的热爱以及在艺术上的天赋，但在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行会模式运行为主的背景下，身为泥瓦匠人的父亲反对儿子画画，他更希望格勒兹能成为一名建筑师。最后，格勒兹说服了父亲，投身绘画事业。在里昂打好了基础的格勒兹前往巴黎发展，并在皇家美术学院的雕塑师让·巴蒂斯特·皮加勒（Jean-Baptiste Pigalle）和画家路易斯·德·西尔维斯特（Louis de Silvestre）的赏识和鼓励之下，渐渐出名了。

1755年6月28日，格勒兹以《给孩子读圣经的父亲》《瞎子》等作品首次参加当年的学院沙龙展，一炮而红，并成为皇家美术学院的准成员。时论将他的艺术评价为荷兰风格，还将他与夏尔丹相提并论，认为他才华横溢。《给孩子读圣经的父亲》表现了温馨而和睦的家庭生活：父亲念着圣经，妻子手扶脸庞侧耳倾听，出神地专注，孩子们或站立或依偎或半蹲地簇拥在桌子四周细心聆听。该作的好评如潮可能有点难以理解，当时的画坛沉溺于洛可可风格，已经厌倦了太久田园牧歌、寓言神话、骄奢淫逸的巴黎观众在格勒兹的作品中感到焕然一新，作品中自然写实的风格与同时期的浮艳之风形成鲜明对比。鉴赏家昂热-洛朗·德·拉·莱佛·朱利(Monsieur de la Live de Jully)在沙龙上收藏了这幅画，不久便于家里举行了个小展览，来观看的观众都感动哭了，因为画面从简单的日常小事中展现出了幸福家庭的标准，好的父亲应该承担着教育孩子的责任，与孩子妻子相亲相爱，陋室不大却装满亲情。

另外，格勒兹作品中场景的表达与同时期其他作者的表达很不同，他笔下的场景就像镜子般地表现出真实的生活，这引来狄德罗的关注。随着格勒兹的成功而来的是疑问的声音：“他是谁？”、“他是谁的伙伴？”在各行各业都有严格的门槛和师承的当下，官方沙龙不能容忍没有师出的圈外人，所以答案便随之而来：“他是狄德罗的追随者。”

求变与被拒

格勒兹成为皇家美术学院的“准成员”后是需要交作品和评级的。皇家美术学院的成员参加沙龙展之后，主要会分为三个等级，即获得大奖、学院认可、学院接纳（Grand Prix，the agrement，the reception a l’academie）。大奖即罗马奖，获奖者可以被保送到罗马学习五年，回国后要创作一幅作品交给学院，而另外两个等级的获得者也会享有相应的荣誉与权力。这两个等级的成员会因其参加展览的作品来划分画家身份，比如以风景画参展获得认可的，便成为风景画家。在等级森严的封建体系中，等级从高至下为：历史画、肖像画、风俗画、静物画、风景画。由于历史画是绘画的最高等级，所以学院一般只会将大奖颁给历史作品。另外，其他艺术家被认可、接纳之后，需要向学院上交作品，通常时限为一年，而上交作品的主题是按成员们划分到的画种等级来要求的。

1767年，格勒兹收到来自时任美术学院秘书科尚(Charles-Nicolas Cochin)的信件，被告知其不能参加该年的沙龙，因为格勒兹在作为皇家美术学院准成员之后的十二年里都没有按规定向学院交纳一幅作品。也许是成功后的称赞与鼓励，也许是在意大利游历和学习的经历，格勒兹意识到他的技巧与素养可以成为更高等级的历史画家，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放弃风俗画家的身份，重新申请成为更高等级的历史画家。

