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邻天涯：北京大学藏古代外销瓷”特展作为北京大学“丝绸之路重大考古发掘与丝路文明传承”项目成果之一，向观众展示作为文化信使的外销瓷共计200余件（组），挑选中国古代各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外销瓷，力图完整勾勒出长达一千多年的外销瓷发展历程。

值此展览举办之际，我们特选取部分相关学术文献，节选推出，以飨读者。《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从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载和各地考古发现的中国瓷器两方面，总结了9～10世纪中国瓷器外销的规模和特点，并对早期海上贸易的模式进行了探讨。

原文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作者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作者授权“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刊发，如需引用请据原文。

封面图为广州西村窑大碗，现藏于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

——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

内容提要

9~10世纪时期中国海上的对外交往频繁，其中瓷器对外输出的范围、规模以及器物的种类、质量等方面发展迅速，达到中国瓷器外销的第一个高峰。中外遗址出土和沉船出水了大量中国瓷器，以此为基础并结合文献考证，可系统勾勒出晚唐时期中国瓷器外销的范围、规模、产品结构和在输出地的使用功能。同时，以陶瓷输出为标志，可进一步探析这一时期以室利佛逝为中心的接力式海上对外贸易模式。

关键词：海上贸易 外销陶瓷 规模 转口贸易

唐朝是中国陆路对外交通的鼎盛时期，以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沙漠道)为代表，这一点人们有着比较充分的认识，也有比较长时间的研究历史。同时，唐代还是中国古代大规模海上对外交流的创始时期，之所以要强调“大规模”这个观念，是因为通过海路与外界的交往，在中国古代开始得很早，如考古发现的广州秦代的造船工场遗址(1)，体现出秦汉时期我国已有相当水平的造船能力。另外《汉书》上也有关于从徐闻、合浦通往南海诸国的航程的记载(2)。由此可知，秦汉时期，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较成熟的近海航行技术，个别航程已经可以到达印度东南沿海和斯里兰卡。在晚唐时期(9世纪)，海上的对外交往达到了第一个高峰阶段。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古代的文献记载中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特别是一些早期沉船的发现和发掘，使我对晚唐时期以陶瓷输出为标志的海上对外贸易规模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载

(一)文献记载的唐代航海路线和对外交往地点

关于航海的记载在唐代以前十分稀少，而且主要来自于僧人西行求法和受官方委任出使外域的记载，唐代以前著名的有东晋法显从隆安三年(399)到义熙七年(411)到印度求法的记载(3)。

唐代以后，相关的记载多了起来，重要的有下列几项: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4)，记载了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到武则天天授二年(691)50年间33批56人次(加上义净本人为57人次)前往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经历。有学者统计，这些西行求法的人中路线不明的为4批4人，其余的有12批18人经由陆路前往印度，有21批34人经海路赴印度，海路西行的次数与陆路相比为2.3:1;人数之比为1.9:1(5)。义净本人亦是从海路出发到达印度，在印度求法十余年，回来的路上留在室利佛逝(今苏门达腊之巨港)译经、著述八年，于长寿二年(693)回到广州。可见，在7世纪后半叶陆路交通全盛时期，海路也非常发达，取海路西行的人数甚至超过陆路。

然而，据《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记载:“天宝中(742-755)，玄宗问诸蕃国远近，鸿胪卿王忠嗣以《西域图》对，才十数国。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6)这两条记载表明，盛唐以前，尽管通过海路与西亚的印度乃至中东地区有了较密切的联系，但这些联系应该主要是在民间层面的，官方间的交往还不多。到了晚唐时期，官方记载的对外交往就大大增加了。

这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新唐书》中所记的“贞元宰相贾耽”，他是晚唐时著名的地理学家，突出的贡献是记载了中国通往国外的许多交通路线。贾耽，字敦诗，天宝中明经科登第，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历任汾州刺史、鸿胪卿、梁州刺史、山南西道节度使，德宗贞元九年(793)拜相。他一生嗜读书，尤酷爱地理。曾亲自考察过关中、山南等道。任鸿胪卿时，贾耽利用职务之便，从少数族裔、外国使者和本朝使臣口中收集了各种地志资料，撰有多种地理学著作，并绘制了一些地图。先后撰写了《皇华四达记》10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贞元十道录》10卷(7)、《吐蕃黄河录》4卷和《地图》10卷等。集中代表了当时地理科学水平，也全面反映了当时的海陆交通状况。贾耽的著作都已散佚，幸得《皇华四达记》中有关道路的记载在《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的引文中得以保存下来。贾耽记述了当时由唐朝境内对外交通的7条道路，其中营州入安东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5条道路是唐朝联接外界的陆路通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则是唐朝海上交通的重要通道。

