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建构有中国自身特点的“三大体系”，这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时代课题。“三大体系”建设，必须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三个基本要求。这对于我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每一门学科，都有各自的“三大体系”建构任务。我国当代的艺术学研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的不断积累、不懈探索，已建构成一个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专业性很强的人文社会科学门类，是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有机的、独特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重视其“三大体系”的建设。近年来，学界在这方面已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今后仍应予以高度重视。对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体系的探讨，能够为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起到重要的基础与支撑作用。
一、从“艺术体系”说起
笔者所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艺术体系研究”，自2018年立项以来，在课题组各位子课题负责人及其他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到了最后汇总、结项的阶段。我们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深感当代中国艺术体系研究与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之间，有着非常紧密且深刻的关联。关于这个问题，需要先从“艺术体系”说起。所谓艺术体系（德语Kunstsystem；英语Art system），一般指的都是艺术的分类体系，或叫艺术的类别、种类、门类的体系，是对艺术的类别、种类、门类进行系统划分所形成的体系。上述是人们从理论上对艺术体系进行的概括，而实际上所谓“艺术体系”，一般有两种涵义：第一，“艺术体系”是指现实艺术世界中客观存在着的艺术类别、种类、门类所构成的系统；第二，“艺术体系”是指人们对现实中客观存在着的艺术类别、种类、门类的系统所进行的理论概括、总结。前一种意义上的“艺术体系”属于艺术的本体存在系统；后一种意义上的“艺术体系”，则是对上述客观存在的艺术体系理论上的把握，属于人们对于艺术的认知系统，它是一种理论形态的存在，是艺术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即有关艺术分类的理论概括。在艺术理论和艺术学研究中的艺术体系，大多指的是后一种。有时，人们也将有关艺术体系的理论认知成果称为“艺术分类学”或“艺术体系学”，如我国现代著名美学家、艺术学家马采就曾使用过“艺术体系学”这一学科名称。需要指出的是，艺术体系是由许多不同的层次构成的，而每个层次又是由许多不同的要素（艺术的种类、类别、体裁等）构成的。其中有一个居于核心的层次，我们称之为艺术的基本门类层次。
人们所讨论的艺术分类或艺术体系，往往都聚焦于这个层次上。比如，夏尔·巴托所提出的“美的艺术”体系；黑田鹏信《艺术概论》中的8种艺术的体系；丰子恺所提出的“一打艺术”的体系；王朝闻《美学概论》中的9种艺术的体系，等等。也就是说，艺术体系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一般所说的艺术的基本门类所构成的体系的探讨。围绕艺术的基本门类这样一个核心层次，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宏观的层次，如费希纳所提出的静态艺术与动态艺术，冯特所提出的造型艺术与缪斯艺术，以及其他学者所提出的空间艺术、时间艺术与时间-空间艺术，视觉艺术、听觉艺术与视觉-听觉艺术，等等。我们项目团队曾把这个层次界定为艺术体系的“中观层次”或“中间层次”。这是在比艺术的基本门类更宏观的层次上所进行的划分。就艺术的基本门类而言，在核心层次、宏观层次之外，还存在一些更微观、更具体的层次，如对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艺术基本门类的进一步划分，以及再往下所做的愈益精细的划分。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艺术体系不同于艺术学体系，不能在这二者之间简单地画上等号，混为一谈。虽然艺术体系与艺术学体系有着非常深刻、紧密的关联，但二者的区别也较为明显。艺术体系的内涵已如上所述。艺术学体系，则是艺术学的各分支学科、各层次以及各层次中的各要素按一定的学理逻辑所构成的系统，包含着有关艺术体系的系统的理论认知，即艺术分类学或艺术体系学，但远不止艺术体系学这一个分支，其范围要比艺术体系学大得多，内容也要丰富得多。对这样两个在范围、内容上具有如此显著差异的概念，怎么能轻易地加以混淆？然而这样的混淆现象恰恰是我们经常遇到的。
一些人在讨论艺术学的体系时会不知不觉地把艺术学体系直接置换为艺术体系；反过来，一些人在讨论艺术体系时，会不加任何分析、区别地将其等同于艺术学体系。对此，我们有必要辨析清楚，避免将二者混为一谈。
二、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提出与艺术学“三大体系”的建构
要讨论艺术学“三大体系”的建构，首先要了解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构命题所提出的背景及其基本内涵、基本要求。
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所有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其“三大体系”，具体而言就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哲学社会科学要建构有中国自身特点的“三大体系”，这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第三个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该讲话第一次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并提，明确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构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构的时代课题，有着鲜明而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意义。
