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24年3月11日上午，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举行，《奥本海默》获评最佳影片，克里斯托弗·诺兰、基里安·墨菲、小罗伯特·唐尼分别凭借该片获评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此外，《奥本海默》还获得了最佳原创配乐、最佳摄影、最佳剪辑等奖项，成本届奥斯卡最大赢家。
《奥本海默》之外，我们也想推荐您看看获得最佳国际影片和最佳音效奖的《利益区域》，这部电影以“奥斯维辛”为镜子照见了更普遍的人性之恶。制片人詹姆斯·威尔森曾说：“虽然这部电影聚焦于犹太人的苦难，但我们不应对世间任何人的苦难视而不见——我们应当像关心在乌克兰与以色列被害的无辜民众一样，同等关心在加沙和也门被害的无辜民众。”
这是一部具有当下意义的影片。
要把镜头对准犹太人大屠杀，每位电影创作者都要面对两个同样的问题：其一，还有多少种呈现大屠杀故事的方式没有被前人穷尽？其二，怎样在所剩不多的这些选项中，找到最合乎创作者本心、同时也最合乎伦理的一种？
大屠杀故事是一个风险与回报同样高的领域。它极易搅动观众的感官和情感，同时也极易陷入伦理陷阱。毕竟，以简化甚至扭曲事实的方式，操纵观众对大屠杀历史感知的诱惑，不是所有创作者都有定力去抵挡的，也不是所有创作者都有能力识别出存在于自发情感与刻意煽情、严肃反思与自鸣得意之间的微妙界线。
正因如此，电影史上那些复现犹太人大屠杀故事的剧情片尝试，或多或少都引发过学术界、评论界和挑剔型观众的口诛笔伐。从《零点地带》到《辛德勒的名单》，从《美丽人生》到《穿条纹睡衣的男孩》，部部都是博得观众眼泪的优质商业片，但也部部都被挑剔的评论者严苛批评，而他们的批评并不是全无道理。在面对对多数人类来说不可想象也不可言说的骇人暴行时，任何试图将历史背景简单化的做法，任何试图在黑暗中挖掘鸡汤的尝试，都可能会扭曲观众对历史的应有认知，最终也必然会偏离创作者原本抱有的警世意图。
上述这些棘手问题，能解释为什么被世人公认为大屠杀题材杰作的电影，大多是不试图用虚构叙事复现历史的纪录片（如《夜与雾》和《浩劫》），同时也能解释为什么对于一部将大屠杀作为题材的剧情片来说，视点和方法是两件最重要的事。在拍摄这样一部剧情片时，创作者的道德立场，以及他/她用电影手法呈现伦理诉求的重要性，远远高于讲述一个动人故事的重要性。或许这便是为什么擅用好莱坞叙事法的斯皮尔伯格因为《辛德勒的名单》被欧陆知识分子骂得狗血淋头，对类型片套路知之甚少的匈牙利导演拉斯洛·奈迈施，却能凭借其叙事技巧笨拙但切入角度独特、并在意识形态方面极度自觉的长片首作《索尔之子》，博得知识界的齐声称赞。
做了如此多铺垫后，我们终于可以聊一聊《利益区域》了。这是一部很奇怪的电影：导演、制片人和原著作者是英国人，主演却都是德国人，拍摄于波兰，由波兰人掌镜，最终在美国的奥斯卡奖上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在内的多项提名。多么奇异的旅程。
而在风格方面，《利益区域》不仅与我们看过的所有大屠杀题材电影完全不同，甚至也跟我们看过的大部分剧情片不同。与其说这部电影讲了个故事，不如说这部电影所做的是复现了一个特定时间背景下的特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看到了优雅别致的洋房，看到了代表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庭院、花园、泳池和家庭野餐，听到的却是从空间外传出的来自奥斯维辛受害者的撕心裂肺的惨叫。
更具体点来说，将背景设定于1943年的《利益区域》，把镜头架在了与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墙之隔的一座房子里，让观众与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他的妻子海德维格·霍斯，及两人的四个孩子一起，体验着一家人田园牧歌式的平静生活。他们郊游，野营，与朋友和亲人聚餐；他们辛勤耕耘着这片家园，将十多种花种在地上，将原本平凡的房子精细改装，还在原本粗陋的后院里建了泳池和温室出来。希特勒曾在战时倡导纳粹党员们向东迁移，在大自然中生根。这正是鲁道夫和海德维格正在实践的事情。当鲁道夫被调离奥斯维辛时，海德维格坚决不同意随他搬迁：“这里有我们梦想成真的生活，是养育孩子们的最佳地方……这里是我们的家，要想让我走，除非把我拖出去！”
但这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仙境地带”？没错，我们视野中心的一切都祥和美好，但在我们的视野边沿，以及在我们的听觉所能触达的地方，暴行的证据无处不在。当霍斯一家野餐时，背景处的集中营烟囱在飘出阵阵狼烟；当霍斯的孩子们摆弄玩具火车时，运送成百上千犹太人进入集中营的真实火车正在音轨中轰鸣；探望海德维格的其母在晚上睡下后，却被一墙之外焚化炉的工业噪声、集中营受害者的尖叫声、不规律响起的枪声及夜空中弥漫的火光搅得彻夜难眠。这片“利益区域”在本质上是一片多么恐怖的地方！为什么鲁道夫和海德维格能对此视而不见？
由此便引出了影片的控辩主题：有些人的确可以对身边同类的痛苦和磨难视而不见，他们不仅存在于纳粹德国，更活生生地存在于当下。《利益区域》不久前获得了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非英语片奖，制片人詹姆斯·威尔森在领奖台上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虽然这部电影聚焦于犹太人的苦难，但我们不应对世间任何人的苦难视而不见——我们应当像关心在乌克兰和以色列被害的无辜民众一样，同等关心在加沙和也门被害的无辜民众。”久违了的电影人风骨。
回归影片本身，《利益区域》是一件适合放进美术馆的视听装置作品；与故事相比，导演乔纳森·格雷泽采用的创作方法本身，更像是影片的重点。影片的音效和配乐处理无懈可击，视觉层面则采取了某种无人称式的监控拍摄方法：格雷泽在整栋房子中藏满摄影机，让演员在其中进行自由的不间断表演，他则在地下室里观察，并在剪辑阶段做最终选择。
这些由导演赋予的创作自由，最终也将作品的解读权交给了观众：电影没有给出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直接证据，能从影片给予的间接信息中推导出什么结论，完全仰赖于观看者对大屠杀事件的既有认知。
不得不说，格雷泽将摄影机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围墙的另一端，从而将观众安置在与纳粹战犯同一边的选择，是一步不折不扣的险招，而这也终究得到了回报。从鲁道夫和海德维格平庸的社会晋升梦想，以及他们对罪恶的视而不见中，我们能辨识出自己。我们与这些被我们称为恶魔的人并非用不同的材料制成，而我们与至暗和至恶之间的界线也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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