关于从登州(今山东蓬莱)经高丽到日本的“黄海道”，和从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到日本的“东海道”这两条路线，本文暂不涉及，现着重分析“广州通海夷道”。该条路线记录了从广州到巴格达的路线，包括航向和航行时间:“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Tuen Mun Hill，香港九龙西南(8))，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七州列岛(9))。又南二日至象石(今大洲岛(10))。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今越南占婆岛，Campanagara Island(11))，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一般认为在今越南义平省东南海岸的归仁一带Qui Nhon(12))。又一日行，至门毒国(今越南富庆省Phu Khanh东岸，或即华列拉角Cape Varella，一带(13))。又一日行，至古笪国(越南和庆，一说芽庄(14))。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越南藩朗，Phan Rang(15))。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越南昆仑岛，Poulo Eondore(16))。又五日行至海硖(马六甲海峡，Straitsof Malacca(17))，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马来半岛南端，Selat(18))，南岸则佛逝国(印尼苏门达腊岛Sumatra巨港Palembang(19))。”(20)

这一段航程记载了从广州穿过南中国海，然后沿着中南半岛的东边向南航行到马六甲海峡的路线〔图一〕。它构成了由广州通往巴格达的第一段航程，记载详实准确，航行的区段大多详细到一两日，短者仅半日。到了马六甲海峡以后，靠泊当时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室利佛逝的巨港。以巨港为基点，航线分为两条〔图二〕。

〔图一〕广州到室利佛逝航线图

〔图二〕室利佛逝到缚达航线图

第一条:“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印尼爪哇岛Jawa中部，10世纪后期迁往东部(21))，南中洲之最大者。”这是从苏门达腊东行。诃陵国当时代表了爪哇岛的政权，又联结了大巽他群岛东部的岛屿，在这里，商人们用各种手工业品换取林货和诸如丁香油、肉豆蔻之类的香料，是一条最重要的贸易路线。

第二条:“又西出硖(马六甲海峡Straits of Malacca)，三日至葛葛僧祇国(今苏门答腊岛东北岸外的伯劳威斯群岛(22))，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克拉地峡，Isthmus of Kra(23))。个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今印尼苏门达腊北亚齐，Aceh(24))。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印度尼斯亚西北巴罗斯(25))。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印度尼科巴群岛，Nicobar(26))。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斯里兰卡，Sri Lanka(27))，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28)今天的斯里兰卡当时也是印度洋贸易圈中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是联系东南亚与西亚、中东到东非地区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斯里兰卡又有两条航路，一条是横渡印度洋，直达红海或亚喀巴湾沿岸地区，这条航路并无明确的记载，早期的航海能力或许也难以进行这样长距离的航行，因此可能开通得稍晚;另一条是《皇华四达记》记载的:(“从狮子国)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印度马拉巴尔，一说奎隆，Quilon(29))，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南印度(30))。又西北二日行，至拔飓国(印度纳巴河口布罗奇附近(31))。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飓国(印度河口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提勃尔(32))，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印度河，Indus(33))，自北渤昆国来，西流至提飓国北，入于海。又自提飓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波斯湾头伊朗阿巴丹Abadan附近(34))，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奥波拉，在巴士拉Basra东(35)，一说在波斯湾头之奥布兰)(36)，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南入于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伊拉克巴士拉，Basra(37))，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伊拉克巴格达(38))。”(39)这段航程记载了从狮子国到印度次大陆的南端，然后沿印度次大陆西岸航行，到达幼发拉底河河口的乌剌国，换乘小船后到达巴格达的航路。总计，从广州到巴士拉海行的时间计87天。这是贾耽记载的第二段航路，从马六甲海峡到波斯湾头，航行时间远多于第一段，但记载比较粗率，有的航段多达10天、20天。

这条路是唐人所说的“海东岸”，而自非洲大陆东岸东北至波斯湾的沿海地区则为“海西岸”。贾耽还专门记述了“海西岸”的航线。“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Samran)。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南也门之席赫尔)。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或其南部的盖勒哈特，Qulhat)(40)，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阿曼北部苏哈尔港)。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歌磨难国(波斯湾西岸之巴林岛)。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41)。海西岸航路之最南端为三兰国，关于三兰国的地点学界还有争议，张广达认为在今也门，又称为阿丹(Aden)(42)，岑仲勉则认为是在今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此观点最为流行(43)，贾耽记载这条航线的顺序是自南向北航行，所用时间为48天，因此，其位于今非洲东部的可能性很大，从考古发现看，非洲东部发现有唐代遗物的诸地点中以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Kilwa Island)最具可能(44)〔图三〕。

