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就从这儿，乌尔姆。这座城市具有特殊的条件。一座大教堂不仅仅矗立在废墟中，它还是发挥集体精神的最好的范例。”①82
——奥托·艾舍（Otl Aicher）
一、“白玫瑰”精神中的文化启蒙内涵
在德国南部美丽的中世纪古城乌尔姆，一批青年学生在1930年代末逐渐开始质疑和反抗纳粹的思想与统治。他们希望通过揭露纳粹的思想欺骗，批判黑暗统治下德国知识分子与公众理性的丧失，并试图借助启蒙精神与现代意识来唤起德国知识精英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反抗精神，这些努力最终落实在了著名的“白玫瑰”运动上。
乌尔姆的青年学生们早在1939年秋便形成了一个围绕在绍尔兄妹周围的知识分子圈子，被称为“绍尔联盟”（Scholl-Bund）。最早的成员是一些质疑纳粹思想的年青人。成员包括：艾舍、英格尔·绍尔（Inge Scholl）、英格尔的弟弟汉斯·绍尔（Hans Scholl）、妹妹苏菲·绍尔（Sophie Scholl）以及弗洛伊德·弗里德林（Freuden Fridolin）等人。天主教改革思想家卡尔·穆特（Carl Muth）与特奥多尔·赫克尔（Theodor Haecker）是这个圈子的精神导师。这些年轻人定期聚集在绍尔家举行读书会与讨论会，在黑暗现实中寻找思想的出路和社会的未来。“白玫瑰”运动的成员深受西方文化启蒙传统与德国天主教改革运动先驱穆特和赫克尔的影响。他们广泛地阅读西方文化经典，吸收西方启蒙传统和基督教普世价值。瓦克斯曼（Christiane Wachsmann）说：“同坚持向世界开放观念的穆特的见面为所有成员打开了新的视野……给予了他们勇气，在面对这个国家中毫无改变的、无法停止的对希特勒的崇拜时不再听天由命。”②
1939年汉斯在慕尼黑医学院求学期间结识了天主教改革神学家穆特和郭特·胡伯（Kurt Huber）教授，在思想上深受他们的影响，并与志同道合的年轻学生们组织了秘密的抵抗组织“白玫瑰”（Weiße Rose），1942年苏菲也加入了进来③（图1）。成员们撰写、印制、寄发和张贴反纳粹、反战争和呼吁自由民主的“白玫瑰“宣传单。1943年2月18日汉斯和苏菲在大学散发宣传单时被捕，2月22日，二人被慕尼黑纳粹法庭判处死刑。
乌尔姆设计学院档案馆陈列了从1941年到1943年期间所有版本的“白玫瑰”宣传单④及其传播区域分布图（图2）。宣传单先后共有六个版本，寄发和张贴共计2700多份，遍及德国和奥地利的16个大中城市。这些“白玫瑰”宣传单的内容向我们展现了“白玫瑰”精神的内涵，即试图通过批判理性的堕落，植入文化启蒙内涵以及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来唤起德国知识阶层反抗纳粹精神统治的社会责任意识。
首先，宣传单批判了在纳粹暴政下德意志民族理性反思能力的丧失。第四版宣传单在描述“白玫瑰”运动的宗旨时这样写道：“我们寻求从内部修复德意志精神的创伤，但这种新生必须由德意志民族从自己身上认识到罪责……。”⑤汉斯在1941年草拟的第一份“白玫瑰”传单中写道：“当其自身责任缺失和在黑暗统治下丧失反抗能力时，这样的民族完全不配作为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自由意志被放弃，人的自由被放弃，它们被历史的车轮碾压，理性的判断变为臣服，这样个性的德国人已经变成完全没有思想的和懦弱的群氓，他们得到的只是毁灭。”⑥“白玫瑰”成员们认识到了德意志民族理性批判能力的丧失是纳粹欺骗得以可能的关键。
其次，“白玫瑰”宣传单试图通过西方基督教普世观和西方启蒙传统中的一些现代价值如“向世界开放”（Weltoffentlichkeit）、自由和民主等概念揭穿纳粹的欺骗。对理性的批判和反思，落实在了对自由与人的尊严等价值的追求上。胡伯在第六份传单中热情地写道：“我们的民族正在从反对纳粹对欧洲奴役的觉醒中，从对自由和尊严的新的信仰中站立起来！”⑦第五份宣传单憧憬了德国向世界开放的未来。“只有敞开怀抱，与欧洲人民共同劳动，才能创造新的建设的基础。……当前经济的假象必须在欧洲消失，每个公民、每个个体都有权利获得来自世界的产品。”⑧同时，“言论的自由、知识的自由、保护每个公民不受国家暴政的侵害，这是新欧洲的基础。”⑧
再次，“白玫瑰”运动体现出了精英主义的社会责任意识。德国知识分子是“白玫瑰”运动的主要宣传对象，他们多为大学生、大学教授和知识阶层人士。绍尔等人认为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他们把“白玫瑰”宣传单寄给德国的“有识之士”（deutsche Intelligenz），试图唤醒“他们的作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成员的责任”。第一份宣传单这样写道：“每个个体作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成员必须意识到他的责任，在最后关头去抗争。”⑥白玫瑰成员坚信，在知识精英的文化启蒙下，德国人民将识破纳粹的欺骗，从理性的陷落中解放出来。