他在这篇关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未来发展的高瞻远瞩、统领全局的重要讲话中，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毫不避讳其中所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并对这些问题做了系统概括：“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改变这个状况，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倍努力，不断在解决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正是为了破解这样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改变这个状况”，他从宏观战略的层面提出了建构“三大体系”的时代课题。关于如何建构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体系”，他提出了三个总体性要求：第一，必须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必须努力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必须努力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这对我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具体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每一门学科，都有各自的“三大体系”建构的使命和任务，艺术学亦不例外。就艺术学而言，笔者认为，首先需要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即对艺术学学科应有学科自觉与学科自信。我国当代的艺术学研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的不断积累、不懈探索，今天已然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专业性很强的人文社会科学门类，是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有机的、独特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国于1983年开始设立国家社科基金，自基金设立伊始，便将艺术学作为当时三个“单列学科”之一，纳入国家社科基金体系之中，这也标志着艺术学在当代学科独立进程中的优美起步。2011年，艺术学在高校“人才培养与学位授予学科目录”体系中，由以往文学门类（05文学）中的一级学科（0504艺术学）升格为当时的第13个、也是此轮学科目录调整中唯一升格为门类的学科（13艺术学），使得艺术学在学科独立的进程中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性的一步。自此开始，艺术学的建构与发展进入一条快车道，并在系统性、专业性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如果从1983年艺术学在国家社科基金中被“单列”算起，到2023年已整整40年；即使从2011年艺术学升门说起，也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纪”12年的历程。在党和国家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大政方针支持下，经过学界同仁艰苦不懈、实实在在的努力，今天的艺术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科建设得到了有力的推进，整个学科系统获得巨大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有明确的学科自觉与坚定的学科自信。与此同时，也必须客观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的艺术学学科仍然年轻，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仍然很多。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所提出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突出”的问题，在艺术学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此，努力建构中国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也就成为中国艺术学研究改变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获得更加健康的、更大更快发展的必由之路。总之，“三大体系”的建构，已经成为艺术学研究领域一个关键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自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建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时代课题，至今，已经有7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掀起研究探讨各自“三大体系”建设问题的热潮。艺术学也不例外，围绕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构问题开展的讨论广泛而又热烈，并且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在某些问题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具体而言，关于“三大体系”建构，艺术学界做了哪些探索？在此不妨略举一二实例。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艺术科研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艺术学“三大体系”的探讨中发挥着引领者、排头兵的作用，成为这方面的第一“重镇”。