〔图三〕海西岸航线图

除了贾耽的著述，杜佑在《通典》中记述唐代大秦国的情况时，附录了杜环《经行记》中有关大秦的记载，并记录了女国与摩邻两个国家。其中的摩邻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45)。其记曰:“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太(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关于摩邻国具体指哪国，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检讨起来有8种，但有较多的学者认为是指东非肯尼亚的马林迪或拉穆。唐代对非洲最详尽的记载当属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的非洲国家主要有孝亿国(Siut，埃及南部)、仍建国(Utica，北非突尼斯沿海古城)、悉怛国(不详，或指Sudan)、怛干国(Dakhel Oasis，撒哈拉沙漠中的沙岛)、勿斯离国(Misr，埃及)等国，其中以对“拨拔力”国的记载最称完备:“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赉彩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为槊，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46)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唐代的文献中，与唐王朝有官方联系或较密切联系的国家甚多，其中东亚有高丽、日本；东南亚(也就是唐代所说的南海诸国)的国家最多，仅《新唐书·南蛮传》中专为立传的南海国就有林邑、婆利、罗刹、婆罗等30国，提到的国家或地区有奔浪陀、大浦、西屠夷等31处(47)，包括了除新加坡以外的今东南亚诸国。在众多国家或地区中，林邑(约当今越南中南部，一称占婆)、真腊(约当今柬埔寨)、骠国(约当今缅甸)、诃陵(今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岛)、室利佛逝(苏门答腊岛东南巨港)诸国与唐朝交往较多;西亚有伊朗、印度、斯里兰卡及伊拉克;中东地区有阿曼、巴林、埃及等;非洲地区是当时交通和贸易的终点，据学者们研究，见于记载的有北非的突尼斯、撒哈拉乃至利比亚或毛里塔尼亚，东部沿海的埃塞俄比亚、苏丹、索马里、肯尼亚到坦桑尼亚〔图四〕。尽管后来宋元时期的一些文献，如宋赵汝适的《诸番志》，元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都记载了更多的地名和有更详细的记述，但实际上所涵盖的范围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这种状况大约要到明初郑和航海时才出现了本质上的突破。

〔图四〕唐宋时期航线图

(二)文献记载的唐代陶瓷器的外销

尽管陶瓷器为海上贸易最主要货物，这一点尽人皆知，但文献上却极少有关陶瓷器出口的记载，反而是对当时进口的香料记载颇多。少量的记载来自于外国的文献资料。公元851年佚名作者编订的《中国印度见闻录》(Kitab Ahbor alsinwa’ L-hind)，记载了商人苏莱曼对精美的中国瓷器的赞誉:“中国人持有白色粘土制作的碗，它像玻璃一样美丽，可以看见里面所盛的液体。”(48)由于苏莱曼是在港口见到这样的瓷器，说明其是用于出口的。11世纪著名的波斯历史学家贝伊哈齐(Bayhaqi，995-1077)记述:哈里发哈仑•拉施德(Horoun ar-Rashid)在位期间(786-809)，暴虐的呼罗珊(Khurasan)总督阿里•本•爱薛(‘Ali b.‘isa)极尽搜刮聚敛之能事，他向巴格达的哈里发贡献了数量空前的金银、丝绸、珍宝和瓷器，在他贡献的多种多样的瓷器中，既有二千件精美的日用瓷器，也有哈里发宫廷还从来没有见过的二十件(一说二百件)“中国天子御用的瓷器，如碗、杯、盏”(49)。这条材料说明，在八九世纪之交巴格达已有了数量可观的中国瓷器。巴士拉学者扎希兹(al-Jahizi,776-868)编纂的《商务的观察》(Kitab al-Tabassur Bil-tijara)列出了从世界各地输入巴格达的货品，其中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香料、麝香、肉桂、孔雀等(50)。伊本•忽尔达兹比赫(Ibn Khuurdadhbih)在《道里郡国志》的《入中国道里续志》一节中，也列举了中国输往阿拉伯的商品名目，计有白绸、彩缯、金花锦、瓷器、麻醉药物、麝香、沉香木、马鞍、貂皮、肉桂、姜(51)。类似的记载还有一些，兹不一一例举。

