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治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吴文治，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创造性提出过街楼空间理论，国内外首次出版的《设计研究理论I》在设计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主持教育部、上海哲社、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等，参与国家社科艺术学重点项目。

设计史若干基本问题

设计史的研究，套用一句几乎所有学科都会讲的话——“古老的新兴学科”。古老，是因为人类诞生之时所面临问题也是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新兴，是指现代科学革命之后诞生的现代学科体系的意义上。人类社会有些问题是永恒的，比如“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意义和价值的追问是人类的终极之问。又比如，“人性”“人生”“人民”的问题，仍然是个人与社会的终极问题。刘震云讲，2000多年来人性的进步不到1厘米，其实就是没有变化。本文借助读《设计史：理解理论与方法》一书，试图勾勒我对设计史以下基本问题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设计、设计学、设计史之关系。

如果我们用三个圈来表达概念的大小，那么设计应该是最大的圈，设计学次之，再是设计史。设计之包罗万象可指代一切人工之物或人为事物（构思、创作、生产、消费与行为结果），设计（物或非物的产品）已经被纳入到设计学学科体系之中的，九牛一毛，因此研究空间巨大。或者换句话说，缺口很大。设计史从学科上看，是设计学的重要构成内容，但它也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非学科目录中之学科含义）。设计史相对于设计学的独立性，当然是相对的，但也是有交叉、重叠与不重叠之处。

现代意义上的设计、设计学与设计史，历史很短。就像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放到最大的宽度来看最多也就是200-500年，而严格意义上讲，大多数现代学科就是近百余年来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整个世界而非单一的西方世界而言。所以，那种动辄就说设计、设计学、设计史历史悠久，有人类以来就有的说法，非常有必要分两点来掰扯清楚，或者说再次澄清与强调一下。第一，古代没有设计、设计学、设计史，只有这三者研究、书写与诠释的材料与对象物（考古实物与文献事实）。第二，用现代概念研究古代造物这是一种现代设计学，是今天的学科观念赋予了古代造物之现代学术意义。这两个认识前提非常重要，否则很多问题可能从出发点上就是错误的。我在《设计研究理论I》的序言和后记中也略微谈到了这个问题。

因此，设计虽然是一个泛泛的概念，设计学虽然是一个无法确切度量的学科，设计史虽然有多重面向，三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叠加在一起，并不代表着研究的终结。相反，这为人们通过具体的实践、理论与历史的研究来形塑这个学科提供了极大的空间。所以，我认为这也是研究设计、设计学、设计史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可以大有可为的时代——只要我们能真正做出立得住的成果来。这些成果的总和是什么，人们对设计、设计学和设计史的理解就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设计史与历史之关系。

《设计史：理解理论与方法》一书中对此专门做了论述，比较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很多西方学者所持的意见。确切地说，是呈现出了大家针锋相对的认识。一派认为，设计史就是历史，隶属于历史学范畴，独立不独立无所谓，关键是要做出好的“历史研究”。另一派认为，设计史应该属于设计学范畴，要与一般性的历史研究拉开距离、保持区别、突出自身的贡献，否则设计史（学）就成了丧家狗，孤魂野鬼一般游荡在主流学术之外。

现代意义的设计史研究固然短暂，但是历史学作为一个古老的学科却十分成熟。可以说，历史学的范式是在经典中嬗变的，历史学的发展动向，在范式上形成了设计史书写的底色。设计史到底是臣服归属于历史，还是划入设计学科，这并不是随口说说就定性了。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设计史研究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学术力量、学术成果、学科队伍所形成的强大磁场。通俗地说，就是凭实力说话。我们可以系统考察一下，科学史、教育史、技术史、文学史、人类史、考古史、城市史、建筑史、艺术史等，无论是在国内的学科体系还是国外的学科体系中，有哪些是被归于历史学，又有哪些被归于它们本身所在的学科。答案显然是以后者为主，教育史是隶属于教育学范畴，文学史是隶属于文学范畴，城市史是隶属于城市学范畴，建筑史是隶属于建筑学范畴，艺术史是隶属于艺术学范畴等等。由此，设计史到底是隶属于设计学，还是隶属于历史学，答案不言自明。陈桥驿在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归属问题中，对于官方的划定也发表了比较激烈而遗憾的看法，我完全赞同陈先生的想法。总之，学科史的史学研究，一定是放在具体学科范畴才成立，也才能更好地从历史维度通过回顾、诠释、建构来支撑具体学科的发展。

第三个问题，设计史与技术史、观念史、思想史、艺术史、建筑史、时尚史、物质文化史、社会史等之关系。

这是一个争论最大、困难最多、无法取得统一认识的问题。我并非是说，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是万万做不到的，但是，设计史学科的发展如果完全没有共识，那也是万万不行的。为什么要确立“先验知识”无可辩驳的地位（不可怀疑、无需验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作为起点来推动问题的可探讨性。也就是说，无论大家想法有多大的不同，都应该设定一个讨论的基点作为多方的支撑性起点，这也是学术共同体这个抽象概念得以存在的基础。