艺术研究领域的资深刊物《文艺研究》近年来在这方面刊发的几篇重磅文章自不待言；《艺术学研究》自2019年创刊后，就一直将艺术学及各个门类艺术学（如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等）的“三大体系”建设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对艺术学“中国学派”的探讨置于醒目地位，给予大量的篇幅，刊发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其他高校、科研机构、学术期刊、报纸等也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在艺术学领域聚焦“三大体系”建构这一大的背景下，笔者作为一名艺术学研究者，也自觉地参与有关艺术学“三大体系”的探讨，发表了几篇研究成果。2021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修建、孙晓霞两位学者编选了一部《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研究》论文集，选编了10余篇学术论文，对艺术学领域5年间围绕我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构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做了一次巡礼与小结。这可以说是艺术学界围绕“三大体系”建构的探讨所形成的第一个高潮。
李修建、孙晓霞编：《中国艺术学 “三大体系” 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版。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以来，围绕“三大体系”建构，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再次掀起讨论热潮。艺术学领域自然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已成为近期我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第一热词。这当然是因为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第八部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强调，“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已经被进一步提升到党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层面，进入顶层设计的层次，这为包括艺术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有关“三大体系”建构的探讨增添了新的强劲动能。无疑，艺术学领域有关“三大体系”的探讨将迎来又一个高潮。在2023年2月发布的《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课题指南》中，8个分学科的课题指南几乎都把其首个课题给予了各学科的“三大体系”研究：
艺术基础理论：2.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
戏曲与曲艺：1.中国戏曲与曲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
戏剧与影视：1.中国戏剧与影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音乐：1.中国音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舞蹈：1.中国舞蹈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美术与书法：1.中国美术与书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艺术设计：1.中国艺术设计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这在《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招标选题》中也有所体现：
1.中国舞台艺术演剧模式与评价体系研究
2.国家文化数字化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
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艺术高质量发展研究
4.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与建构目标及评价标准研究
5.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艺术呈现与传播研究
6.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艺术理论与实践研究
7.戏曲音乐传承发展研究
8.曲艺创作与表演体系研究
9.中国戏曲已失传及濒临失传剧种研究
10.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的国家战略性影像创作与传播研究
11.戏剧与影视评论话语体系及创新发展研究
12.中国传统音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及评价标准研究
13.礼乐文化传承创新的当代音乐实践与理论研究
14.中国舞蹈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及评价标准研究
15.中国美术史学的自主体系研究
16.中国城市雕塑发展现状及传承创新研究
17.晋唐宋元书画的价值阐释与保护传承研究
18.中华生活美学思想及其当代设计理论与实践研究
19.中国设计艺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及评价标准研究
以上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全部19个招标选题中，直接指涉“三大体系”的选题有六项：4、11、12、14、15、19；间接指涉“三大体系”的选题至少也有六项：1、6、7、8、13、18。总的来看，几乎占全部招标选题的三分之二。仅从以上这两项关乎今年艺术学研究总体布局与趋势的数据中，便不难看出关于艺术学“三大体系”的探讨在当前所受到的关注程度。
