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書按：2023年是中国“最美的书”20周年。11月6日，2023“最美的书”新闻发布会暨《2019—2021中国·最美的书》首发仪式在上海举行。会上公布了2023年度“最美的书”25种获奖作品。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此邀约此次“最美的书”部分获奖者，聊聊他们的创作历程。
Q:什么机缘让您进入了书籍设计行业？
刘晓翔：生于1963年的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出版社做美术编辑。这个比赛对我来说是“高龄”参赛了。2004年我第一次获“中国最美的书”，这次获奖是我第23次获奖，我还担当过比赛评委。
陈楠：我1968年春生于上海，从学校毕业进入出版社工作开启了我的书籍设计生涯，至今未改。
周伟伟：我2006年进入赵清的瀚清堂设计公司，在这之前对书籍设计并没有太多概念。当时我还是个毕业不久的学生，后来一直跟着赵老师做书籍整体设计，一边实际操作，一边学习各种设计知识，不仅工作能力得到了锻炼，设计观念也得到极大提升。
张志奇：1980年出生，大学毕业5年后，通过同学的引荐来到出版社工作，并开始设计书籍封面，逐步到整体设计。
刘东霞：我是1976年生人，是一名高校教师，从教20多年。大学期间就学习设计，毕业后进入高校一直在一线教学。为本科生讲授“插画设计”“书籍设计”课程、为研究生讲授“中国传统书籍艺术研究”“绘本设计与制作”等课程。我很享受教学过程，也很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做设计的感觉，他们可以激发我很多创意。我负责的“插图设计”课程获批山西省级精品课程，“书籍设计”获批国家一流课程。我们有自己的师生团队，致力为山西省品牌规划、特色产品包装、文创品开发等做服务。
何明：我是70年代生人。毕业后就从事设计行业至今，我不会把自己定位于专职书籍设计师身份，设计行业相关工作我都喜欢。
周海川：我是1989年生人。大学所学设计专业里我最喜欢的一门课就是书籍装帧设计。当时在专业老师带领下通过参与实验项目和实践活动，逐渐了解到书装设计的独特之处，毕业工作后一直在有意接触书装设计。
许天琪：2006年我以非常高的理科成绩考入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但对所学的“修大坝”专业完全提不起兴趣，于是毅然选择转入文学院的广告专业，研究生又在中国台湾中原大学商业设计系攻读硕士，开始系统学习设计。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成都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博物馆，跟着许燎源老师学习包装设计，之后便开始从事展览设计等相关工作。2015年，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博物馆举办了“手不释卷：赵清书籍设计艺术展”。流连于展厅之中的我感受到了书籍设计的多样性，萌生了专门从事书籍设计的念头。在这个展览上，还听到了知名书籍设计师刘晓翔的讲座。我自幼喜爱阅读，深受触动，于是前往北京正式成为了一名书籍设计师。我和许多书籍设计师不同的地方在于我的多学科背景，以一个非美术科班生的身份进入书籍设计领域。
尹琳琳：我生于1981年。2005年毕业进入出版社工作。
胡一凡：我本科及研究生在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创作工作室学习，由此开始接触书籍设计。
Q:目前全职做书籍设计吗？是否有自己的团队？
刘晓翔：我全职做书籍设计，疫情前节奏很快，现在比较慢，我有自己的设计工作室。
周伟伟：2017年我创立了个人工作室，全职做书籍设计，日常工作多，节奏忙碌。目前有助手协助我工作。
陈楠：在出版社时，朝九晚五；自己成立工作室后，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能很好地安排工作。疫情后我大多时间居家办公，工作节奏不紧不慢，大部分时间学习、思考和出方案，真正制作相对较快。
张志奇：我全职做书籍设计，日常工作状态蛮紧张。因为书籍设计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总感觉时间不够用，需要投入再投入。
刘东霞：《高跷走兽》是我们团队精心打造的。这些年，看到我国很多非遗文化被抢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没有得到同步发展，很痛心。也看到了我国潜力巨大的绘本市场需求，特别是对本土原创绘本的需求。因此，逐渐萌生了聚焦儿童绘本的非遗传承路径。希望非遗绘本能带给小读者集故事、娱乐、知识潜移默化的美学体验于一体的素养教育。
何明：进入行业后，我们的设计工作不只书籍设计，也包含品牌形象设计、自出版、包装设计、展览策划、展览展陈设计等设计范畴。
周海川：我目前全职从事书装设计。日常工作状态和节奏取决于项目的紧急程度和复杂性。
许天琪：目前在做自己的工作室，有非常可爱的助理帮我解决工作中较繁琐的事务，也有磨合多次的插画师、书法家、摄影师、印刷厂等合作伙伴，他们很好地配合我实现复杂的设计想法，帮助我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创作本身。除了缺一只猫，目前的节奏和状态让我感到很满足。