今天的设计史研究虽然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没有人会否认设计史研究的现代价值取向，比如关注日常、关注民生、关注大众、关注普通之物、关注人和社会的幸福福祉。为什么英雄史、经典史、大师史不再为人们所推崇（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完全摆脱这种思维和影响），这就是现代社会价值理念总体的引导和趋势。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平等、自由”等字眼所体现的价值，是世界各国、普天之下都认同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公开反对这种取向（做得到做不到、做到何种程度、怎么做、具体是什么并不是首要的），这就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最基本的价值认识。谁如果反对，那谁一定是站不住脚的。

当我们今天对各个学科、理论进行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它们的独特性越来越弱，而共同性越来越多。设计史在技术史、科学史、文化史、思想史、观念史、艺术史、生产史、消费史等之间按照一种什么样的配比来取向和选择，充满着个人化的理解与综合。要在这些要素之间形成一种清晰的叙述主线和逻辑架构是不太容易的，更多的设计史就是以时间为线索、以中国现有设计研究方向或专业的既有史料作为材料，然后拉郎配，想到什么就往里填 ，至于前后上下这些材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不知道，也不清楚。

如果非要按照物质的化学成分测定的方式来测量设计史中其他相关专门史的成分，我想这是有难度的。当然，如果针对一本特定的著作（或关键词设定的检索系统）而言，从字数、案例、取向方面着手做统计学分析并不难，但这并不能从总体上体现设计史的真正取向，只能是反映一个基本的面向。有些时候，在某种语境下，这种结果是满足我们讨论的要求的，但另外一些时候这个结论可能就没那么可靠。拼贴主义、拿来主义、剪裁主义等是今天设计史研究的显著特征，而能够巧妙处理设计史与其他“相关学科专门史”之间关系的“有机设计史”并不多见，至少在中国设计史研究领域仍然乏善可陈。

总体上，我非常赞同格雷斯·利兹-玛菲“专业化调解平台”、魏尔哈根的平衡的跨学科方法、赫斯克特的“全新的平衡关系”等说法，我也认为这可能就是设计史研究的总基调。

第四个问题，设计史视域下英雄史与日常史之关系。

设计史研究的范域，是自发生长还是制定框架、随机发展还是对号入座，这个问题需要折中结合。我们为了凸显出民主、平等等现代学术的价值取向，刻意选取那些无名、平常、日常的物品和对象，试图来营造一种平民设计史，以对抗精英设计史。于是，那些博物馆、美术馆、著名设计师、著名作品就成了批判和舍弃的对象。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所谓的精英与平民都是相对的，不应该形成一种对立，难道精英就不要日常生活？精英就不需要吃喝拉撒？精英群体就不能反映这个社会本身的阶层化传统和生活差异性？我也并不认为大多数人（特别是所谓中层和底层）就能够代表所有的价值（研究那些或谦卑或张扬的人造物本无对错之分，重要的是研究它们的方法，即这些物以何种方式进入设计史以及将会实现何种目的，这才是关键所在。伊塔罗·卡尔维诺说，“喜欢一个城市，不在于它有七种或七十种奇景，只在于它对你的问题所提供的答案。”《设计史：理解理论与历史》P35）。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单向度”、“单维度”“单一化”。所以，我也非常赞同设计史的整合、平衡说，但是对于材料与方法，具体怎么来组织和书写，则是十分考验个人能力和学术水平的。

站在学科的“十字路口”，往哪里走，对于设计史而言，往往不仅取决于我们自己，而取决于别的学科的发展。就像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的水平，取决于我们身边的人，而不是自己。因此，设计史既不应抛弃英雄史的研究，也不能背离平民史的取向，我们需要把英雄也当成平民的一部分，也要认识到“人民创造历史”的高度。如沈榆老师再三提到的，不要对立、不要割裂、不要非此即彼。我们需要更加辨证和融合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第五个问题，设计史的意义及其与实践之关系。

读书会的时候，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也尝试做了回答。

无论是设计学科领域，还是其他学科领域，历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确切地说，如果我们试图通过历史与理论的研究来转化为实践力量，那么这种转化有着极为苛刻的条件（可参考赵家祥老师的《全面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一文）。也并非所有的历史、理论都能够立竿见影地转化为我们的设计实践成果。沈榆老师谈到了知识的分类，有的是纯理论、纯史论的知识，是为思想认知拓展、审美眼光提升和弄清具体事实服务的，还包括李珂老师谈到的“意义世界的建构”“丰富意义世界”等，而不是为“生产”制造出某种物质实体服务的。另外一种知识，即物质生产性的知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为生产实践服务的应用性知识。

