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四川，抱鸽子的女尼。
▲2006年，四川，为佛轿打法伞的小僧人。
记者：您与摄影相遇的机缘是什么？
杨延康：摄影是一次偶然的认识，但也是埋在心中的萌芽，李媚老师浇了一勺水，种活了这棵摄影之苗。1984年前在贵州老家，我开始喜欢文体，一次借了别人的一台海鸥4B型相机，拍摄了一张《爸爸我在这儿》的照片，入选了市总工会摄影展。那个时候对摄影有了爱好，现在回想起这张十分幼稚的照片，脸都会红。后来我到了深圳，在《现代摄影》杂志社搞发行，在这所摄影的“黄埔军校”里，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认识了摄影，同时也得到李媚老师的教导和开启，在这点上，我感恩李媚老师。
▲2006，四川，练习跳法舞的小僧侣。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独立拍摄？
杨延康：38岁是我摄影生涯真正独立的时候。来深圳已经八年了，我毅然离开了《现代摄影》杂志，我知道在这样呆下去，永远只是一个发行员。我也认识到我这个年龄重新选择生存方式风险极大，但我想去当摄影家，想去当一名“主角”。因为艺术是灵魂自由的产物。优秀的摄影师尊重自己的内心，把握现实，不辜负摄影和当下的表达。
▲2012年，西藏，佛塔与僧人。
记者：深圳生活紧张丰富，藏区生活艰辛不易，您往返两地，有什么样的感受？
杨延康：30年来，深圳给予了我停顿休息的地方。每年，我有整整8个月时间都在外面拍照。回到深圳的4个月里，我就躲在暗房，听着音乐，冲洗底片。室外喧闹的世俗声响与我无关，我沉浸在创作当中。在深圳，我花了十年生存，后十年回归自己，再花十年展示自己，分享自己。在深圳生活，基本上是零成本。每当需要出发了，我便背着包，带上100个胶卷去赶火车。在藏地，我和藏民同吃同住，除了拍照，我还写日记记录藏民生活和心灵感悟，还和喇嘛弱巴成了好朋友，和他们相处很愉快很舒服。
▲2006年，云南，刷僧房的四位小僧人。
记者：您希望“用经典的影像去诠释和理解信仰之人”，您的作品也同时表现出了一种古典优雅的氛围，您是怎样做到的？
杨延康：三十年来的摄影生涯，我拍摄了两大主题加《麻风村》的报道摄影，一直用莱卡135相机，35m、50m镜头，在拍摄《藏传佛教》我注意了图片的隐喻性，影像的经典性结合。在拍摄中我讲究照片的构成关系，这是一张好照片的基础。好照片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十年的陕西乡村，十年的藏地行走，我无时不感到这三点的重要性。
我常说：“好照片是神给予的”，这个“神”是你的勤奋，你的悟性，你的尊重和对影像的把握。柯曼曾说好照片应该有诗性，抒情而富有节奏。流放式的拍摄后，回到家中，每天我都会去听古典音乐，让那悲苍的旋律刻在心里，释放在我的照片里，流淌出感动人的音符，那是十分美好之事，我也在努力。
▲2005年，青海，站立山顶的僧人。
记者：《心象》的封面是《站立山顶的僧人》，为什么选择这张？
杨延康：我就像那位站立山顶的僧人一样，坚定站在高山上俯瞰大地。2005年某个清晨，我和弱巴、弱巴的姐姐准备去丹斗寺朝拜，每个人手持拐杖从早上7点开始上山，用了7个小时到了目的地，当喇嘛弱巴一手拄杖，一手摆动挥舞，前方是起伏的山脉，美学形式和意识结构完美合一。挑选这张照片做封面是希望读者走进《心象》这本书里面。
记者：二十年前拍摄《中国乡村天主教》，十年后拍摄藏传佛教，接来下您准备拍什么？
杨延康：我想拍摄当下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天主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接下来我会拍伊斯兰教，外界对伊斯兰教了解甚少。我想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精神信仰、人与自然的关系。拍摄“中国伊斯兰教”，我选择了120相机，一支标准镜头，6X6的抅图形式，一支胶巻只有12张底片，把心安静下来拍摄，把人与物结合起来拍摄，首先在构成形式上就有了变化，在去把握当下的摄影艺术表现形式，更加尊重自己内心的表达，更加趋向影像艺术的呈现，自己一定要在上一个台阶。艺术家就是要不断创造，不断突破自己，这很关键。
杨延康作品欣赏
▲2006年，四川，挂喇叭的僧人。
▲2012，西藏，喂山鸡的僧人。
▲2005，四川，香浪节为师父擦洗身子的小僧人。
▲2005年，四川，朝圣洒龙达的僧人。
▲2007年，四川，背读经书的小僧人。
▲2007年，青海，逗猫的僧人。
▲2007，甘肃，比劲力的僧侣。
▲2012，西藏，读经的僧人与猫。
▲2006年，四川，装扮尸陀林主的小僧人。
▲2006年，西藏，转寺的老人。
文章来源：世界民俗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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