综上，从8世纪中叶到9世纪开始，波斯和阿拉伯的文献中开始记载中国对外输出陶瓷器，这一点与考古发现的情况相吻合。

各地考古发现的的中国瓷器

限于篇幅，本文拟从各地区找一处典型的材料作为例证来考察9~10世纪中国瓷器的外销。

1.日本。据统计，日本出土唐五代陶瓷的遗址有188处，出土各类陶瓷片2159片。分布在南至冲绳县、北达秋田县的广大地区，包括都城、官衙、墓葬、聚落、寺院、集市、作坊、祭祀地等各种不同性质的遗址。以福冈市(Fukuka)鸿胪馆(Korokan)遗址为例。鸿胪馆是日本模仿唐朝“鸿胪寺”而成立的外交机构，为太宰府所辖，主要是为了送迎遣唐使团和迎接唐、新罗使节及归化人而设。鸿胪馆大约存在于7到11世纪。从1987年开始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其中以9世纪后期的青瓷最多〔图五〕(52)。有学者进行过统计，鸿胪馆遗址所见中国陶瓷的窑口有越窑、定窑、邢窑、河南巩县窑、婺州窑、江苏宜兴窑、长沙窑、台州温岭窑等。“不同的窑场有不同的外销时期，越州窑青瓷与邢窑、巩县窑白瓷、绿釉陶最先作为贸易陶瓷在8世纪中期开始输出，到8世纪末9世纪初长沙窑陶瓷外销异军突起，9世纪中叶开始，定窑、温岭窑、婺州窑、江苏宜兴窑的外销令人瞩目，河南密县窑也开始加入外销行列”(53)。

〔图五〕日本鸿胪馆遗址出土越窑青瓷碗

2.东南亚地区。这一地区发现的9~10世纪中国瓷器数量相当多，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中南半岛地区的大陆遗址中出土不多，而以岛屿地区——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和苏门达腊岛发现较多。

现以印尼勿里洞海域的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为例。该沉船于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Belitung)海域被发现，经过一年的打捞，出水瓷器六万七千件，是唐代瓷器在海外最大的一次发现，资料也最齐备完整。根据出水的纪年瓷器，船货的年代应为唐宝历二年(826)前后。出水的器物主要是湖南长沙窑瓷器〔图六〕，另外还有约2百余件浙江越窑瓷器，以及北方地区的白瓷，特别引人瞩目的是一批白釉绿彩器〔图七〕和广东地区的瓷器产品(54)。

〔图六〕黑石号沉船出水长沙窑彩绘碗

〔图七〕黑石号沉船出水白釉绿彩胡瓶

3. 西亚地区。瓷器出土相对分散，伊拉克的萨玛拉遗址(Sammarra)比较重要。萨玛拉遗址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距巴格达125公里。 由于哈里发与巴格达民众的冲突，阿巴斯(Abbasids)王朝于836-892年迁都到此地，有8位哈里发以此为都城。该地为西亚地区最重要的城市遗址。1911年至 1913年弗里德里克•扎勒(Friedrich Sarre)、 恩斯特•赫茨菲尔德(Ernst Herzfeld)在此进行了发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唐代瓷器。 主要有北方地区的白瓷、唐三彩，越窑青瓷器〔图八〕和少量的长沙窑瓷器(55)。

〔图八〕伊拉克萨玛拉遗址出土越窑碗残片

4.中东地区。以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为例。福斯塔特遗址位于今开罗市的南部，是埃及伊斯兰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始建于公元642年，是穆斯林在埃及建立的最早的聚居区，并迅速成为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1168年，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打到此城附近时，法蒂玛王朝(Fatimids)的统治者自己将此城烧毁。对福斯塔特遗址的发掘从1912年开始，大约延续了近一个世纪，先后有埃及文物局、开罗美国研究中心、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开罗法国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参与，分多次对此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其中以当地生产的陶瓷为主，中国瓷器的数量大约有两万件左右。笔者在1994年曾对此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进行过调查(56)，结合以前曾对此地进行过大规模调查的三上次男的一些报告，大体可以确定这里9~10世纪的中国瓷器以浙江越窑的产品为多〔图九〕，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广东地区窑口的产品，此二者占了大宗，另外还发现了八片长沙窑瓷片〔图十〕和二三片唐三彩瓷片(57)。

〔图九〕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越窑瓷片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图十〕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长沙窑瓷片