以英格尔和艾舍为核心的乌尔姆知识分子们正是沿着这条精神重建之路将文化启蒙理想和社会责任意识灌注到了乌尔姆国民大学和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教育思想中。“白玫瑰”精神可以看做乌尔姆设计学院教育思想的文化之根，贯穿了学院短暂的历史。
二、乌尔姆国民大学的文化启蒙活动
从1944年12月17日开始，乌尔姆遭到了盟军持续地轰炸，1945年4月24日美军进入乌尔姆。世界突然安静下来，战争留给乌尔姆人的是在神圣的乌尔姆大教堂下的一片废墟和无尽的痛苦。充满幻觉的时代消失了，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还允许人们指望些什么呢？艾舍和“零点工作室”的同事们在1947/1948学年的一份手稿中对未来德国人的生活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接下来应该去哪里？应该及怎样在这片土地上建设？应该怎样实现民主、自由、人类尊严和简单与正常的生活？用什么具体的形式来实现？我们应当怎样开始？个体应当怎样行动？将会面临怎样的任务？”⑨战争的结束对于德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构想新的文化和社会理想的开端。此时此刻，德国文化与社会正处于“零点时刻”（Stunde Null）⑩。
1945年8月，乌尔姆的知识分子们在马丁·路德教堂组织了第一场讲座。主讲人为著名神学家罗曼诺·瓜蒂尼（Romano Guardini），讲座题目为：“真理与欺骗”，到1945年底连续举办了八场不同的讲座。讲座向市民揭露纳粹思想的欺骗性，宣扬基督教世界观和民主自由思想。系列讲座也引起了美国占领军政府的极大兴趣。艾舍和英格尔在美国占领军政府、瓜蒂尼以及时任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⑪文化部长特奥多尔·豪斯的支持下于1946年4月24日在乌尔姆市创立了乌尔姆国民大学（Ulmer Volkshochschule）。由英格尔担任学院的院长，并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团队。成员包括：艾舍和英格尔，“47社”创始人汉斯·维尔纳·里希特（Hans Werner Richter）⑫、乌尔姆国民图书馆馆长魏加特、《施瓦本多瑙报》（Schwäbische Donauzeitung）合伙人库特·弗里德（Kurt Fried）、乌尔姆博物馆馆长约瑟夫·克尼亚（Joseph Kneer）和戏剧导演彼得·瓦克纳格尔（Peter Wacknagel）等文化精英分子。1948年艾舍等人在国民大学团队的基础上建立了“零点工作室”（Studio Null）。
国民大学的教育理念追溯到了古希腊毕达哥拉斯（Pythagoas）和“柏拉图学园”（Platonische Akademie）的通识教育传统（Universitas）。这种教育意味着“通识性”（Allseitigkeit），它是一种“全面的义务教育，一种他们获得的统一的教育。如同内部的光芒，照亮了思想和行为。”⑬然而专业的片面分工和细化导致精神出现空地，思想成为被欺骗与操控的工具，人生的不幸和痛苦由此产生。这正是德国人民在纳粹统治下丧失理性反思能力的根本原因。因此，国民大学的宗旨就是“进行单独的研究，集中于一个中心点，致力于一种统一，致力于通识教育。”⑬国民大学的教育对象是从战争中归来的年青人和乌尔姆的城市居民。在教学方面，主要邀请德国著名神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举办周四讲座（Donnerstagsvorträge）。每次四个讲座，讲座内容一般针对世界观或文化主题。此外，国民大学也在晚上举办通识教育课程，内容涉及哲学、艺术、政治和自然科学知识。除了讲座和短期课程，国民大学最独特的思想交流形式是“集体座谈”（Aussprachekreise）。讲师和学生们在聚会中以及周四讲座中针对广泛的政治、教育和生活问题进行自由争论与交流；在参与社会实践方面，国民大学讲师们组成了多种多样的“工作小组”，以协作方式服务于广泛公共领域的具体设计项目和参与城市重建。艾舍的国民大学系列海报设计、国民大学团队的1949年难民住宅设计和1952年的沙蚤行动（Aktion Sandfloh）等项目都是这一时期国民大学文化启蒙活动的证明。（图3）
