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拉塞尔( Richard Lassels)的游记《意大利之旅》(Voyageof Italy) 于1670年在巴黎得以出版。在这本著作中，拉塞尔首次使用“Grand Tour”一词，“Grand Tour”来源于法文，直译为“大旅行”。大旅行是欧洲上层阶级出于教育、 政治或审美的目的，取道法国赴意大利和欧洲大陆进行游学或观光的社会活动。在格罗夫(Grove)艺术字典中，“Grand Tour”被定义为:“在北欧统治阶级中受过古典教育的男性成员们通常会进行经法国至意大利的旅行。这样的旅行既可以完成他们的学业，习得当地的礼仪和语言，还能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有初步的了解。”

大旅行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旅游史上的著名事件也是文化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大旅行缘起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时经过学者之间的讨论，大旅行的教育功能最终得到肯定，贵族青年争相踏上了去欧洲大陆学习的旅途。一开始，艺术家作为年轻贵族的导师或随从与之同赴罗马旅行，他们在旅途中指导年轻贵族欣赏和采购艺术品，参观古代遗址。也有一些艺术家作为随行画家受雇于贵族，一边旅行一边用画笔为贵族记录旅程。大旅行兴盛起来以后，一些原本以学习意大利经典艺术为目的的艺术家开始聚集在罗马，他们或专门做导游，常年伴随于不同的贵族身边;或者转行做艺术品代理商，专门为旅行者提供艺术品方面的帮助。十八世纪中期是大旅行盛期，旅行热潮带来的商机吸引了大批艺术家，他们聚集在意大利的几个中心城市。贵族们到达意大利之后，疯狂搜罗艺术作品，并在罗马聘请艺术家绘制肖像画、购买表现意大利景观的风景画以资纪念。这些艺术活动深刻地影响了英国本土艺术: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私人收藏后来构成英国公共收藏的基础;作为纪念品的肖像画则以其独特的风格被称为大旅行肖像画;除了旅行本身带给艺术家的影响，那些表现罗马的宏大风格的风景画也深深地影响了英国本土风景画样式，为英国风景画成为独立的画种并取得国际声誉奠定了基础。

本文从十八世纪英国绅士大旅行中与艺术有关的部分出发，试图阐述艺术家参与大旅行的基本情况，重点关注大旅行对肖像画风格的影响。

来到意大利的英国贵族们雇佣艺术家为自己绘制画像，用以纪念大旅行。在众多贵族赞助人的支持下，经过几代罗马本地艺术家以及大旅行的英国艺术家的努力，作为纪念品的肖像画形成了固定的特点，在一些文献中对这些肖像画有特定的称呼——大旅行肖像画(GrandTour Portraiture)。

在肖像画从为宗教服务的任务中脱离出来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肖像画的期望其实仍与信仰或永生的理想有关。经过文艺复兴的伟大改革，肖像画也不可避免地世俗化，开始为世俗世界服务。而在照相术普及以前，除了出现在画面中的画家或者画家家人及朋友，肖像画几乎都是为贵族服务的。十七世纪初，凡·代克(VanDyck,1599-1641)树立了上流社会肖像画的典范，后来的委托者或者画家自己都试图达到凡·代克所创立的标准，记录贵族的姿态和优雅风度。大旅行肖像画同属于这一种对炫耀或被记录的虚荣需求，而与一般肖像画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对贵族身份地位和风度的要求，大旅行肖像画更加强调对委托人古典文化素养的体现与“我曾参与”“我曾到过”的记录。因此，在许多英国贵族的大旅行肖像画中，都出现了罗马标志性建筑、古典雕塑等物。