弓场纪知摄

5.非洲地区。以东非肯尼亚的拉穆群岛为例。肯尼亚的拉穆群岛应该是唐代文献提及的最远地区，这里分布着许多斯瓦希里(Siwahili)文化遗址，许多遗址都经过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如帕泰岛上(Pate)的上加遗址(Shanga)，1980年至1988年，英国人Mark Horton先后对上加遗址进行过六次考古发掘，在获取大量各类遗物的同时，基本搞清楚了上加聚落群的布局特点和演变历史(58)。曼达(Manda)岛上的曼达遗址是英国人James Kirkman于1966年进行发掘的(59)，另外还有东多(Dondo)、西游(Siu)、塔卡瓦(Takwa)和帕泰(Pate)等遗址(60)。其中最大的、考古工作做得最充分的聚落遗址就是上加遗址。2006年中国考古工作组对这个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查，发现了部分9~10世纪的瓷器，主要种类有长沙窑、越窑〔图十一〕、北方白瓷和广东地区瓷器等(61)。表明这里从唐代后期就与中国有了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图十一〕肯尼亚拉穆群岛上加遗址出土越窑瓷器

9～10世纪中国瓷器外销的规模和特点

(一)外销瓷器的范围

根据现有的资料，几乎唐代文献中提到的重要地点都发现了中国晚唐到北宋初时期的瓷器。这包括了《皇华四达记》中提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所记述的高丽、日本等国，“广州通海夷道”所记的从南中国海沿岸国家到东南亚诸国，过马六甲海峡以后的南亚、中东诸国，以及《酉阳杂俎》中记载的非洲的诸国。以上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在唐代，主要是晚唐时期以后，数百年的时间都没有大的变化，直到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发生，才有了本质性的突破。这一点现在可以从考古发现的材料中得到充分证实。但是这时形成的海上贸易优势很快被15世纪末期开始的殖民时期航海活动，以及随后殖民贸易所取代。

(二)外销瓷器的规模

唐代的造船技术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有了重大进步，尤其是商船的规模已十分巨大，据唐人李肇《国史补》中记:“江湖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766-804)，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 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62)《中国印度见闻录》还提到，唐朝海船因为体积太大， 只能在尸罗夫(今希拉夫)停泊，无法到达巴士拉和马斯喀特(今阿曼首都)(63)。造船技术的提高，为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黑石号沉船的考古发现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黑石号沉船应该是一条在阿曼一带制造的船舶(64)，并不代表当时中国的造船水平，但从出水的五万七千余件瓷器，我们也可大致了解到当时中国瓷器外销的规模。

(三)外销陶瓷的产地和品种特点

9~11世纪时期，陶瓷器的外销从少量输出，使目的地的人们了解其价值的初创阶段，迅速发展到规模较大的输出阶段。这时期输出产品的窑口很广泛，包括了南北方许多重要的陶瓷生产地点。大体如某些学者所归纳的所谓“四组合”，即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广东地区的青瓷(65)。

在9~10世纪的外销瓷中，长沙窑和越窑瓷器是最主要输出产品，占了输出量的绝大部分，其产地范围和产品种类都比较明确，值得关注的是，从目前发现的几艘9~10世纪的沉船出水器物看(66)，长沙窑瓷器的大量外销时期主要在9世纪，10世纪时迅速退出外销舞台，而越窑青瓷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外销产品(67)。尽管二者的输出时间大体相同，但有一个主角嬗变的过程。

而被称为邢窑白瓷的部分实际包括了邢窑〔图十二〕、早期定窑和河南巩县黄冶窑、白河窑等窑口生产的白瓷器，还有一定数量的三彩器物，从考古发现的实物看，北方瓷器实际上以巩县窑的产品占了多数。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了数百件白釉绿彩瓷器，特点是绿彩施加的范围比较大，有些还近似绿釉器〔见图七，图十三〕，这类产品的产地也是自这条沉船发掘以来学者们不断探讨的问题，从笔者见到的出土材料看，河南巩县窑和河北邢窑都有基本相同的器物，从黑石号出土的资料看，也应包括了这两个生产中心的产品;另一个可能的产地是河南相州窑(安阳)(68)。正如沉船资料所反映的那样，白瓷输出在9到10世纪间也有重要的变化，黑石号沉船出水的白瓷均为北方地区的产品，而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两条10世纪沉船中出水的白瓷则以安徽繁昌窑为主，北方的产品只有少量的新密西关窑产品。输出白瓷的变化与越窑接替了长沙窑一样，是十分明显的。9至10世纪外销瓷器品种变化的动因，是今后应该关注的问题。

