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纹是中国动物纹样中常见的图案，这类母题纹样的最初发展与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息息相关，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同时对古代欧洲陶瓷的图绘设计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文节选自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所著《莲与龙：中国纹饰》一书，作者选取了“莲”与“龙”两种代表性的装饰，研究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及其内在驱动。在龙年来临之际，愿借此文带领读者了解龙纹的渊源与构成方式，感受龙纹图案跨越东西方审美的艺术魅力。

在所有动物中，唯独龙代表了中国。商代初期（约前 1400）用于盛放食物与美酒的早期青铜礼器上出现了怪兽形象，现代学者有时会将那些头部突出的侧面纹饰称为龙，但我们无从知晓商代人的看法。其实，这类母题可能只是装饰手段，它们在青铜器纹饰之外似乎极少出现。同样出现在青 铜器纹饰中的鸟和其他动物还会被制成独立的小件玉雕，而这些怪兽似乎仅限于青铜器纹饰。

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上出现了一种动物，身体长而扭曲，身上有菱形纹样，大头，一对角又短又圆，将其称为“龙” 比较恰当。这种动物不仅出现在青铜礼器的纹饰中【图1a】，还会被制成玉雕小件【图1b】。称其为龙是因为 它的主要特征在汉字“龙”上得到体现。【图1c】取自一件商代青铜器的铭文，龙头硕大，呈侧面，头上有短角，被称为 “瓶状角”，身体细长盘曲。在铭文中，“供”字由两个代 表手的分叉部分托起一条龙组成，右边是“子”字。在更早的用于占卜的甲骨文里，龙的形象时常单独出现。

【图1】 表现中国龙纹起源的图形

a: 长有瓶状角的蛇形龙

出自一件出土于安徽阜南的商代的尊，约前14世纪

b: 长有瓶状角的玉龙

出土于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墓，前13世纪－前12世纪

c: 一件商尊上的“供”字铭文，其中有龙的形象

前12世纪－前11世纪

弗利尔美术馆收藏

d: 西周青铜盉的龙形把手，带瓶状角

出土于陕西扶风，前10世纪－前9世纪

e: 带冠龙形把手

河南新郑，前6世纪

f: 龙形把手

前5世纪－前4世纪

大英博物馆收藏

g: 虎形挽具饰牌

鄂尔多斯地区，前2世纪－前1世纪

大英博物馆收藏

因为这些形象与“龙”字的象形文字近似，人们或许可以认为带有长长的身体、大头和瓶状角的怪兽就是龙，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商代人最初是如何确定龙的形象的。无论语言或是图绘，要表现一个想象中的动物始终是个难题。许多故事采用了解决这一困难的一种主要方法，即直接列举神异动物的特征，逐一与另一种动物做比较。于是，据说有一个怪兽长着像某种动物的角、另一种动物的鬃毛、第三种动物的腿等等。换言之，对怪兽的描绘通常会由已知动物的局部组成，中国的龙也是如此。蛇在更早的商代陶器上就已经出现，我们可以从蛇纹与龙纹的类似布局中推断，蛇的轮廓可能是最早的龙纹的前身。此外，在许多早期案例中，龙的上颌部分都有一个心形小尖，这最早出现在对蛇的描绘中。常见于龙的早期形象中的菱纹似乎也可能借用了蛇的图案，甚至是真蛇的特征。其他爬行动物则有可能提供了瓶状角的形象。另一方面，龙凶猛的颌部则借用了另一种非同寻常的怪兽形象，后来的学者称其为“饕餮”。

商代龙的形象有的有一对足，有的有两对，瓶状角变为尖细的突出物，甚至变成羽毛状。当器皿的把手被铸成龙形时，龙足就巧妙地连接着长长的龙身与容器。【图1d】中描绘的一条龙的形象，仍保留着原来的瓶状角。公元前7世纪至前4世纪，青铜器、玉器上的抽象纹饰和复杂的交织图案取代了许多古老的龙和怪兽纹样，但传统的龙形轮廓在青铜器把手和玉坠的装饰模式中得以保存。早期龙纹中的瓶状角被颇为精致的冠和羽饰所取代【图1e】。大部分青铜器上的龙都有足和爪，而玉器上的龙常常只有鳍。少数情况下，龙有双翼，与公元前3世纪的诗歌中所描绘的神兽相吻合：生双翼的骏马拉着车，载着通晓方术之人去往遥远的昆仑山【图1f】。