大旅行肖像画的发展与大旅行兴衰的轨迹并行。据现存资料来看，在伊丽莎白时代鲜有先行者留下与大旅行有关的肖像画。在由无名艺术家创作的细密画中，表现了伊丽莎白时代外交官亨利·厄普顿阁下(Sir Henry Unton，约1557-96)的旅行。在画面的右上方的，厄普顿骑马行走在意大利阳光之下，正在穿越阿尔卑斯山。十七世纪以来，许多与大旅行相关联的传统开始建立，如将书籍、印刷品、绘画、古物、古代史、古董等作为纪念品带回家等等。已知最早的有明确年代的肖像画由马特奥·博洛尼尼(Matteo Bolognini)在锡耶纳画于1647年，表现了正在研读意大利地图的三位英国绅士。画面中央是较年长的男人约翰·巴格瑞伍(John Bargrave),右边是他的侄子约翰·雷蒙德(John Raymond)，左边是另一位旅伴。巴格瑞伍是出生于肯特郡的一名牧师，在他1646年至1647年在意大利的旅行中，他的侄子一直是他得力的助手。在十七世纪末，英国旅行家开始收藏意大利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并向当代艺术家委托订件。意大利画家卡洛·马腊提(Carlo Maratti，1625-1713)，大部分时间活跃于罗马，其画风承自拉斐尔一派，但也未能摆脱巴洛克风格的影响，作品颇受英国旅人欢迎，他曾为约翰·西塞尔伯爵(John Cecil，1648-1700)、托马斯·艾沙姆画肖像画。其他的旅人也会选择请画过大量的祭坛装饰画的佛罗伦萨肖像画家卡洛·道奇、弗朗西斯科·特雷维萨尼(Francesco Trevisani，1656-1746)、主要创作半身像的朱塞佩·诺盖里(Giuseppe Nogari，1699-1766)绘制肖像画。

至十八世纪初，大旅行的涓涓细流渐有江河之势。可以找到更多画于大旅行期间或用于纪念大旅行的例证，这一类型的肖像画虽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意大利富于装饰性的巴洛克风格，但大旅行肖像仍因其自身特点成为新的传统，为大旅行贵族所喜爱。例如在普罗卡西尼(Andrea Procaccini )于1718年为约翰斯通伯爵(Lord Johnstone James)画于意大利的肖像画中，建筑物和织物的描绘体现了典型的巴洛克风格。约翰斯通是安南戴尔(Annandale)第二代侯爵，是苏格兰早期的大旅行代表人物。在这幅肖像画中，委托人以丰富文化修养的鉴赏家身份吸引着观者的注意力，他右手上拿着一小尊密涅瓦(Minerva)铜像,倚着的桌上有显示其古物收藏兴趣的古钱币。画面上还有微型肖像画、古老的雕塑残片。他身上的服饰也值得注意，长袜和短靴颇有古罗马军士风范。

弗朗西斯科·特雷维萨尼(Francesco Trevisani)在1717年为托马斯·库克所作的肖像画也表现为艳丽的巴洛克风格，画中一只狗以“崇拜”的眼光望着它的主人，这样的情形后来频繁出现在大旅行肖像画中。科克在他十五岁时在导师的带领下开始了大旅行，后来是莱斯特(Leicester)第一任伯爵，著名的艺术赞助人。他还有另外两幅肖像，其中一幅是罗萨尔芭·卡列拉(Rosalba Carriera)在威尼斯用色粉笔画成的。特雷维萨尼还在1725年为爱华德·加斯科因(Sir Edward Gascoigne)画过肖像画。加斯科因是约克郡的一名天主教徒，他与一名医生以及一个法国导游一起完成大旅行。画中的加斯科因的注意力从正在阅读着的贺拉斯复印本中出来，手势指向室外圆形竞技场的废墟。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安东尼奥·大卫(Antonio David)创作了一系列大旅行的英国人肖像画，这些画作也有明显的巴洛克气息。例如在1736年为威廉·佩利(William Perry)和1735年为乔治·路易斯·库克(George Lewis Coke)所作。通过代表罗马文化精髓的圆形竞技场的描绘，巴洛克风格的背景被赋予了更神秘的含义。画家通过以手指向地球仪这一动作，强调了库克的文化修养。此后十年，在安德烈亚·卡萨里(Andrea Casali)为查尔斯·弗雷德里克(Charles Frederick)所作的肖像画中，可以见到由柱子、窗帘、华丽的家具、通向万神殿的风景构成的宏背景。

