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自称龙的传人?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被视为祥瑞、神圣和力量的象征。自古以来,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代表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文化的繁荣。龙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和代表。
尽管“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但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生物意义上的”龙”,那么龙是如何诞生并演变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在中国古代神话中,龙是四灵之一,与朱雀、玄武、白虎并称为四灵,有“黄帝骑龙而升天”的传说,是中国早期龙图腾崇拜的典型代表。在《大戴礼记》中,更是明确指出“颛顼游四海”采用的方式是乘龙。1987年,距今约66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河南濮阳县西水坡发掘了三组蚌壳堆砌的龙图案,正印证了“人骑龙”的传说。
1971年,距今约5000年的红山文化遗址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了一件玉龙,该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躯体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龙身中部有穿孔,由此可以推断该玉龙应是一件挂饰,既代表了古人的审美追求,又标志着古人的思想中出现了龙图腾崇拜的信仰和寄托。
商周时期,龙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龙从图腾时代的原始龙形象变成了真正的龙图案。1976年,河南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一件商代玉龙,这件玉龙相比红山遗址出土的玉龙更加具体,龙首微昂,双角后伏,眼珠突起,鼻部微凸,张口露齿,龙身于右侧盘曲,尾尖内卷,两短足前屈,各有四趾,这种有角、有鳞、有爪,腾云驾雾的龙形象的出现说明了商代龙图腾崇拜的形成和确立。
无独有偶,在这一时期出土的甲骨文(我国古代文字体系中较为完整的最早期文字)与金文(早期刻在青铜器皿上的文字)中,龙被刻画成一种巨头、有角、大口、巨齿、曲身细长的神兽。这两者的出现,表明了商周时期龙的形象已经基本确定,正好与玉龙相互印证。
甲骨文的“龙”(左)与金文的”龙“(右)
随着专制度的不断深化和君主权力的不断扩大,帝王凭借政治优势将自己视为龙的化身。在《吕氏春秋》中,有晋文公比作龙的记载,后来秦始皇称之为祖龙。秦汉以后,龙被定型为皇帝化身和皇室专利。
西汉中叶,龙的题材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多将生活中的走兽、家禽、飞鸟等动物形象加以异化,龙在西汉时期已经是社会生活中广泛传播的一种文化意识。
西汉早期的双龙镜
山东邹城出土的汉哀帝至平帝时期画像石,
龙的形象角似鹿,头似驼,掌似虎,身体像蜥蜴。
东汉时期,龙的形象演变为躯体粗壮,像虎形,辅以其他动物形象,身尾分明,角像牛角、鹿角,有翼。
山东嘉祥县出土的东汉早期汉画像石,
龙纹身躯似狼
山东嘉祥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
龙纹身体似蛇,但增加了两只前爪
东汉晚期至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汉画像石和龙虎镜、瑞兽镜,其上的图案生龙活虎、风云际会、追逐飞奔······龙多为高浮雕、浑圆舒展、高低起伏,有的是一只威猛的龙,有的一龙一虎左右对峙,有的是二龙二虎或三只龙环绕,似有出没云雾之中的寓意,高浮雕使龙形态更为鲜活,构图方式也更加多样化。古人凭其想象力赋予了它们非凡的形貌,随之而生的便是非凡的神力,能够驱邪佑福。
东汉晚期龙虎镜
从建安到魏晋(十六国时期),那种东汉以来交互盘绕的结龙形象逐渐消失,从壁画、画像石等来看,龙的形象特征呈现身尾分明、体似狮虎、龙角前卷、四肢细长的特点,身躯雕琢鳞纹趋密,大多数的龙有飞翼、鹰爪,呈细长的飘带形,造型风格与以前稳重沉着的静态相反,线条流畅,讲究行云流水,使得龙的新形象更像飞禽走兽,脱离了以前静卧弯曲的蛇鳄之形。
隋唐以来,西方的文化艺术不断被引入中国,尽管起源于中国的卧龙、潜龙、飞龙等艺术造型始终占据主体,但由于西方事物的输入,增添了龙的神采,尤其是中外文化交流盛世的唐代,因为佛教艺术的传入、胡风的影响、外域珍禽异兽的到来,更加影响了中国龙的塑造,也更加龙腾虎跃,耀眼生姿,呈现出新的艺术面貌。
一、龙头顶角分又伸长,与西域出土的大量“鹿纹”“叉角羚羊”的毛织品、铜器非常相似,表现了浓部的亚欧草原文化气息。
二、龙头变得圆而丰满,大多数脑后有鬣,吸收了外来狮子头的形象,鼻子也更似狮鼻。
三、龙身往往做成带翼的形象,是典型的西域艺术风格。
四、唐代龙的造型与狻猊、天禄、辟刑等灵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狻猊发源于狮子,天禄源于叉角羚,辟邪源于犀牛,都是外域文明的产物。
1973年,在新疆吐鲁番斯塔那出土的景云元年(公元710年)“黄色联珠双龙纹绫”其辅纹是繁缛的四出忍冬,主纹由联珠和圆珠各一圈环绕,中央的花柱是西方拜占廷流行的生命树的变体,两侧是对称的立龙,龙身侧立,相向腾舞,龙的形象矫健雄强,图案颇具中外合璧的艺术风格,体现了中外文化的融合与汇总。