三、建构艺术学“三大体系”，为何要研究艺术体系？
在本文的开头已经谈及，艺术学体系不同于艺术体系，但又离不开艺术体系。何以这样说呢？
（一）“艺术体系”命题的由来及研究历史
“艺术体系”这一命题，最初由法国18世纪艺术理论家夏尔·巴托在其著作《归结为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中提出，在笔者看来，这是一部可与鲍姆嘉通的《美学》相媲美的著作。鲁迅早在1913年发表的《儗播布美术意见书》这篇现代著名艺术理论文献中已经提及夏尔·巴托，当时把他的名字译为“跋多”。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8卷为“跋多”这个人名加了这样的注释：“跋多（C. Batteux, 1713—1780），法国教士、学者。著有《各种美术归结到一个原则》、《文学教程》等。”令人欣慰的是，这部西方近代艺术理论名著的完整中译本终于在2022年底问世了。在这部著作中，巴托总结概括出第一个西方近代“美的艺术”体系——由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和诗5种艺术所构成。这一“美的艺术”体系，经由《百科全书》总导言的改造（仍是5种艺术，但将舞蹈置换为建筑，其余4种艺术的构成不变），在西欧广泛传播开来，成为西方有关现代艺术体系的最经典的表达形式。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艺术传统深厚的国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艺术体系，只是这一体系并未得到很好的理论总结，也未形成一个被广泛认同的、经典的艺术体系的表达形式。到了近现代，在“西风东渐”大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艺术体系走上了一条现代转型的道路。这方面最初的工作，便是引进、移植西方近代以来的“美的艺术”体系。当时的一些启蒙思想家、美学与艺术理论的开拓者，都为推动中国传统艺术体系的现代转型贡献过力量，如严复的《〈法意〉按语》、王国维的《孔子之美育主义》、鲁迅的《儗播布美术意见书》、蔡元培的《美术的起源》等。对西方近代“美的艺术”体系的引进、移植，不仅促进了中国传统艺术体系的现代转型，也促进了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艺术乃至整个世界艺术的交流、沟通与对话。不过，关于艺术体系仍有两大基本理论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及解决：其一，我们对中国艺术体系的探讨，能否照搬西方的艺术体系？其二，我们当下对艺术体系的概括，能否止步于18世纪“美的艺术”的体系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艺术体系？在艺术体系的相关理论研究中，这两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可喜的是，我国现代还是有个别深谙艺术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与要素结构变化的杰出艺术理论家在这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其中如丰子恺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对于“一打艺术”体系的探索便极具学术理论价值。
（二）我与我的学术团队对艺术体系的探索
自20世纪90年代初直至当下，笔者与学术团队一直围绕着艺术的体系问题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探索。这种探索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体系”命题的提出及初步探索。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末探究艺术学的学科独立与学科建构时，便关注到艺术体系并进行了初步考察。但将之作为一个“专题”而予以特别的关注以及相对集中的思索，则是在1991至1992年写作《现代艺术学导论》一书时。在这部专著中，笔者用了4章的篇幅来探讨“艺术类型学”问题，其中第10章《艺术基本种类的自然体系——现代艺术分类学（二）》便是专门探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体系”问题的。由于拙著《现代艺术学导论》迟至1995年5月才得以出版发行，笔者将这一章的内容加以压缩精简后，以《艺术的自然分类体系》为题，于1992年先行发表。首先，笔者明确认识到艺术的体系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并首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体系”的命题，指出：“探讨现代的艺术自然体系，必须克服本民族艺术体系与西方艺术体系的矛盾；现代艺术体系与传统艺术体系的矛盾，充分照顾到本民族艺术的特点和现代新兴艺术门类的地位，真正概括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体系。”
其次，为了突出艺术体系的民族性，不仅把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概括到艺术体系之中，而且把素来受到冷遇的曲艺艺术、杂技艺术也概括到艺术体系之中；为了体现艺术体系的时代性，将时常被理论家所遗漏的摄影艺术，以及当时在艺术领域独领风骚的电视艺术概括到艺术体系之中。最后，笔者对“概括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体系”的学术课题做了初步实践，总结概括出一个由12种艺术的基本种类（门类）所构成的“艺术体系”，等等。第二阶段，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艺术类型学研究”时期。在完成上述专著并发表《艺术的自然分类体系》一文后不久，笔者于1993年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艺术类型学研究”并获得立项。作为该项研究的基础性文献工作，首先在著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艺术理论家陆梅林的指导下主编了一部《艺术类型学资料选编》并出版，紧接着展开了系统的研究。该项目最终成果《艺术类型学》于1998年出版。这部著作对关于艺术体系的如下几个问题有所推进：第一，明确指出艺术的分类体系具有许多不同的层次，而“艺术的基本门类”是最核心的层次；第二，对“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体系”做了新的调整、修正，提出了由“十四种”艺术所构成的“现代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自然分类体系”；