1950年代初，国民大学引领和推动了乌尔姆市的文化生活。他们致力于开放戏剧的策划并设计了多场现代戏剧表演场景，如1950年2月工作小组策划了由基恩·保罗·萨特里（Jean Paul Sartre）主演的开放舞台实验戏剧“正直的娼妓”（ehrbarer Dirne）。该剧由瓦克纳格尔导演，艾舍设计了舞台布景与海报。国民大学还与乌尔姆博物馆展开合作，推动现代设计展览。组织各界有识之士和有进步思想的公民相聚在讲座上，形成了所谓的乌尔姆“1950社会”（Gesellschaft 1950）。邀请著名学者到访乌尔姆，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海因里希·波尔（Heinrich Böll）、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克思·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量子力学创始人、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维尔纳·卡尔·海森伯格（Werner Karl Heisenberg）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民大学在1950年代是整个乌尔姆市的核心文化推动力。
档案馆陈列的一份国民大学纲领手册⑬向我们说明了国民大学的文化启蒙理想及其在乌尔姆文化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份手册由艾舍设计，封面采用古希腊人物，上面附有国民大学的标志：猫头鹰图案，“作为智慧标志的猫头鹰，象征了致力于人类民主的教育事业。内容上包括阐释国民大学教育理念的前言与国民大学的讲座安排。手册前言中宣扬了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思想，提出了国民大学的宗旨。从其讲座活动内容上看，通识教育内容贯穿其中，受邀请的主讲人职业五花八门，包括建筑师、心理学家、艺术家、诗人、城市文化管理者和化学家等。其中，作家、艺术家和大学教授是主体，反映出其文化启蒙教育者主体还是精英知识分子⑬。
斯皮茨在《乌尔姆设计学院之根》（Die Wurzeln der 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一文中指出：乌尔姆国民大学与乌尔姆设计学院之间具有重要关联。“二者具有相同的、有责任心的人。首先，他们献身于成人教育。然后，通过乌尔姆设计学院将文化政治推向广泛的维度。”⑭斯皮茨认为，国民大学在四个方面创造了建立一所设计学院的条件，即相同的创立者团队、教学的空间、机构管理经验和国民大学自身获得成功的影响力⑭。乌尔姆设计学院只有短暂的15年，但乌尔姆国民大学却至今仍然在发挥着成人教育的功能。
1949年前包豪斯学生、战后“优良形式”概念的提出者、瑞士现代主义设计家比尔受美国人邀请访问乌尔姆，并与乌尔姆知识分子圈子进行了进一步接触。1949年10月比尔在乌尔姆博物馆举办了“优良形式”巡回设计展，宣扬功能主义和物质文化的社会伦理观（图4）。
乌尔姆国民大学官方杂志《乌尔姆月镜》（Ulmer Monatsspiegel）发表了多篇文章介绍此次展览。同时，“优良形式”理念被植入了国民大学的课堂，现代设计教育及其产品文化成为了国民大学文化启蒙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斯皮茨的说法就是：“在设计师的眼中也有一种‘社会政治’责任。人们以‘通过设计走向民主’的动机来凸显他们的信念。”⑮1949—1950年期间为配合展览，国民大学举办了系列“优良形式”课程讨论日常生活中设计的文化意义（图5）。课堂上英格尔引导学生识别具备“优良形式”的餐具，让学生理解优良的餐具就是那些放弃了曲线花饰的器皿，它们具有民主的特质。乌尔姆的文化启蒙者相信，人们可以通过“进步的物品”进行交流⑮，并对服务于阶级统治和社会区分的“装饰”进行“祛魅”。那些小型的、设施完备的厨房、组合柜、淋浴、可坐可躺的沙发椅、儿童床以及所有最小型的、可移动的家用设施作为“进步的”物品被构思和制造出来，作为生活中“真实的”部分，服务于新的生活文化⑯。同时，“优良形式”是被作为符合现代意识的重要成果被推广到乌尔姆的，它对乌尔姆知识分子的教育构思产生了巨大影响。
乌尔姆国民大学继承了“白玫瑰”精神，并将文化启蒙理想贯彻到了社会责任意识和乌尔姆文化重建的具体任务中，扩展到了广泛的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领域中，落实到了“做”与“协作”的具体工作中。国民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将德国青年塑造为全新的文化精英。通过这些具有高度责任意识的精英来带动整个德国社会的变革。同时，国民大学逐渐形成了一支有经验的管理团队，也有了自己的教育空间。这就为进一步去构思一所新的大学做好了准备。
三、来自包豪斯灵感的教育方案