在【图1d】、【图1e】、【图1f】中的三个把手上，龙都是扭头回望的形象，这种图式十分流行。对居住在中国边疆的游牧民族而言，龙的母题是外来的，龙在他们的信仰中不一定扮演着特殊的地位。但真正的动物，特别是虎、雄鹿和马对他们的生活具有重大意义，这些动物经常被描绘在青铜马具装饰上。身体修长弯曲，有足和爪，回头张望的龙的图式被游牧民族借鉴并作为描绘虎的一种手法【图1g】。由此，龙和虎就有了不少共同特征。虎具有龙的一些特点，龙也获得了猫科动物的局部形态。在汉代及其后的几百年间，这两种动物的轮廓始终颇为相似。

汉武帝茂陵出土的画像砖上有一条形象生动的龙【图2】，还保留着许多小型青铜龙的S形轮廓。这种传统姿态有其优势，龙似乎在扭头张望，目光锐利。在墓葬里的四神图案中，龙和虎都面朝前方，好像在天空中飞驰。描绘汉代动物的灵动线条延续了几个世纪，又在元晖（卒于520）墓志上重现。龙虎轮廓的相似性在这里就显而易见了，二者都有猫科动物的体型和长足。为了对称，四个部分的动物都成对出现，也都被云纹环绕。在汉代以来的铜镜上也能见到类似的形象。

【图2】汉武帝茂陵龙纹画像砖拓片

长75.6厘米，前1世纪

大英博物馆收藏

到了唐代，西方的白虎和北方的玄武这两种动物的主要地位逐渐被青龙与朱雀替代。这一转变并不是说明四方神兽的形象不再有意义，而是由于青龙和朱雀被赋予了更特殊的象征意义。二者皆为祥瑞：龙代表“阳”的力量和创造力，掌管天宫和雨水；朱雀象征最为吉祥的方位，即南方—各种建筑都依南北向修建，坐北朝南。这类祥瑞动物被理所当然地用来装饰建筑、家具以及帝王和官员的袍服。在特定时期，龙逐渐开始象征帝王。这一象征的历史尚需研究，但至少应从汉代起，已有文献将二者相提并论。然而，这一象征并不具有排他性，龙的形象可以用在与帝王毫不相干的建筑、服装和器物中。无独有偶，朱雀，或后来的凤凰渐渐开始代表皇后。同样，饰有华丽鸟纹的建筑或纺织品、瓷器也不一定专属于或代表皇后。

尽管如此，帝王宫室，特别是陵墓装饰中，一定会有龙。以下图例出自两座最为著名的陵墓。第一例是从西安附近唐高宗及武则天所葬乾陵出土的一件石刻【图3】。茂陵中发现的早期呈S形姿态的龙【图2】在这里又再次出现，但乾陵石刻构图极为巧妙，所以传统图式的局限并不明显。龙的头部放大了不少，长着长角和凶猛的尖舌。四足中有两足离地，弱化了上文提及的猫科动物的特征，让人觉得它能在空中蜷曲身体并扭转回头，天空则由小朵祥云暗示出来。龙身上的火焰或泡沫状边缘出现在汉代以后，成为神话动物的常用表现形式并沿用至今。这种带有尖角的火焰边比双翼更加流行，而后者大概是从近东传入中国的。当这些火焰和泡沫状边缘与伊斯兰细密画和抄本插图中描绘的动物结合起来时，它们就成为了中国元素影响的证据。

【图3】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中一块石板上所刻的龙纹

7世纪－8世纪

在方形或圆形（非长方形）边框中，龙经常两两相对，腾云而起。将龙布局在圆形中，使其互相追逐的图式，显然更为适合，比如辽庆陵中的龙纹图案【图4】。这一环形布局与两两相对的形式不同，它的适应性很强，顺序无所谓正确或错误，因此适用于复杂的建筑装饰中的许多位置。而且，这类装饰的形状可方可圆，也可呈菱形。在这种新的布局中，艺术家巧妙地运用龙脊背的线条来传达龙在空中的灵动姿态，辽庆陵中龙的形象比唐墓中的要温和一些。