设计史如同其他专门史一样，也属于非生产性知识，这也是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属性，而STEM等学科则多属于生产性知识。世界当然不会是单一的，任何一种知识都有它实际的用处，不管行政意志、个人认知是否能够看到他们之间一种有机的平衡关系，作为人、社会和国家、民族都不可能偏废。今天来看，设计史的知识目前来看还是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属性为突出。在中国，因为教育招生选拔制度的设计，设计更多的是出发于艺术，并不是技术。可以说，仅仅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才有少数院校的设计教育逐步放弃对艺术的依赖，转而投向技术的怀抱。这虽然是一种趋势，但中国大地绝大部分高校因为沉重的传统包袱、教育的惰性、惯性（当然包括从过去艺术设计教育中培养起来的设计教师）以及庞大的美术考试群体，决定了这决不能在短时间和现实层面得到根本改变。

更直接一点，设计史能够为我们从事设计相关实践提供某种“背景知识”，这是一个底盘，也是一个基础。就像房子的地基和基础一样，可能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存在，但地基越深越牢固，房子才可能更坚实。但房子住得舒服不舒服，地基决定不了。我也举了一个例子，比如，研究自行车的历史并不能让我了解怎么设计自行车，但了解后能让我从经济、实际等多方面去了解怎么做好自行车设计，无用之有用是大用。缺少了背景和语境，就没法做设计，设计史解决的是一种设计实践的着陆点作用。

当政府部门宣布要缩减艺术、管理、教育等招生规模，扩大理工农艺的招生名额，我们就能够看到这样一种注重生产性知识的价值取向。这有两种可能，一是过去艺术、管理、教育等招生太多，出现饱和而需要减少，另一种可能就是功利化导向。当然，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正视设计史学习的作用，而不要偏废。当我们成熟到一定的程度，也许就能更加清晰的认识到人作为人的存在，并不因为他（她）在某一项生产技能上多么的出众，更重要的是，能够看清楚生活的真相和人生的意义，并且无论如何都还能仍然热爱她。

结语

设计史的基本问题当然远不止于此，但是这篇推文也只能先告一段落。结尾部分，我再谈一点自己的感想，也是积压在心中很久的块垒，不吐不快。

我认为“小黄书”系列，极大地打开了中国设计学的历史与理论研究的视野。但是，我最为担心的还是，这不会变为西方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再次“殖民”吧，如果我们不能逐渐地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极有可能再次深陷“西方设计史的话语陷阱”。书的翻译本身没有错，而且是极大的功劳。但是，我们这些研究者如果不能从译介过来的“洋书”中汲取智慧，并转化为自己的独创性研究，这可能是远远不够的。沈榆老师讲，我们要打破固有的观念，打开自己的思维，我完全赞同。只是，今天如果中国的设计研究者不能站出来，拿出更多更好富有原创意义的作品（而不是花费公家经费的、更多更密集的各种留不下内容和思想的会议，这当然是一套机制体制决定的）呈现在偌大的中国高等设计教育界，我们的学生如果在2024年甚至更长的未知的时间，还在重复着没有中国设计史位置的《世界现代设计史》建构的设计史认知，这是相当悲哀和危险的；另一种悲哀则是，我们目前也倒向另一头，只能在以工艺美术史思维换一下面具的《中国设计史》下啃“祖宗”（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设计史》教材的重要性）。

我这并非是对中国设计史研究的诘难，因为全世界整体上仍然处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当然也包括政治话语体系、军事话语体系、文化话语体系、时尚话语体系等等一切体系）之下，似乎我们不谈维特根斯坦、不谈福柯、不谈列斐伏尔、不谈布尔迪尔，不谈所有这些西方大师的某些理论与经典，就无从谈学术一般。似乎离开了他们，我们就整体失语一般，似乎我们离开了他们所创造和建构的理论话语，我们就哑然失色、惊慌失措、手足无措、无以下笔（我这里用的“似乎”都可以去掉）。去除了西方理论与话语体系，我们对自己的合法性始终缺乏足够的自信。然而，我们还在主张关注平民、关注大众、关注日常，殊不知还是精英思想、精英理论、思想大师的套路来“俯视”“平视”“凝视”“对视”那些“日常、平民、大众、物件”。

当然，我们的希望也是有些苗头的。2023年人大搞了一个中国原创理论的研讨会，有10个原创理论入选，这是一件跨时代的大事情，也是新时代的大事情，它的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足以表达我的击赞。站在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1986年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具有的战略高度。是时候了，中国原创设计理论，是时候了，中国设计理论体系的建构，是时候了，中国设计学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逐步建立。我也相信，未来三十年，一定是我们文化软实力（包括设计史研究）极大提升的30年。因为，一百年后的此刻，我们又再次站在觉醒的舞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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