尹琳琳：全职做书装设计。日常简单又忙碌。管理出版社的设计部，不算是自己的团队。
胡一凡：我的第一部绘本作品就获得了“最美的书”荣誉，倍感荣幸，目前还没有成立完备的设计工作室并形成稳定的工作节奏，当然我希望未来能够一一实现。
Q:自己擅长设计的图书类别是什么？
刘晓翔：实实在在地说，都擅长。我是职业设计师、设计总监，从事这行36年。有工作室后我指挥设计师们做设计。设计过几乎所有类别的书籍并且都获过奖，比如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绘本等，它们都获得过“中国最美的书”。
周伟伟：主要是社科文艺类。
刘东霞：我们高校教师学生也会接很多实践的社会服务项目和委托项目。特别是硕士研究生，我们要求毕业设计必须做实际项目。而且实行校内、校外双导师制，王春声、郭冰奇两位就是我们的校外导师。
陈楠：我至今也不清楚自己擅长设计什么书籍类别，无论怎样的类别，我能做到的就是认真对待每一本到来的书。
何明：书籍设计吸引我的是内容，不分类别。
周海川：各种类型都涉及过，但我特别喜欢艺术、文学和历史类书籍的设计。
许天琪：一直以来我都比较关注传统文化题材，这些设计之外的知识储备也帮助我从不同角度萌生新的想法，所以有东方质感的题材更容易打动到我，也是我比较擅长的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在筹备“植物先生”系列的设计前，我就已经了解到很多传统非遗产品因缺少现代设计转化，鲜被大众知晓。
尹琳琳：因为出版社的图书门类很多，各种类别的书都做过。
胡一凡：作为新人作者，我还谈不上最擅长设计的图书类别。只能说自己买得最多的和看得最多的还是绘本及儿童类别的图书。
Q:个人比较欣赏的书装设计师和作品有哪些？
刘晓翔：欧洲有许多我喜欢的设计师和设计作品。我从中看到了书籍设计所蕴涵的更多、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可能性。比如，欧洲的书籍设计经常只使用一种纸张，但每一个展开页面都设计得很棒，且常常有一些版面美学上的创新。这方面，中国的书籍设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感受在我担当第101届ADC评委时，由于看到了大量参赛者提交的PDF而更加强烈。要知道，PDF是没有质感和装订工艺的，它所反映的纯粹是设计师的排印功底和版面创造力。
张志奇：喜欢Irma Boom、Joostgrootens、杉浦康平。
刘东霞：欣赏的设计师有很多，有的设计师在行业内可能并不知名，但他的某一本书或某个设计会很打动人。“最美的书”是我这些年最关注的，我从2013年开始关注并购买，2014年的《乐舞敦煌》，2015年的《爱不释手》《兔儿爷丢了耳朵》，2016年的《虫子书》，2018年的《庞茂琨：朋友圈的100张面孔》《寻绣记》《书艺问道——吕敬人书籍设计说》，2019年的《上海图话——百年插画艺术档案》等，会在给学生上课、社会职业人士做审美讲座时分享它们的“美”。
何明：喜欢的书籍设计师太多，对我个人影响很大的是吕敬人先生，是他启蒙我进入书籍设计行业。
周海川：我个人欣赏日本平面设计大师、书籍设计家杉浦康平。他以独特方法论将意识世界形象化，主要著作有《亚洲的宇宙观》《文字的宇宙》等作品。
许天琪：刘晓翔老师一直是我的偶像。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建立了符合中国设计师使用的网格系统，并且出版了数本该题材的专著，将自己的设计方法从一个版面拆解到一个字，提供给设计师和爱好者去学习。不管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他都有属于自己独有的一套解决设计问题的方法，这个在当下的中国实在难得。
尹琳琳：荷兰设计师Edwin van Gelder，书籍设计作品《无意识之城》（《Un-Conscious-City》）。荷兰设计师Irma Boom，书籍设计作品《希拉·希克思：编织作为隐喻》。
胡一凡：我非常喜欢意大利设计大师BRUNO MUNARI（布鲁诺·穆纳里）的作品，他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用自己艺术、设计的眼光解构绘本/儿童书的形态，《雾中的马戏团》、“1945系列”是他的经典之作，他留下的财富至今仍使年轻一代绘本作者与设计师受益。
Q:您觉得，书籍设计的灵魂在什么地方？怎么样才算“牛气”的书籍设计师？
刘晓翔：艺术活动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书籍设计也是这样，它将没有物质实体的抽象文本用可以触摸、翻阅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形式上的设计每个都独一无二，只属于设计师本人。因此，设计的灵魂是基于文本的创造。我不觉得书籍设计师该表现出牛气，包括我在内的设计师都是茫茫宇宙中的极微小存在。在伟大的造物主面前，人的创造根本不值得一提，唯有谦卑地面对。最伟大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在他的十四行诗中写道：“我的人生把我带到此刻……我终于看到，那美好的幻象是何等错误，让艺术变成我的偶像，我的王”。我喜欢我恩师的设计，他的设计有浓郁的中国气派。