第三，对新概括出的14种艺术的基本门类，按照“亲缘性”标准进一步划分为宏观的“四大类”，即语言艺术（文学）、造型艺术（美术）、演出艺术与映像艺术；第四，对这四大类艺术分别设立专门的章节，讨论它们各自的内部统一性原理、与他种艺术的差异以及各大类艺术内部的家族构成等。第三阶段，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艺术体系研究”时期。2018年，笔者作为首席专家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艺术体系研究”（18ZD03），以期对当代中国的艺术体系进行更为深入、系统、前沿的思考和研究。几年来，课题组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和观点，推进了有关艺术体系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明确将《艺术类型学》中总结的“艺术的四大类”界定为艺术世界的“四大家族”，并称之为艺术分类、艺术体系的“中间层次”“中层结构”。第二，在将美术（造型艺术）归于艺术体系的“中间层次”“中层结构”，并看作是包含了多种艺术基本门类的一大艺术家族的同时，明确地将语言艺术（文学）也归于艺术体系的“中间层次”“中层结构”，而摒弃既把文学看作艺术的基本门类又把它视为与造型艺术、演出艺术等相并列的一大艺术家族的含混的、惯性的认知。此外，少有地将诗歌艺术、小说艺术、散文艺术列入艺术的基本门类。第三，对《艺术类型学》中所概括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体系”，再一次做出修正、调整、补充，将艺术的基本门类构成由14种扩大为18种，等等。目前，该重大项目已经进入成果汇集、梳理、结项的冲刺阶段。
（三）艺术体系的研究关乎艺术学的“三大体系”
艺术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艺术的存在、艺术的本体，意味着客观存在着的艺术世界。艺术学以艺术为研究对象，怎么能离开对于艺术体系的总结概括呢？以下就艺术学的“三大体系”进行分析。
首先，艺术学的学术体系，主要是指有关艺术理论的体系、学理的体系，是有关艺术的观点、观念、命题、学说的合乎学理、合乎逻辑的知识体系。如果离开艺术体系，即离开具体的艺术类别、种类、门类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离开关于艺术分类的理论，实际上就离开了艺术的客观本体存在，脱离了艺术的世界，从而也就丧失了自己的客观研究对象，那么何谈艺术的理论与理论体系？何谈艺术学的学术体系？而如果对艺术体系的认知是陈旧的，或是照搬西方的，抑或是层次不清、逻辑混乱、不够系统完整的，那么，又如何能指望艺术学的学术体系具有学理性、科学性，并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准呢？其次，艺术学的学科体系。
所谓学科体系，主要有两种内涵：一是指按一定的学理逻辑关系所构造的学科系统；二是指体制化、机制化的学科体系，即学科的层次、结构与要素构成。第一种意义上的学科体系，是由学者们的思维所建构起来的学科体系，是“纸上谈兵”意义上的学科体系，更具有逻辑色彩与理想色彩，但它绝非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而是根植于对现实内部联系的深刻理解，其“现实性”往往指向未来。第二种意义上的学科体系，是已经成为现实的学科体系。无论哪种意义上的学科体系，都离不开艺术的分类体系。比如，艺术学的学科体系的一个基本结构模式，是一般艺术学与特殊艺术学的有机统一。其中的一般艺术学不用多言，而特殊艺术学如何确定？如何建构？具体包括哪些特殊艺术学？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对艺术基本门类构成的认知。比如，如何理解戏剧艺术与中国戏曲艺术的关系？它们分别是两个基本艺术门类还是可归结为同一个艺术门类？这就必然影响到戏剧学与戏曲学的关系以及二者与其他特殊艺术学和一般艺术学的关系。
再比如，书法艺术与篆刻艺术究竟是两种不同的基本艺术种类，还是属于同一种艺术门类？这也必然影响到艺术学的学科关系与学科体系。最后，艺术学的话语体系。所谓话语体系，是由上述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在语言层面的表达所构成的话语的体系、言说的体系。“所谓话语体系，乃是一定学科知识体系的语言表达系统、内在所指内涵的外在符号能指系统。就中国艺术学知识体系而言，它的话语体系是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在语言层面的显性表征。”既然艺术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离不开艺术体系，那么，作为它们的语言层面显性表征的话语体现，怎么能够离开艺术体系呢？我们无法设想，艺术学在进行其语言表述时，可以避而不谈形形色色的艺术种类、门类现象，以及各种艺术之间的关系；或避而不谈艺术世界的要素、层次、结构等体系构成；也无法设想，某种艺术的言说永远停留在“艺术”，而从不涉及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剧等。总而言之，艺术体系密切关联着艺术学的知识体系，也即密切关联着艺术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真正科学的、合乎中国当下艺术世界之实际且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体系研究，对于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的建构，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期待艺术学界对具有中国特色现代艺术体系的探讨给予更多关注，也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体系的探索之中，有力推进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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