黄色联珠双龙纹绫
宋、元两代是中国龙图像向规范化、艺术化发展并跨入纯艺术领域的重要阶段。历史悠久、在艺术设计题材中占重要地位的龙图像,在宋代应用更为广泛。当时的金银、青铜、玉石、陶瓷、丝绸诸器物及建筑构件上,均喜以龙图像为饰;尤其是以龙为主题的纯绘画艺术,至宋代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宋代是中国龙图像的真正定型期,它从战国时期以前的蛇状曲形,经历了秦汉时期的走兽形,到宋代又恢复到战国时期以前的形状,头部增添了附加物,龙体更为修长、洒脱,并在矫健奔跃中透露出清秀的美感,奠定了龙图像的写实风格。
北宋美术理论家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指出:“画龙者,折出三停 (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也),分成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股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也)”。宋代的画龙理论以及对龙的形象所作的规定性阐述,使历代带有不同程度的随意性的龙图案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
从此以后,虽经改朝换代,龙的艺术形象不再有大的变化。中国早期的龙图像是专门为宗教服务的,而宋代龙图像几乎完全被纳入了艺术的轨道,真正获得人们的喜爱,从而保持了不朽的活力。
浙江衢州南宋银片龙
磁州窑龙纹梅瓶形象展开图
到了元代,龙图像的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元龙在宋龙的基础上,更注重形体的谐调与美观。元龙的头趋于扁长,双眉粗壮如火焰,双目小而有神,龙角多似鹿角伸向脑后,须发挥洒飘扬,龙颈细长弯曲;较宋龙更趋细长,总体上清秀飘逸,其姿势驰骋纵横皆轻灵舒展,可谓形神兼备、神采飞扬。
元代蓝釉白龙纹瓷盘
明、清时期是中国龙图像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龙发展的最后一个时间段。明代帝王的衣、食、住、行,皆强调以龙图像为饰。统治者的需求与偏爱给龙图像艺术注射了兴奋剂,使得龙图像广泛应用于各个艺术领域。明龙图像的造型设计强调端庄、威严、雄伟,不再有前代龙清新飘逸的神韵。
明代龙图像的身躯一般较元代粗壮:其角、发、须、眉、鳍、鬣、肘毛一应俱全,其中发部多改向后飘洒为向上飞扬,龙口或张或闭,处理灵活自如,龙鼻端多被设计是“如意形”,以强化其吉祥含义。特别是明代兴起的正面龙图像,双目与观者对视,须发皆扬,张口作怒吼状,极度突出了庄严与威慑力。其形态相对呆滞僵硬,徒有虚张声势的外表,毫无感人的力量。
明代琉璃九龙壁
清代龙图像基本继承了明代的形式与特点,但其容貌与神态皆显凝重苍老。宫廷的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审美意识,不讲实用,不惜工本,以繁缛的雕饰为美,尽显人工雕琢之气,设计上只以精雕细画、刻划入微取胜,而缺乏创造力。
清代红木龙纹座椅
同时期民间的审美却有所不同,劳动人民为满足实用和审美需要,就地取材创作的工艺品中也不乏龙的身影,如民间剪纸、刺绣、蜡染、窗花等。这些龙的造型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劳动人民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其内容、风格和宫廷大相径庭,简洁洗练,质朴自然,生机勃勃,充满着欢快的气氛,寄托着对美满幸福生活的向往。
清代民间刺绣
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作为皇权象征的龙遭到了人们的贬斥,而龙图像所具有的祥瑞吉庆的含义与雄壮矫健的造型仍然迎合着人们向往幸福、崇善爱美的心理。中国龙的特定内涵充实了一代代人的精神世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源源不断创造着精神和物质财富,持续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增添力量。
西方文化中,龙被叫做“dragon”,在创造之初作为图腾而存在,为人们所信仰。在希腊神话故事中,“dragon”经常以守护者的形象出现,它的职责是守护奇珍异宝,如“火龙”守护金羊皮,“巨龙”守护金苹果。而到了中世纪,“dragon”逐渐成为一种邪恶的象征,《圣经:启示录》中,用大红龙代表魔鬼撒旦,“dragon”渐渐成了残忍、狡滑、贪财和残暴的代名词。
今天的中国,龙涵容化用“百物”的特点,体现了中华文明协和万邦、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中国文化所称道的龙是“善龙”,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文化基础,代表着多元文化的和合共处,是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无穷创造力和无限生命力的集中体现,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儿女的潜意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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