1769年，格勒兹以《塞普提米阿·塞维鲁斥责儿子卡拉卡拉企图在苏格兰队伍中谋害他》（以下简称《塞维鲁与卡拉卡拉》）一作向皇家美术学院申请历史画家称号。这幅作品是格勒兹第一次创作历史题材作品，他思索了许久，希望在历史上寻找道德故事来发展“格勒兹式”的历史画。塞维鲁是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的开创者，公元193年即位。他虽骁勇善战，功绩很大，将皇权推向至高，却独断专行、排除异己，因此难称明君。他的严苛曾引起人民的许多议论，当时人传说着：“王的名字和他们的性格一样，Severus真是冷酷无情。”塞维鲁努力捍卫自己两个儿子的地位，将他们慢慢推向执政官之位，临终前对两个儿子留下遗言，希望他们和睦相处，但他对儿子的教育可以说是失败的，因为他死后不久，卡拉卡拉就将其兄弟格塔杀了。格勒兹描绘了在出征苏格兰过程中，塞维鲁识破卡拉卡拉想要篡位后在病床上把卡拉卡拉狠狠地教训一顿的场景，他想要通过这个故事进行道德说教，开创新的历史画表达。然而，格勒兹的申请遭到了拒绝，学院只承认格勒兹是风俗画家，并答复道：“先生，学院承认您，但只是作为一名风俗画家，这是基于您以往出色的作品而不是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幅，这一幅作品并不能代表您，也不是学院所期待的。”

趣味与时机

格勒兹的失败是多方面的，选题的角度、人物形象的塑造、描绘表现的失误等均有体现，但格勒兹的《塞维鲁与卡拉卡拉》不能被接受为历史作品的时候，某程度上是时代审美趣味的反映。当时的法国画坛普遍沉浸在鲁本斯风格的影响之中，而《塞维鲁与卡拉卡拉》是按普桑主义的理念进行创作的，可见，格勒兹的努力和时代趣味产生了错位。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历史画，审美趣味游走在普桑主义与鲁本斯主义之间，两种创作理念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审美趣味，两派艺术家就绘画中是素描还是色彩更为重要的观点各执一词，他们之间的争论也就是艺术史上著名的“普鲁之争”。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法国画坛都处于鲁本斯风格的影响之中，布歇、弗拉戈纳尔、卡尔·凡·鲁、维恩、杜瓦杨、皮埃尔等活跃于十八世纪中期的艺术家的作品都显现出巴洛克、洛可可遗风的趣味：对角线的构图方式、具有动感的人物姿态、鲜艳的色彩和明亮的光线等等。拿尼可拉斯·勒皮西（Nicolas B. Lepicie）作例子也许比较有说服力，他是1769年获得历史画家称号，也就是格勒兹与之同场竞技的艺术家。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勒皮西的代表作之一《圣保罗的皈依》，圆弧的构图、云彩的笼罩和光感的营造都是典型鲁本斯风格特征的体现，人物姿势夸张且具有强烈的运动感，画面呈现出活跃的、紧张的气氛。从他的作品中便可以看出当时的趣味倾向，而勒皮西的成功和格勒兹的失败正好表现出时代趣味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另一个例子：1767年，巴黎圣洛克教堂挑选祭坛装饰画的时候，教会在杜瓦杨的《圣热纳维埃夫与麦角中毒的奇迹》和的维恩的《圣丹尼斯将信息带给法国》之间选择，后者是1745年获得罗马奖的历史画家，最后教会选了前者，原因是前者更强烈地表现出鲁本斯风格的丰富色彩、戏剧影调，给人激烈浮夸之感。

格勒兹的《塞维鲁与卡拉卡拉》完全没有鲁本斯风格的浓烈色彩和动荡构图，画面写实自然，色调柔和，表现出冷静的普桑主义特点。普桑的作品以展现出“人与自然的新的直接关系”为特点，他的艺术生发在巴洛克时代却表现出对巴洛克的一种对抗，高阶秀尔在其《法国绘画史:从文艺复兴到世纪末》一书中评论道普桑作品的沉静与平稳中透露着“对近乎奔放的那种内面激情加以控制与抑制的严谨”。格勒兹受到普桑的影响，在《塞维鲁与卡拉卡拉》的画面上表现出来：人物带状横跨画面，动作平稳，背景中垂直的柱状装饰与水平挂起的帷幔让画面呈现沉着稳定的感觉，没有艳丽的色彩、飘动的衣服，也没有涌动的云彩、灿烂的光线。