1750年以前的大旅行肖像画大部分是意大利人所为。仅有少量事例表明这一时期有一些大旅行的英国艺术家在意大利以肖像画为生。如苏格兰人约翰·亚历山大(John Alexander)于1714年曾在罗马为托马斯·库克作肖像画。大部分肖像画都绘于罗马，就像大旅行一开始集中关注意大利一样，肖像画也与意大利特别是罗马联系在一起。虽然也有英国旅人在别的地方画有肖像画如在法国、德国、奥地利和其他低地国家等。但这些肖像画并不能作为到意大利大旅行的证明，也不能完全满足委托人的渴望。意大利的其他地方如威尼斯和那不勒斯，虽然也相当受关注，但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罗马作肖像画以资纪念。一般来说，画家们会选择正在阅读或写作，或者刚中止阅读或写作的姿势来安排委托人，以实现其要求突显大旅行的终极目标——提升文化修养——的要求。这些画面背景中必然有古物的残片;房间的布置必然崇尚古典;从房间往外一般可以看到古罗马风格的建筑，通常选择罗马古典时期的建筑废墟。

比起在古物、历史画、古董的收藏，肖像画可能是最值得期待的最经济的纪念品。就算没有将古代大师的作品、大理石雕刻带回家去，只需一幅肖像画便能证明委托人曾经受过古典艺术的洗礼，曾伴于古代大师杰出的艺术品左右。

十八世纪四五十年代，罗马主要的历史画和宗教画家都由于来自英国人的委托转而绘制肖像画。庞培奥·巴托尼(Pompeo Batoni)就是典型的例子。巴托尼在他的时代享有相当高的声望，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流中，他为众多旅行者画过肖像画，虽然以肖像画闻名，但他还是一位相当有天赋的历史画家，其宗教题材与神话题材的作品也为人称道。巴托尼于1708年出生于卢卡(Lucca),1727年离开他父亲的工作室前往罗马学画，此后三年间一直在临摹古代雕塑以及拉斐尔的壁画，并渐渐因此获得英国古物爱好者和收藏家的关注。临摹古代大师的作品提升了他的古典艺术素养，这体现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他还是一位多产的历史画家，然而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之间，他为将近六十位大旅行的英国人绘制了肖像画。这十年间仅有二十件历史画。此后十年间也一直维持这一比例，全神贯注于肖像画。

在巴托尼开始批量接受肖像画订单之前的一二十年，大旅行肖像画的基本样式就已经通过弗朗西斯科·特雷维萨尼、多梅尼克·杜普拉(Domenico Dupra)、马尔科·拜尼菲尔(Marco Benefial)、阿戈斯提诺·马苏奇等前辈得以确立。但巴托尼以饱满的色彩、精确的刻画、敏锐的光感处理超越了他的前辈，将大旅行肖像画的特征推演到极致。

巴托尼曾为一百五十多位英国旅人画过肖像画，这一数据以其压倒性的优势在他所画过的肖像画中占约百分之八十。终其一生，巴托尼大约仅为意大利人画过二十幅肖像画。相对于门格斯的宏大风格，巴托尼更注重委托人的内在表现及个人气质。例如1758年他为布鲁德内尔伯爵(Lord Brudenell ,1735-1770)所作肖像画。布鲁德内尔伯爵在他十七岁的时候在导师亨利·赖特(Henry Lyte)的带领下开始大旅行，在法国呆了两年之后，于1754年到达意大利，在这里呆了六年。布鲁德内尔伯爵是个收藏家，在罗马时詹金斯是他的代理人。在这幅肖像画中，布鲁德内尔伯爵手里拿着写有科雷利(Corelli,1653–1713,意大利小提琴家，巴洛克风格作曲家)作品的手稿，这一细节反映了伯爵本人的兴趣。此外在1762年为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 of Kinnaird)所作肖像画中，并没有用大旅行相关事物烘托人物，而是通过手势、面部表情的刻画体现委托人的内在特征。他的肖像画的背景几乎不以文艺复兴风格或者巴洛克风格作为参考。他将一些固定姿势稍加变动反复运用于不同的模特身上，这一做法显示他显然未能脱离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旅行肖像画的基本趋势的影响。除了少数表现旅人内在特征的作品没有明显的大旅行标志，巴托尼的大部分作品都突出表现了大旅行的主题，运用标志性的古物和罗马景观说明模特置身的城市，以及其富于学识、涵养，从容的贵族形象。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1775年为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所作肖像画，伯爵身着艳丽的金色及红色服装，身处古典雕塑和建筑残片的包围之中，从容而优雅。

