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基于事理学的角度，以明式官帽椅为对象，依照从“事”到“物”的逻辑，研究其外因（生活背景、时代因素、人文观念和地域特征）——实事，再依照生活方式的发展轨迹去组织其内因（工艺、结构、材料和形式）——求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明式官帽椅背后“事”的分析来探寻其造物的逻辑，以此探寻对现代家具设计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官帽椅；设计方法；事理学；中国椅
明式家具是我国古代家具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对于当代家具设计具有深刻的启迪。官帽椅①作为明式家具中的一员，其特有的形制和宜人的尺度结构既是特定时代环境和文化积淀的产物，也是当时材料工艺技术的物化呈现。官帽椅的设计价值不仅在于其特殊的外在形制，更在于其背后的事理关系，本文着重围绕坐这一目标系统，从“外部因素”（时代性、文化性、地域性）限制“物”的“内部因素”（技术、结构、材料、形态）线索出发探寻其背后的设计事理逻辑。
一、明式官帽椅的设计事理
事理学理论认为设计思维不再单纯从设计“物”入手，而是从“物”的情境入手，了解其关系要素，以事作为设计的出发点和检验设计的标准。从事理学的角度看，设计问题就是“外部因素（人、时、地、事）与内部因素（技术、材料、工艺）等共同作用下的一个‘关联性’系统（目标系统）。”②。因此，作为一种坐具的明式官帽椅的产生和存在“就发生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关系’中”②，它是在当时特有的事理系统中人类实现坐这一目标系统的产物。本文以明式官帽椅为例，基于事理学的角度，首先分析明式官帽椅外部因素的先决性，再分析产生其内部因素的条件，从而深入了解明式官帽椅的本质——即当时人们在其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的需求，结合汉斯·瓦格纳的中国椅，得出设计是在内因与外因之间的“关系”中寻找相互适应的可能性，根据某时、某地、某类人的具体需求信息，得出适应此人、此时、此地的最优解③。
二、官帽椅的缘起
中国古代椅子按照形制一般分为扶手椅和靠背椅两大类，其中的扶手椅是指有靠背和扶手的坐具。其中，扶手椅的两端和靠背顶部搭脑两端出头的一般称为四出头扶手椅③，后因其造型酷似古代官员的官帽而渐渐得名“官帽椅”。
官帽椅既是时代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家具自身演化发展的结果。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起，随着民族融合不断深入，椅子等高型家具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视野。在敦煌莫高窟285窟西魏壁画中出现的扶手椅，其椅脚、扶手、靠背均清晰可见，已具备了后世扶手椅的基本架构特征。五代南唐时期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出现了灯挂椅，其形制已基本接近明式官帽椅。南唐画家王齐翰的绘画作品《勘书图》中所描绘的座椅与明代官帽椅样式已基本一致。在北宋画家李公麟的《孝经图》（图1）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官帽椅的形制，其与明代管帽椅的区别只在于椅腿间的横枨及踏板的高低。在清代岭南画家苏六朋的《下棋图》（图2）中描绘的则是扶手两端和靠背顶部两端未出头的官帽椅。通过历代绘画作品便可窥见官帽椅演化的轨迹。
三、外部因素
（一）时代背景
明初人口大迁徙以及土地开发和赋税征收政策不断改革，典章制度的确立以及移民垦荒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发展。明中后期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海外大批优质硬木的涌入，为家具设计的繁盛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政治经济因素
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明政开放“海禁”，这一时期的硬木家具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南洋进口的贵重木材制成的。明朝政府推行“以银代役”政策使当时的工匠获得了更多的人身和工作自由，工匠制作的产品可以自由售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手工业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至嘉靖、万历年间，居民和商业比过去都数倍或十倍地增长。谢肇淛《五杂俎》中记载：“金陵街道宽广，虽九轨可容。近来生齿渐蕃，民居渐密，稍稍侵官道以为廛肆”。商业兴旺，人口大增，为家具大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促进了明式家具“量”的变化。