陈楠：书籍设计的灵魂在于能让读者更好、更便捷、更愉悦地阅读，而不是抢文本的主体，阻碍阅读。一个能尊重文本本身，又能让读者感到愉悦、舒服、顺畅的设计，把自己的设计隐藏在文本之后，又锦上添花的书籍设计师是牛气的。
周伟伟：灵魂是在热爱这份工作。一个好的书籍设计师要对文本、编排、纸张、工艺都要胸有成竹。
张志奇：共情、舒适的阅读，具备独立的判断力和逻辑思考能力。
刘东霞：书籍设计的灵魂，要通过设计师的思考，通过设计书的细节，把设计的理念展示出来，使得书与读者产生链接，得到共鸣、被打动。也想强调一点，希望我们的本土设计师能从我们的文化中汲取灵感，结合书籍内容需求，设计出集审美价值、文化内涵与使用功能于一体的“中国书籍”。
何明：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书装设计的灵魂还是人本身， “牛气”的书籍设计师设计的书籍都会经得住时间的考量，他们能通过书籍设计语言做出书的温度，直达人心。
周海川：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是一个“牛气”设计师需要具备的重要特质，他们要能够跳脱传统界限，创造出更加令人难忘的设计，从而为整个行业带来新的活力。
尹琳琳：书籍设计的灵魂在形式与内容搭建的空间里安放。形式与内容越契合，阅读越舒适。总能把立意、呈现、阅读感受、成本……都关照到的设计师是“牛气”的书籍设计师。
胡一凡：书籍形态及书籍装帧的作用应被文字、图画创作者和编辑们重视，并更早地纳入绘本初期的概念策划之中，形成一个形神兼备的整体。
Q:书籍设计师行当，在当下有何魅力及无奈？
刘晓翔：这个行业对喜欢它的人来说能从事就是幸福，“痛并快乐着”就是它的魅力所在。设计不是纯艺术，它受公众审美水平和权力左右，因此不是设计师能够说了算的。当大家看到很棒的设计师有很差的作品时，请别把板子都打在设计师身上。
周伟伟：当下它的魅力依旧是纸质书带给人的愉悦，可以触摸翻阅欣赏，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藏书家为之沉迷。任何工作都会有其相对无奈的地方，书籍设计师的无奈应该是出版社的审美标准和自己的设计相冲突，要妥协，寻找折中方案。还有就是书的成本也是很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当下经济低迷，出版社在做书的成本上控制严格，设计师也会被成本困扰。
陈楠：书籍设计与我的生活紧密相连，它是滋润我生活的养分。除了日常撸猫、养花、做美食，书籍设计也必不可少。即使在没有项目的日子里，我还是喜欢晒太阳，查阅设计师们的作品，学习欣赏，这样会让自己内心充实。无奈的是有时与出资方有审美差异，最后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张志奇：书籍设计的过程很奇妙，从抽象到具象的过程，富有创造性。完成一本好的作品不容易，需要多方协作，设计费也相对较低。
刘东霞：甲方审美格调急需提高。之前，我的团队为一套非遗书籍设计过封面，加班熬夜设计了很多方案，自认为其中有非常不错的案例，但最终没有采用，那套书出版后也让我大跌眼镜。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在“把关”，如果设计者完全迎合甲方做设计，会使大众置身于较低的设计品位中，这很可怕也很悲哀。
何明：魅力之处是有幸接到一本好书委托，无奈的地方是很多好内容的书缺乏设计。
周海川：我相信好的书装设计不仅能够提升阅读体验，还能够更好更明确直观地传达出作者的意图和情感，因此也能够给读者们带来更加独特而又深刻的感受，书装设计的魅力之处或许就在于此吧。然而在电子书和数字化出版物兴起的今天，传统纸质书籍的需求在迅速下降，传统书籍的设计也在面临新的竞争压力。
许天琪：长期以来，书籍设计常常被误解为只是封面设计，而我更想做的是“整体设计”，也就是从书籍组稿到成书出版的整个设计过程——包括与编辑商讨和策划选题、图书定位、营销方式，以及书籍设计落地过程中所涉及的开本、装帧形式、封面、腰封、字体、版面、色彩、插图，乃至书籍印刷流程中涉及的材料、印刷、装订及工艺等各个环节。很多时候，我都需要扮演起项目经理的角色，不仅要主导整个创意设计，还要与出版社、作家、摄影师、插画师、供应商等协调处理诸多难题。不管是传统出版领域还是跨界的领域，深度参与到整个项目过程中而不仅是做一个“漂亮的玩意”，这对书籍设计师来说，也是一种综合能力的锻炼。
尹琳琳：做书人的幸运是与智者同行，魅力在于“无中生有”的快乐，在做书的过程中体会书的五感之美。无奈的是，在这个凡事讲求效率的时代，好的书籍内容已成为稀缺资源。市场诡谲，创造者的价值被忽视。
胡一凡：就我接触最多的绘本领域来说，虽然一本绘本呈现给读者的信息是少量的，但图像、文字、书籍形态三者的紧密关系使得绘本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能激发设计师巨大的创造力。让我感到稍许无奈的是有些外文绘本被国内引进时，会经历设计品质损耗过程。不仅原作用纸、装帧、尺寸可能被降级修改，原作中精心设计的书名字体也会被替换为一个不太适切的字体，使视觉效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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