从目前的考古工作成果看，北方地区外销瓷器的窑场主要都分布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从长安到扬州一线的地区，这些器物又都在扬州城内有所发现，表明其主要是通过扬州出口的。

广东地区产品的具体产地比较复杂，8世纪的窑址基本没有发现，9~10世纪的窑址有二十多处，在粤中、粤东和粤西一带分布较为集中。典型窑址有粤东潮安北郊北堤头窑、粤东北梅县水车窑、粤东新会官冲窑、高明窑等(69)。梅县水车窑生产的瓷器较精美〔图十四〕，其他窑口生产的瓷器质量粗糙。另外，从日本福冈鸿胪馆出土的资料来看，还有浙江婺州窑、台州温岭窑，江苏宜兴窑等窑口的产品。产品的窑口很广泛，几乎包括了南北方各个重要窑场。

〔图十二〕黑石号沉船出水邢窑白瓷杯

〔图十三〕黑石号沉船出水白釉绿彩水盂

〔图十四〕黑石号沉船出水的水车窑青瓷器

总体上看，这个时期是中国瓷器外销的初始阶段，是让当地人认识其价值的阶段。各窑均以质量较好，带装饰的产品输出。这说明，在中国尚未出现专门的生产外销瓷的窑场，对于哪种瓷器和哪个地区出口最合适，还处于自发的选择之中。其中长沙窑具有比较明显的外销瓷窑场的特点，产品主要在海外发现，并且有不少瓷器在造型和装饰上明显受到西亚、中东的影响。从11世纪后半叶开始，北方地区的瓷器就较少在海外发现，到12世纪时，从南海诸国到中东和东非地区，就基本不再出现了。

从地域上分，高丽、日本地区一般不出土广东地区的产品，南海诸国到中东、非洲地区则各类产品都有出土。相比较而言，西亚、中东地区发现的器物质量普遍比较精美，这些器物即使在中国，也属质量最好的，又以精美的越窑瓷器为多〔图十五〕;东南亚地区发现的器物质量相对较差，以长沙窑产品为大宗。这种现象似乎说明，在瓷器外销的初始阶段，就对外销瓷器的质量和相应的销售目的地有所选择，运往最远地点的器物往往是质量最高的，以便获得最高的价值，最大可能地换回类似香料、象牙之类在中国具有极高价值的物品。

〔图十五〕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越窑瓷器残片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四)本阶段外销瓷器的使用功能

从海外发现的9~10世纪的外销瓷器看，这一时期主要是日用瓷器，尤以碗、盘类器物为大宗，说明在瓷器输出的早期阶段，其使用功能还主要是供当地人，尤其是当地的上层人士日常使用。12世纪以后，随着专门的外销瓷器窑场的出现，瓷器的输出规模大大加强，器物的种类开始向某些特别用品扩展，如东南亚地区在南宋到元代时成组出土专用明器等，说明来自中国的瓷器在当地人们的生活中占有着日益广泛和重要的地位。

早期海上贸易的模式

从上引贾耽的记载，并结合《中国印度见闻录》、《道理郡国志》和阿拉伯旅行家艾布•哈桑•阿里•马苏第(Al-mas‘ūdi，9世纪~956年)所著的《黄金草原》(Murūj al-Dhahab wa m‘ādin al-Jawhar)等(70)阿拉伯文献记载的航路和贸易物品，我们可以看到，9~10世纪乃至更晚，在印度洋上有三个贸易圈，即中国到东南亚(主要是苏门达腊和爪哇)的贸易圈;东南亚到阿拉伯、波斯地区的贸易圈和阿拉伯地区到东非的贸易圈。这三个贸易圈的两个最重要的联结点应该就是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的室利佛逝王朝控制的地区和以巴士拉为中心的地区〔图十六〕。

〔图十六〕印度洋上的三个贸易圈示意图

由于当时的远洋航行主要是靠信风，从中国到巴格达一个往返大约需要两年时间，这对于一个商人来说时间太长了。因此，当时大部分商船实际上并不是航行全程的。换言之，阿拉伯的商船并不直航到中国;中国的商船也少有到达波斯湾的。东西两洋的货物贸易，应该主要是在室利佛逝进行的。也就是说，当时的海上贸易模式是一种以中心港为中心的接力式贸易或曰转口贸易(71)。从中国直航巴格达乃至东非的贸易是没有或很少发生的。中国所进行的贸易主要是以室利佛逝为端点的。