（三）物以载道
“事”在塑造着物，“物”承载着“事”的关系脉络。作为日常坐具，明式官帽椅透露出时人特有的价值观、自然观和礼法观。自隋唐确立科举以来，考取功名，科举入仕成为读书人普遍的人生追求。官帽椅把文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和理想都融合进其结构和造型之中，折射出“学而优则仕”的时代文化印记②。
明式官帽椅在选料上追求天然美，巧妙地运用木材自然的色泽和纹理，不做过多的雕饰，体现了“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的造物理念，行云流水般的线条再结合牢固的榫卯，呈现出一种简约明快的造型，无形中给予人苍劲的力量感。坐具取材于自然，摒弃了繁复装饰，追求材质自然肌理、简约明快造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道法自然的造物理念。
由于文人积极介入家具设计活动中，使得明式官帽椅浸润着鲜明的文人生活美学气息，正如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所说“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其设计透露出文人们崇尚古朴、静谧、简约、雅致的生活趣味。
明代家具的设计不仅仅根据人的生理曲线，同时还要考虑不同场所人的行为习惯④。官帽椅多用于客厅等公众场所，原因在于其造型圆润，优雅圆浑，尺度设计充分结合正襟危坐的生活礼仪，如背板作“S”形曲线，与人体脊柱在自然状态下的尺度相符，落座时双腿垂悬的尺度以及脚枨的设计，使人的坐姿符合儒家崇尚的礼法观念。
（四）地域因素
根据造型和流行区域，官帽椅分为北官帽椅和南官帽椅。四出头官帽椅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区，后称为北官帽椅。最早的“北官帽椅”是山西大同华严寺所藏的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四出头扶手椅。四出头官帽椅与南官帽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四出头官帽椅”的搭脑、扶手都是出头的，而“南官帽椅”的搭脑是两头微翘且扶手端内敛。有学者认为南官帽椅是南方潮湿气候催生出来的官帽椅的变体，其不出头的设计可以减少木材的开裂和变形，适合南方的气候条件③。南北官帽椅在结构和造型上的区别不仅反映了南、北方在审美与个性上的差异，即北方官帽椅趋于豪放洒脱，南方官帽椅偏向细腻内敛，也是折射出不同地理环境影响下人类日常行为及审美的差异。
南北官帽椅在形制上的区分主要在于扶手以及搭脑是否出头，但都冠名为“官帽椅”，可见其区别不仅仅在于搭脑和扶手是否出头的区别，还在于形制、气韵层面。
首先，直线和曲线的运用。线的运用和表达是明式坐具形式美学的一大闪光点。素官帽椅的搭脑、椅腿、扶手和联帮棍多运用直线线条，单纯、挺拔的直线与平素的表面相结合，造就了素官帽椅简洁素雅的整体形态特征。弯材官帽椅则是通过多种曲线构件的运用，成就它柔婉、飘逸的形态⑤。如四出头弯材官帽椅（简称为北官帽椅）（图3）其搭脑、靠背板、扶手、鹅脖、联帮棍以及从扶手和搭脑连接处均采用“S”形曲线，整体构件比较纤细，稍微向内靠拢的直立式线腿造型简练，每个构件交代得干净利落，产生的视觉效果既具有挺拔的力量感蕴含于其内，曲线元素又赋予了其舒展和优雅的气质，总体来说北官帽椅展现的是一种劲挺的姿态。扇面形南官帽椅（简称为南官帽椅）（图4）对曲线的运用主要表现在扶手、搭脑以及联帮棍上，采用“C”形曲线，直立式线腿造型所呈现出的稳重感，扶手的“C”形与椅盘前宽后窄相呼应，在视觉感官上，“C”形曲线具有沉稳内敛的视觉感受，因此南官帽椅展现的是一种沉穆的美感。
其次，局部与整体。北官帽椅在局部的变化较多，尤其是在搭脑的造型上，搭脑要体现最美的形态，就必须运用线条的力度来雕琢。搭脑弧度的造型也比较丰富，如“四出头素官帽椅”的搭脑呈直线形，“四出头弯材官帽椅”的搭脑形状则似牛头角般充满力量感的，边棱干净利落，使整个搭脑显得骨相清奇，劲挺不凡。“四出头大官帽椅（图5）”搭脑的弧线则比较平缓，平静中透露着一股暗涌，“四出头攒靠背雕花官帽椅（图6）”的搭脑弧度走势抑扬顿挫，颇有一股峭拔的精神。总之，北官帽椅的搭脑弧度优雅，充满动感，给人引发出一种向上的引力，富有高升的文化内涵，符合当时明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追求。而南官帽椅的搭脑则基本上采用一种平滑的表现手法，如水生波，轮廓圆弯，富有温婉不事张扬的南方文人气息。四出头官帽椅在扶手及鹅脖弯度的变化，以及靠背板独板上的浮雕、透雕、挖透光和攒靠背各段或素或雕、或虚或实的局部变化甚多⑥。南官帽椅在局部上变化甚少，整体形制上有“匿大美于无形，藏万象于极简”之美⑦。