1948年“零点工作室”通过广泛讨论和吸纳社会名流的建议，开始酝酿建立一所新的大学，并形成一个以培养具有民主与自由思想的知识精英为目标，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面向政治的教育方案。在艾舍1948年6月16日的一篇稿件《我们出发》（fangen wir an）中，艾舍明确描述了教育方案的构思。初步计划由下至上建立四个教育板块，即职业教育、自然科学、哲学与艺术以及文化。这个计划与国民大学的教育实验密切相关。其基本思路是以科学与人文知识为基础的“通识教育”扭转专业的片面分工和细化所导致的理性工具化趋势。在“完整的人”的基础上开展职业化专业教育①83。
1949年里希特加入到了国民大学的团队中参与制定了未来新建大学的教育计划。里希特是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曾短暂加入过德国共产党，并于1946—1947年创办“呼声”期刊（Der Ruf）。由于他激进的政治态度和批评美国“再教育”政策，期刊被美国占领军政府禁止。1947年11月他创建了战后德国著名的青年作家联盟“47社”。1949年10月他接受国民大学邀请举办了名为“在我们时代和政治中的作家”（Die Schrifter in unserer Zeit und die Politik）课程。在里希特的帮助下，国民大学团队“在那里形成了一个面向政治的大学的想法，人们原意把它称之为‘绍尔兄妹学院’（Geschwister Scholl Hochschule）。”⑰1949年里希特和艾舍共同草拟了第一份详细的、以政治为目标的绍尔兄妹学院教育方案，里希特也被拟定为院长。在1949年的一份学院的小册子这样描述了培养目标：“我们想要培养民主的精英。他们将成为反抗纳粹与反动势力的平衡力量。”⑱这份方案也从国民大学联系社区的工作方式走向了服务政治的职业化教育。专业设置包括：政治、新闻、广播、摄影、广告、工业设计和城市规划。这些材料证明了一种面向政治的教育构思在1949年已经形成，只不过还没有完全和现代设计教育结合，还只是部分指向包豪斯。
里希特激进的政治态度与艾舍和英格尔团队精英主义文化启蒙理念具有一致的立场。他们都强调依据“零点”思维，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去反思和改变现实，并将目标诉诸于自由和民主这些现代价值。在1948年7月24日艾舍撰写的一封未发表的“零点工作室”手稿《给零点工作室的信》（brief an studio null）中，可以看到这种政治热情。艾舍将人类比作只会望着灾难发生的驴，在法西斯统治下无所事事，在复辟的文化浪潮中变得市侩与空洞。只会说空话，做空洞的计划以及盲目劳作。在文末艾舍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不能再忍受希特勒，我不想沉沦。我不愿看到世界毁灭……出发，跑，直到内脏都飞出来。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的话，至少我不会只是看着。”⑲
包豪斯教育思想从另一个方面对里希特和艾舍的教育方案和后来的学院教育框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46年艾舍通过瑞士制造联盟期刊《制造》（Werk）了解到比尔的设计与教育理念。1948年艾舍与英格尔利用瑞士旅行机会拜访了比尔。比尔认为，“优良形式”是最符合德国的现状的理念，并给英格尔和艾舍建议以设计为教育内容尤其是以包豪斯为蓝本来调整教育方案。比尔的建议引起了艾舍和英格尔的积极回应。其实，艾舍对第一套方案并不满意，因为它对具体的职业与工作的重视还不够。在1950年3月27日写给里希特的一封信中他认为：“我们不应该让政治家在空气中自由挥舞……处于政治中的人应该有固定的职业，通过它与政治相联系。”⑳作为国民大学的领导，英格尔负责在总体上推进这个教育项目。在1950年3月写给豪斯的信中，英格尔认为教育方案基本的思路就是“延续包豪斯传统”㉑。比尔也积极地同格罗皮乌斯联系，在后者的支持和建议下，1951年6月比尔重新制定了延续包豪斯教育思想的，面向“设计”的新的教育方案㉒（图6）。这套教育方案成为建立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基础。
在新方案中，教育目标转变为面向“设计”，主要包括：产品造型、建筑、城市建设、信息和视觉传达五个专业，每个专业下设相关课程。五个专业的中心是共同基础课。按照比尔的想法，基础课要具备所有专业的共通知识与技能。在此基础上，再进入到专业学习；通识教育由五个部分构成，它们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心理学；在机构设置上包含了以下部门：共同基础课与五个系，以及统计、金工、塑料、木工、手工艺、陶瓷、石膏、色彩和印刷9个车间，还计划设立研究所。比尔的现代设计教育方案可视为对包豪斯教育思想的延续与拓展。一方面，这套方案延续了包豪斯试图通过面向工业社会的设计教育来回应工业与艺术、技术与文化的冲突的构思，并将设计教育置于科学技术与文化价值相结合的基础上，这也符合格罗皮乌斯在1922年提出“艺术与技术相统一”的思想。