(一)有关贸易模式的文献依据

从上引的一系列文献中可以看出三点证据:

第一，贾耽所写的《皇华四达记》详于马六甲海峡以前的路线记载，可以详细到一日，甚至半日的航程，而马六甲海峡以后的航程则大大简略，尤其是在狮子国以后，航程的间隔大多在五六日，甚至十日、二十日。同样，前引的三本阿拉伯文献，详于马六甲海峡以西航线、航程，而马六甲海峡以后的航程，就记载得十分简略了。说明这几位作者所接触到的人，主要是使者和商人，对远端的航线并不熟悉，原因是他们并不或者不常做中国到西亚、中东的全程航行，他们只需航行到贸易圈的联结点就可以从事贸易了。

第二，中国与室利佛逝(室利佛逝从唐代末年改称三佛齐，入宋以后成为通称)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根据《宋史》卷四八九《三佛齐传》(页14088-14090)记载，北宋建隆元年至大中祥符元年(960-1008)期间，三佛齐(Somboja)使者正式到宋朝通使达14次，平均每三年多一次，说明两国间有密切的官方联系(72)。这是官方的往来。唐代李肇《国史补》记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73)足见民间往来的频繁，也符合其依靠信风航海的特点。年代稍晚一点的中国文献，也强调了室利佛逝在交通上的重要地位。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二记载:“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番水道之冲要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74)所以，作为中国商品的一个转移贸易地点，室利佛逝是最合适的，是双方都希望，并不断努力形成的。福建蒲田藏绍兴八年(1138)《详应庙记》碑记载:“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舟行迅速，无有坚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藩者，未偿有是。”(75)尽管时代上已是12世纪前半叶，但仍可说明，如果一年内完成一次贸易，只能是到达三佛齐。同时，也体现了海上贸易获利之巨。

第三，从中外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当时的海上贸易很少有单一地点的产品。根据《宋史·三佛齐传》记载，在960-1008年三佛齐使者14次入贡宋朝，入贡的物品有:象牙、犀角、真珠、白金、龙脑、婆律熏陆香、乳香、蔷薇水、水晶、水晶指环、水晶佛、梵夹经、金字表、锦布、火油、琉璃瓶、珊瑚树、万年枣、褊桃、白砂糖和昆仑奴等。其中诸如乳香、真珠、珊瑚等确为当地特产。但也有一些，如琉璃瓶、蔷薇水、犀角、万年枣、昆仑奴等，则不是当地的出产物，是来自于西亚中东地区的物产。但作为东西方贸易的联结点，这些物品三佛齐并不缺少，因此也被当作土贡进奉宋朝皇帝。

同样，阿拉伯学者的记述中也可看到这种现象。前述《商务的观察》列出的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香料、麝香、肉桂、孔雀等，《道里郡国志》的《入中国道理续志》一节中，也列举了中国输往阿拉伯的商品名目，计有白绸、彩缯、金花锦、瓷器、麻醉药物、麝香、沉香木、马鞍、貂皮、肉桂、姜。这些贸易物品中沉香、肉桂等明显是东南亚的产品，却被阿拉伯作者认为是中国的产品，可见这是一种转口贸易的形式。阿拉伯的商人应该是从东南亚的室利佛逝得到的这些物品，而统统将其认定为中国的产品。这也可说明，阿拉伯商人的多数贸易并非到中国来开展，而是在东南亚的中间地点与来自中国的商人进行贸易。甚至，是与室利佛逝的官方进行贸易。

有学者认为，室利佛逝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所设计的一套完善的营运制度。为了便利商品交易，汇集海中各个岛屿的土特产，如沉香、樟脑、檀香、香药、象牙、锡、丁香等，存放于库房。首都巨港，不但屯积了从各个岛屿搜集来的土产商品。同时，也收买外域的产品，如中国的瓷器，阿拉伯的蔷薇水、玻璃瓶等。于是，从世界各地前来贸易的商人，不需要到南海中的各个岛屿，或其他地方去搜寻商品。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交易，赶上季风回程，或到下一站去。室利佛逝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征收的商船入港税及交易税(76)。从上面所录的文献资料看，这样的贸易模式应该是客观存在的。考古资料对这种情况的证实也是相当充分的。

(二)室利佛逝贸易中心的考古学体现

室利佛逝利用其无可取代的地理位置所采取的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模式，必然在考古发现中体现出来。