四、内部因素
（一）技术与工艺
明代是“中国中世纪手工业最活跃的时期，手工业的技术与生产都有显著的提高”⑧，涌现出如《天工开物》《农政全书》《园冶》等一大批造物技术领域的著作。从地域来看，“一般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是江南一带，而手工技艺的精致，尤推‘三吴’”⑧。这一时期，家具的繁荣一方面依赖于加工工具的进步，特别是与用于切割木材的锯和用于木材表面加工的刨子的完善有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与木工技艺本身的传承积累是分不开的。“一把常见的官帽椅，其搭脑、扶手、鹅脖、联帮棍等部件，乍看似是些圆木，其实不然；它们不是用车床旋出，而是刮出来的”⑨。“这种效果的取得，自然离不开‘前架锯—刨子时代’之刮磨工艺的长期积累了”⑨。无论是榫卯技艺的传承，还是刮磨技艺的积累，都成为官帽椅风格成型的重要因素。
（二）材料
自郑和下西洋以来，来自南洋的紫檀、杞梓木、花梨、铁力木等硬木材料不断运入。采用这些优质木料制成的家具，色泽沉穆雅静，纹路清晰，具有自然天成的朴素美。纹理虚实之间自然天成，山水纹舒展大气，直纹紧致细腻，或隐约浮现，或脉络分明，活泼又富于变化，有一种和大自然交融之感，赋予了官帽椅生机。而中国传统家具讲究的“中和”之道和道家的“阴阳”思想在官帽椅木材的纹理应用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意在用两个相对的单元共同作用，相互转化，达到平和的境界⑩。如扇形南官帽椅的扶手纹理是由前端向两侧变化的，原因在于其座面造型是内窄外宽，呈扇形，人在坐下的过程中双手会自然放在扶手前端向外触摸，因此纹理必然跟随形体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形体向外而纹理向内，则会打破触摸时的体验感，也必然破坏家具对称的形体特点。再者，硬木木材所呈现的温润触感，容易抚平人们的焦虑情绪，使身心放松。对选材追求质朴之风，反对繁雕缛饰，从侧面也放映出这一时期文人对待仕途的轻松姿态。
（三）色彩与肌理
硬木材料家具的特性在于随着时间的打磨，会显现出更加迷人的质感，不仅仅是由木材本身的物理特性造成的，更是其所承载的时代性和文化内涵使其更富有韵味。对于这种色彩和肌理特质，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é，1896—1971）在《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一书中曾这样描述：“紫檀木家具显示出一种很沉重、纹理致密、富有弹性和异常坚硬的木材，几乎没有花纹，经过打蜡、磨光和很多世纪的氧化，木材的颜色已经是褐紫或黑紫，其完整无损的表面发出艳艳的缎子光泽。”⑪对黄花梨木的描述更甚：“这种色调（指花梨木的色调）带有如同从金箔反射出来的那种闪闪金光，在木材的光滑表面上洒上一片奇妙的光辉。”“花梨木家具的琥珀色和紫色，同贵重的地毯及花毡或绣缎椅罩椅垫的晕淡柔和色彩非常协调。”⑪可见，木材颜色的素淡典雅是造成官帽椅端庄大方的一大重要因素之一。材质自带的自然色彩也符合人们遵循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心态⑫。
五、明式椅的造物逻辑与方法论意义
坐，既是人的生理需要，也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无论是明代社会的坐，还是现代社会的坐，这些坐的行为在具体的环境中形成了相应的坐的造物形态。20世纪丹麦设计师汉斯·瓦格纳（Hans Wegner，1914—2007）参照中国明式椅的造型、材质和神韵，设计了“中国椅”。从外观上看，瓦格纳的“中国椅”与明式椅高度相似。然而，从彼此背后的事理关系来看，作为丹麦现代设计师汉斯·瓦格纳设计的“中国椅”显然是基于20世纪中期工业时代西方现代生活方式，以大众市场为目标，服务于现代社会人对舒适优雅的坐的需要而展开；明式椅，无论是圈椅，还是官帽椅，都是基于中国农耕时代的自然条件、社会伦理和生活方式而产生的，服务于正襟危坐的社会观念。通过对两者细节的比较可以发现：在工艺上，瓦格纳的“中国椅”摒弃了传统明式圈椅繁复的浮雕和透雕装饰，将椅子的各元素提炼精华，其周身圆润流畅，满足于现代工业条件下标准化生产要求。传统的明式椅简洁素雅，但是其结构和材料都适应于榫卯结构和切削刨等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在产品的人体尺度方面，汉斯·瓦格纳改变了传统明式椅底面的高度，舍去了脚踏部分，使得腿脚活动范围扩大，这一尺度和结构调整的背后正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坐的行为及生活方式差异的必然结果。从这些差异中可以清晰看出明式椅造物的事理逻辑。