【图4】双龙图案，出自辽庆陵

11世纪

随着中国引入饰有錾花动物纹饰的西方银杯和银碗，包括龙在内的动物主题从建筑转移到了器物上，先是银器，而后是其他材质。当然，龙并未出现在外来的银器上。当中国工匠制作外来银器的本土版本时，他们加上了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动物。他们用来描绘龙的图式不一定直接取自建筑上的图案，铜镜倒可能提供了易于调整、便于使用的范例。祥瑞动物自汉代起就出现在铜镜上，甚至还可能更早。唐代铜镜纹饰中则几乎都是龙、鸟或凤的形象。如【图5】所示，铜镜瓣状边框中有一龙一鸟，这种轮廓与同时期的银盘一致。为适应这个圆形区域，汉代与六朝时身体细长的龙被进一步扭曲了，脚也腾入空中。江苏省丹徒县丁卯桥出土的8世纪晚期银盘上的一条飞龙也如出一辙。

【图5】两枚唐代铜镜，分别饰有龙凤图案

直径15.8和16厘米，8世纪

大英博物馆收藏

唐宋时期制作的龙纹盘或其他器物存世极少，银器和漆器也都很少见。鉴于有凤纹器物保存下来，我们可以推断，包括龙在内的其他动物母题也用于银器和漆器装饰。后来的瓷器也提供了证据。宋代定窑瓷器刻划精细，似乎直接以银器为原型，因为这种细白瓷的器形和纹饰在唐、五代时期的银器上就出现了。【图6】是一件定窑瓷盘上的图案，盘中央飞腾起一条姿态优雅的龙，可能是为了与另一只用料更昂贵的碗盘中的纹饰相称。

【图6】定窑瓷盘上的龙纹

直径30厘米，北宋11世纪－12世纪

Carl Kempe收藏

元代景德镇瓷器上绘制的青花图案也许受了定窑瓷器纹饰的启发，但并非直接模仿定窑瓷器或银器。托普卡帕博物馆收藏了一只瓷盘【图7】，盘中央有一条白龙，背景是深蓝色的天空。这种蓝地白花描绘龙的做法十分少见。工匠用深色颜料作画时，更自然的做法是留白底，把龙涂成蓝色，这也是后来陶工们的常规做法。白龙似乎是为了在深色底上表现银器或金器的图案。这种转换色彩的做法有可能源自金线绣花的织金锦，但似乎更可能是受了用金银绘制图案或戗金漆器的影响。前文已提到，从唐代到元代，漆器作为银器和陶瓷的中介始终具有重要意义，现存许多饰有花卉和动物母题的大件瓷盘也突出了漆器这一角色。至于凤凰图案，有一些早于青花瓷的描金漆器可作为实例。该时期的龙纹漆器无一存世，但一些出土于明初墓葬中的漆匣上在暗色底上绘浅色描金的龙和云，表现出同样的色彩对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类漆匣属于历史悠久的具有类似纹样的漆器传统，可能早至唐代。

【图7】瓷盘，饰蓝底白龙

直径48厘米，元代14世纪

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收藏

瓷器的釉下青花纹饰很快就流行开来，而它们的银器和漆器原型最终被放弃了。此后，龙和其他动物的形象开始表现为白地蓝花【图8】。随着施彩技术的发展，更多生动的组合方式也逐渐出现【图9】。

【图8】梅瓶上的龙纹

元代14世纪

大英博物馆收藏

【图9】瓷盘，饰青花五彩双龙戏珠纹

有“隆庆”（1567－1572）年款

直径33厘米，明代

大英博物馆收藏

《莲与龙：中国纹饰》是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著名学者杰西卡·罗森爵士的重要著作之一，英文版原著由大英博物馆于1984年发行。本书选取了“莲”与“龙”两种代表性的装饰，研究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及其内在驱动。作者利用丰富的考古材料和博物馆藏品，涵盖石窟、陵墓、家具、银器、陶瓷、纺织品和书籍等多种媒介，视野宏阔，研究细致，为该领域的经典著作。本中文版在原英文版的基础上，由作者亲自补充了许多新图，修订了部分内容，期望让中文世界的读者从中受益。

作者杰西卡•罗森教授（Professor Dame Jessica Rawson），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考古学家、汉学家，牛津大学教授、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研究院院士，历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牛津大学墨顿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副校长。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获得者，是目前中国艺术与考古领域最为活跃的西方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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