官方与公众

阿尔伯特·博伊姆（Albert Boime）在其《革命时代的艺术1750-1800》中写道：“他的失败，与其说是败在流行审美的标准上，不如说是败在了上层阶级以及他们的代言人（例如狄德罗）的等级偏见上。格勒兹渴望成为历史画家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但他的评判们却希望他安守本分，就像希望农民留在农田那样。”

皇家美术学院在建筑总署的管辖之下，代表着皇家和官方的权威。一般来说，拥有权威的学院院长和建筑总署长对他们辖下时期的趣味走向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他们还掌握着皇家订单的分配、罗马奖的归宿以及重要藏家的收藏建议等决定大权。历史画在十七世纪中后期开始式微，一些评论家以及政府官僚意识到了历史画的消沉，便开始不断重申历史画的重要以及采取各种措施刺激历史画的发展。发生在1756-1763年间的七年战争是英国－普鲁士同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战争，为了争夺殖民地与霸权，法国全力加入这场战争中，困于兵戎。这场战争改变了美术学院的趣味导向。

战争结束之后，王室需要建立起英雄式的形象，需要丰功伟业的歌颂，于是，美术学院便希望从历史中寻找能够宣扬威武的形象和表达方式，学院希望通过历史画建立王室威严以及国家形象，还有关注国家、社会的状况。这与格勒兹希望将道德主义与历史画结合起来的想法有所出入。格勒兹的作品只传达出一个父亲与孩子之间的一场教训，没有建立起与国家、社会的直接影响关系，显然，格勒兹没有领悟到官方的诉求。

《先驱》日报进行沙龙展回顾时会将作品一一罗列，并附以几行文字适当进行赞美，然而，那年格勒兹在报纸上没有找到自己的作品。他很失望，他没有得到公众评论的支持。一直给予他支持的狄德罗也在这时抛弃了他。在格勒兹决定要进行历史画创作的时候，狄德罗曾十分鼓励，还为他出谋划策，他提议格勒兹创作布鲁图斯之死。虽然格勒兹没有接纳这个选题使狄德罗不甚高兴，但后来在看到《塞维鲁与卡拉卡拉》的小稿时还是表示了满意。最后，作品展出，狄德罗转变了态度，给出了最大的负面评价：“作品没有任何价值。”简洁有力地打断了格勒兹对公众评论寄予的希望。

狄德罗认为格勒兹并没有达到历史画的高度，他提到格勒兹的创作力不能满足历史画的要求，卡拉卡拉的形象如同一个乡下人，画面俨然一幅乡村景象。狄德罗眼中的历史画不是如实的写生，应该具有高于自然描写的、经过提炼进和提升的境界。很明显格勒兹的创作并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他承认格勒兹是描写自然的高手，但《塞维鲁与卡拉卡拉》想作为历史画作则远远不够。

从官方到公众，格勒兹的挣扎以失败告终。

然而，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在其专著《格勒兹：十八世纪现象的兴衰》中认为应该重视1769年的格勒兹以及其作品《塞维鲁与卡拉卡拉》，其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1785年大卫和他的《荷拉斯兄弟的宣誓》，甚至，格勒兹比大卫更具历史建设性，格勒兹独立地发掘出普桑的内涵，大卫只是步他后尘而已。但1769年的那场打击让格勒兹却步了。随着大革命的来临，格勒兹无所适从，他在晚年说过“已不能在新秩序中体会意味了。”但格勒兹在后期的风俗作品中表现粗历史画感，继承并发展了普桑风格，实际上开拓了新古典主义之风。（编辑：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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