柳冠中教授曾指出，“物的复杂性，其实是由于物背后‘事’的复杂所导致的。……‘事’是‘物’存在合理性的关系脉络。因此，设计方法的本质也就是，在‘事’的关系脉络里去研究、发现、理解，才能创造出合情合理的‘物’”⑬。从明式椅与瓦格纳“中国椅”的造物的比较可以看出，任何人造物，都存在于特定的人与人、人与物、时间、空间关系之中。人造物是这一事理关系的产物，它浓缩着所处关系场的内在逻辑。从现代家具设计的方法论意义上看，明式官帽椅对于当代家具设计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简洁古朴的形态，更重要的在于它与其所在的事理关系之间的内在逻辑。新时期对于传统家具设计的继承，不是对传统家具外在视觉元素的简单复制和挪用，而是应深入到传统家具所处的事理关系场，考察其内在的逻辑，对其合理因素的系统性学习和传承。现代家具设计的创新，也不是盲目的一味求新，而是应以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为依据，从中寻找问题和实际需求，进而因地制宜、合情合理地“造物”。
六、结语
从研究官帽椅这一坐具的“物”去探悉背后蕴含的“事”，从体现的“情”去发掘“理”，“事”是一个“关系场”，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与物或他人发生着“行为互动”与“信息交换”，从而实现着目的、情感与价值的意义②。明式官帽椅是明代特定时代、地域人与物、人与人“行为互动”与“信息交换”的产物，是中国思辨哲学和中式功能哲学的集大成者，其简约而流畅、端庄大气、浑然有力的外表下散发着文人雅士的清扬和潇洒，彰显了物我合一的精神内涵。明式官帽椅的“超以象外，得其圜中”的设计思想为今天我们的家具设计也指明了一条清晰的道路，从探索“人”“物”“事”三者的关系和规律作为设计的思想来源，使中国的家具设计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FYSB041；
西安科技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项目编号：2020SY03
注释：
①关于官帽椅的名字来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其外形酷似官帽而得名，另一种则是因为人坐上去椅背上部的搭脑在头两侧延伸，犹如给人带上了官帽一般而得名。在它身上传递着复杂而深厚的文化信息，其隽永大方、典雅端庄的外表下蕴涵了一种儒雅的文人气质，形似官帽。
②柳冠中.事理学论纲[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
③柳冠中，李和森.设计事理学：目标的抽象化与具象化[J].包装工程，2021，42（12）：1-6+31.
④杨淘，曹新然.人体工程学在明代座椅设计中的体现与运用[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7，216（02）：58-59.
⑤邹伟华.论官帽椅的构成美[J].家具与室内装饰，2007，105（11）：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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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余继宏，高伟霞.明式官帽椅造型要素解析——以素南官帽椅为例[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4（09）：62-63.
⑧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M].济南：齐鲁书社，1981.
⑨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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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古斯塔夫·艾克.中国花梨家具图考[M].薛吟，译.北京：地震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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