第一，9世纪时，湖南长沙窑是最主要的外销器物，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达腊和爪哇岛上的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然而，在中南半岛上，却极少有发现，尤其是在中南半岛东部的沿海地区，只有零星的发现。这表明，根据贾耽所记录的广州通海夷道的航行路线，从中国来的货船在到达室利佛逝以前，主要是在航行，未进行贸易。这一点超出了一般人的认识，换言之，只有在室利佛逝才能开展大规模贸易，因此航线的前部，不能也不可能进行零敲碎打的贸易。目前在中南半岛的南端发现了少量的长沙窑瓷器，这应该是在室利佛逝进行贸易后回运到中南半岛的。

第二，在爪哇勿里洞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出土了5万多件湖南长沙窑器物，其中以碗类为主。这些长沙窑器物的包装方式是整齐地放置在广东地区所产的大罐内〔图十七〕(77)。从对长沙窑的研究和在扬州开展的考古工作看，长沙窑外销的主要港口是长江下游的扬州港，而广东所产的青瓷大罐则只能从广州港出口。黑石号还发现了一些北方地区产的白瓷器和浙江越窑产的青瓷器，北方的白瓷也是从扬州港装船，而越窑青瓷则应从明州港(今宁波)入海。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货船在扬州装货以后，沿中国东南沿海分别停靠在明州港、福州港、广州港，然后才开启前往东南亚的航线，在去往爪哇岛诃陵国途中沉没。但是这意味着5万多件瓷器在扬州装上船以后，在广州要全部卸下，然后重新包装以后再装船，然后才驶向爪哇，而在明州停靠一次，只是为了装上200多件越窑瓷器。这种方式似乎是很不合理的。因此，我们推测黑石号这条来自阿曼的帆船，是在室利佛逝的巨港(Palembang)装上的这些货物，在运往爪哇的途中沉没。这些从巨港装上的货物是由不同的船只从扬州、明州和广州分别运到室利佛逝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巨港当时应该有巨大的仓库来容纳多达数万件瓷器。

〔图十七〕黑石号沉船打捞现场:

长沙窑瓷器被储存在广东产大罐内

同样是在爪哇附近发现的井里汶沉船，也表现出船货的复杂性。沉船中出土的遗物包括来自中国的30多万件各类瓷器，其中包括从明州出口的、占了绝大多数的越窑青瓷〔图十八〕，少量产于安徽和河南的白瓷器〔图十九〕，大量南汉生产的铅钱货币，数目不详的银锭，成批的铜镜和大批的小口 深腹陶罐，来自马来半岛的大量锡锭，锡条形货币，锡矛形器，来自泰国的细陶军持，来自中东叙利亚或波斯的数百件玻璃香水瓶〔图二十〕，来自阿富汗或缅甸的一吨青金石原料，来自斯里兰卡的数百枚红蓝宝石等(78)。如果我们考虑每样东西都是从其原产地装船，则白瓷器的出海港口应该是扬州，最大宗的越窑青瓷是从明州装船(79)，然后到广州港停靠一下，就是为了装上几百斤铅钱，其他的中东玻璃器、斯里兰卡的器物和泰国的器物等，若逐一装船，这条船至少要停靠十个以上的港口，才能装齐这些器物。设想一下，都会觉得很荒唐。因此，这条爪哇建造的沉船的装货地点可能还是在巨港。从这条沉船的资料我们了解到，在巨港，汇集着从东非、中东、西亚、中南半岛等各地运来的货物，品类之丰富超出想象。同时，在巨港，当时仓库的规模应当是相当大的，至少要有仓库能够容下30多万件越窑瓷器、成吨的青金石原料等。

〔图十八〕井里汶沉船出水越窑摩竭形酒船

〔图十九〕井里汶沉船出水河南产白瓷盘口瓶

〔图二十〕井里汶沉船出水阿拉伯地区产玻璃瓶

结语

综上所述，9~10世纪时期，瓷器的外销在其创始后(8世纪中叶)不久，从销售范围、销售规模以及器物的种类和质量等方面都迅速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时期，即中国瓷器外销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海上的陶瓷贸易已经形成了一次贸易达到数万乃至数十万件的规模。外销瓷器的特点是输出产品的生产地遍布南北方的许多重要窑口，主体产品在9世纪主要是长沙窑瓷器，10世纪则变成了以越窑青瓷为主。当时在环印度洋地区形成了三个贸易圈，中国的直接贸易目的地应该是位于苏门达腊岛室利佛逝王国的巨港。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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