十八世纪中后期，可供旅人选择的艺术家越来越多，大批外国艺术家聚集在罗马，其中也有来自英国的艺术家。例如纳撒尼尔·丹斯(Nathaniel Dance，1735-1811)和汉密尔顿(Hugh Douglas Hamilton，1740-1808)。与巴托尼一样，丹斯去罗马的目的是学习古典文化，致力于成为历史画家。1754年去罗马之前一直在弗朗西斯·海曼(Francis Hayman)手下学画。但是显然丹斯的名声是通过大量来自大旅行英国人的肖像画订单得以建立的。1765年回到英国时，丹斯已然声名显赫。除单人肖像画外，丹斯创作了许多群像。如1760年创作的四人群像。画中为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 of Grant)、托马斯·温(Thomas Wynn)、约翰·米顿(John Mytton)、托马斯·罗宾逊(Thomas Robinson)，画中贵族青年有的手中拿着古代神庙的建筑图样，有的倚着古代景观建筑和基柱，远景中显而易见地矗立着古老的圆形竞技场。在另外一些群像中，也可以看见大旅行肖像画相似的母题如圆形竞技场、古代雕塑残片等。汉密尔顿于1782年携妻子和女儿同赴意大利时已经是成熟的着色粉笔肖像画画家。此时他已经年过四十。在英国贵族中建立的名声，使他在大旅行至意大利英国艺术家之间很有影响力。他的赞助人包括著名的考珀夫人(Lady Cowper,the 2nd Earl Spencer)。甚至曾为奥尔巴尼公爵夫人(Duchess of Albany)画过四幅肖像画。

此外，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并以肖像画获得名声的艺术家还有在意大利度过很长生涯的德国画家门格斯、1728年去罗马并因肖像画而闻名的法国画家皮埃尔·苏贝利亚斯(Pierre Subleyras，1699-1749)以及来自奥地利与门格斯一同在罗马学画的马隆(Anton Van Maron，1733-1808)等等。门格斯在这一时期的肖像画家中几乎与巴托尼平起平坐，画作受欢迎度不亚于巴托尼，但由于门格斯经常来往西班牙因而未能长居罗马与巴托尼分庭抗礼。他于1740年第一次随父亲到意大利，1742年进入马尔科·拜尼菲尔在罗马的工作室，1744年回到家乡时已经是成熟的肖像画家。1750年再至罗马，学习拉斐尔及柯勒乔(Correggio)的绘画。1755年在罗马遇见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还曾在1761年为他画过肖像画。1756至1761年间，为了留驻罗马，曾接受了大量的肖像画订单，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大旅行的英国贵族。在门格斯为布鲁德内尔伯爵所作肖像画中，实际上能看到更明显的与大旅行相关或者象征大旅行的事物。马隆深受作为艺术品代理和导游的詹金斯和拜尔斯关照，他们频频将马隆推荐给英国旅人。除油画外，肖像雕塑也是不错的选择。约翰·西塞尔伯爵于1699年开始他最后一次大旅行。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达罗马之后一直在罗马呆到1700年的复活节。临到离开罗马前，伯爵向在罗马的法国古典雕塑家皮埃尔·莫诺(Pierre-Etienne Monnot，1657-1733)订购了一批雕塑作品，其中有两座雕塑，分别表现装扮成国王和王后的伯爵及其夫人。这是两座仿古风的半身像，伯爵及其夫人着罗马风格衣饰，庄重而沉静。

诚然，这些为表经历或作为炫耀资本的大旅行纪念肖像，在真实描绘和艺术再创造之间的界限如今很难把握，但是这些作品丰富了我们心目中的人物形象，帮助我们捕捉到时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蛛丝马迹，也能为现代的研究提供图像依据。苏格兰国家肖像画美术馆(Scottish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馆藏的三千余件上溯至文艺复兴时代的历代肖像画作品，每一件作品都是窥向过去那些时代的一扇窗口。而相较于一般的肖像画，大旅行肖像画的特殊之处恰好在于证明了旅行本身，说明了“我曾到过”。（编辑：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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