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找科学的书籍设计方法的过程中,西方的网格设计很受设计界热捧。实际上,中国传统书籍设计方式的价值被忽视,其设计具有明显的手工艺性质。从古籍版面视觉效果来看,栏线尤为醒目。
纸张的大规模使用和雕版印刷术成就了中国“印刷书”的诞生。雕版印书工艺包括写样、上版、刊刻、校样、刷印、折页装订等步骤,栏线在以上每一步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写样、校勘
雕刻之前,先由抄写人“写样”。写样纸上印有红色行格线,称为“花格”。花格纸是按样定制的。事先规划好花格数量和样式后,印工按样刻线版、用红墨印制一定数量的花格纸,交写工缮写文字。一般的花格纸每行格内画有三线,以正中中线为中准,使缮写整齐。如有注,则双行小字,书写以中线为界。卢前在《书林别话》中记录了花格的样式:依照款式,先刻花格版,夹空三线,又较寻常格纸,多一中线,以毛太纸印若干以供写样。中线供每字主竖之用,有注则双行小字以中线为分界。夹空线三根以中间一线为本行之线,其余左右二线,所以为字画分之科,不刻;唯归安朱氏《强村丛书》及《李文忠公奏议》写样用一线,不用三线,此非寻常之例也。
写样本与校勘
一线、三线乃至五线,并无定式,由写工根据不同情况来设计。清代江标著有《宋元本行格表》,专记行格之多寡。书页以半页7行、8行、9行,至10行、11行、12行较为普遍。每行字数均一定,亦有个别出入者。行格数确定,每版的字数也就一目了然。中国古代刻书多按字数计酬。行格线纵横有序,对文字计数极为有利。
写样稿完成后,送文字校勘。如果发现错误需要修改,一般是在原样上剪裁、拼贴。裁割下错字,再将正确的字按花格大小写好,贴补回原位。裁割时不以字框为界,而以字框外的界行线为界。花格栏线此时起到裁切线的作用。
中国雕版印书流程图
刻版
从写样的花格纸可以看出,稿纸上有不少红色的参考线,其中大部分都要刻除,而外框栏线和界行线则必须小心保留,最后细细刻出。刻制界行线要做到宽度一致、不断栏、不抠栏、不歪斜。栏线的雕刻分引线、扯线、打空、锯边等工序。刻版时,刻工先将直线刻完,再将木板横转,逐一刻横。自左起,撇、捺、勾、点,逐一雕刻。笔画挑成后,铲去行格间所余的空白木面,称“打空”或“剔空”。最后一道工序是将板片的四边锯齐,以刨子或铲刀加以修整,再用水洗刷掉板上所留的碎木和纸样。边框线一般会设计得较为粗,结实的板边不易损坏,使印版更为耐用。板的尺寸根据版面的边栏而定,书版的边框即木板的边界。
工人操作刻版以及刻版工序示意图(左边图为工人操作刻版图,笔者2017年摄于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
红印、校勘、补刻
版面雕刻完成后,一般先以红墨印出初样,作为末校之用,称为“红印”。如刻版有误或行格损裂,可加以修补。如果有少数错字,可用“钉凿”挖补方法改正:校出错字,即为挖补;先挖一方孔,而后削以木钉,略大于孔,敲之,嵌入,以铲刀铲平。再描反字,当与本样仿佛,字体不可有粗细。从工艺便利的角度考虑,依错字所在的栏边挖补,既保护了其他字,也便于统一尺寸,此时的栏宽充当了“字号框”的作用。
线装书版式
印刷
采用手工方式刷印的过程是:上墨(帚墨)、牵纸、擦印、收纸。由于是在纸的背面擦印,印工不能适时看到字迹印刷效果,只能凭借手感控制纸张着墨的程度。栏线系统矩阵般分布在版面各个部分,非常适合用来观察印刷效果。印刷工人只要观察界行线呈现“虾青色”,版面中的字迹一般就能获得良好的印刷效果。另外,印版用鬃刷整体上墨,通体附有墨迹。印刷工人需注意防止纸张空白部分因沾染污墨而“落脏”。版框栏线能起到支撑纸张,避免纸面接触版底的残墨而出现“塌栏”的作用。当版面出现大面积留白时,刻工有时还会加刻一条行线,防止沾染上版底墨迹。
刷印(大面积留白处木板深刻下去,有时还加刻栏线,防止纸张因塌栏而“落脏”)
折页、齐栏
折页完全靠工人手工完成。折页工人只要沿着鱼尾尖端和象鼻线对折书页,就能使书页两边的版心对齐、文字平直,保证书页不歪斜。早期一般是单鱼尾,后期逐渐出现了双鱼尾以及象鼻等,增加了折线的精确度。折好的书页按照页码将书本配齐成册。书口处栏线痕迹叠在一起,形成黑线,工人通过观察黑线将下边栏线对齐,完成“齐栏”工序。齐栏要求书口“栏线齐直、不歪斜、不漏齐;书页不卷曲、不毛口”。
栏线是折页和齐栏的重要参考线。像《点石斋画报》这样的图书采用新式石印的书刊,去除了版口很多内容,但依然保留版口栏线,帮助对齐版心。在工艺操作实践中,以下栏线对齐也成为雕版印书的惯例。
栏线对齐(右边图中为工人正在进行“触齐”操作,笔者2017年摄于南京金陵刻经处)
从整个工艺流程看来,前期规划字数,制订栏线格式后,栏线就具有在写样时作为边线,在刻版、补版时作为界线,刷印时防塌栏,装订时配齐校准线,以及辅助书籍质量检测等多个方面工艺上的实用性。栏线作为界线、引线或者参考线,在整个书籍印制过程中起到规范、校准、检测等作用,保证了刻本生产的规范有序。栏线符号系统是中国古代书籍生产中精妙的工艺设计。
本文节选自《中国艺术》2023年第5期
《中国古籍版面格式的形成——以栏线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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