从比尔的方案与1922年格罗皮乌斯的方案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套方案基本一致，如从基础课向工作室的递进关系，基础课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工作室的类型等㉓；另一方面，比尔也有自己的创造，他将包豪斯理念同国民大学文化启蒙理想进一步相结合，拓展了专业范围与通识基础。与包豪斯将建筑作为最核心的版块不同，比尔设置了5个范围广阔的与平行的专业版块。通识教育的构思则大大超过了包豪斯的教学范围，它包含了广泛的科学理论知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和经济学课程。这个想法来自于“零点工作室”的最初构思，即文化启蒙的两翼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技能，只有二者结合才能培养出全面的人并在自己的职业中践行社会责任。同时，范围广阔的跨学科通识教育课程的植入也反映出创建者们对新时代的回应。比尔的这份教育方案既是最初筹建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基础，也是学院教育思想在1953—1957年“新包豪斯阶段”所贯彻的指导性方针。
结语
本文从历史材料梳理和理论分析两个角度围绕着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前历史”及其教育思想的出发点，追溯学院设计教育思想中的文化启蒙精神，以及在这一精神根源下早期创立者们的设计教育实践。
笔者认为，“白玫瑰”精神体现出了浓厚的精英主义的文化启蒙内涵。它开启了一条反思理性陷落、重拾启蒙理想和呼唤社会责任的德国式的精神重建之路，为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教育思想奠定了精神基础与奋斗目标。在二战后文化重建的背景中，国民大学将文化启蒙理想贯彻到了社会责任意识和乌尔姆文化重建的具体任务中，并为进一步去构思一所新的大学奠定了基础。同时，“零点”工作室构思了最初的教育计划，里希特和艾舍提出了“面向政治”的教育方案。
包豪斯是乌尔姆设计学院教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并对学院教育框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笔者需要强调的是，正是在文化启蒙的意义上包豪斯理念才同白玫瑰精神、国民大学教育理想得以融合，比尔提出的“面向设计”的教育方案才最终被认同。也正是在文化启蒙的意义上，乌尔姆设计学院才被认为在战后德国的土地上重启了被中断的包豪斯教育思想。
乌尔姆设计学院教育思想的理论背景非常丰富。其中，乌尔姆知识分子的教育理想和包豪斯教育理念是最主要、最直接和最关键的思想来源。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文化启蒙精神。它构成了学院现代设计教育思想的精神之根，并贯穿到了学院短暂却闪亮的历史中。
基金项目：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二十世纪设计思想史之‘乌尔姆现象’的现代性批判”（17YJA760017）。
文章发表于《艺术与设计（理论）》2020年7月刊
注释：
①Aicher，Otl.studio null，16.06.1948，fangen wir an（零点工作室，1948年6月16日，我们开始）[A]. in：Wachsmann，Christiane/Hanslovsky，Sabine/Kitschen，Friederike/Vogel，Thomas，eds.“fangen wir an，hier in ulm.”：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die frühen Jahre（“我们开始，就从这儿，乌尔姆”：乌尔姆设计学院——早期阶段）[C]. Ulm：Ulmer Museum und HfG-Archiv，1995：82.
②Wachsmann，Christiane.Vom Bauhaus Beflügelt：Menschen und Ideen an der 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来自包豪斯的灵感：乌尔姆设计学院的人物与理念）[M].Stuttgart：avedition GmbH，2018：23.
③Engels，Dagma.wir wollten das andere：Ulmer Denkstätte Weiße Rose，Jugendlichen im Umfeld der Weißen Rose（我们想要别的——乌尔姆白玫瑰运动纪念地，白玫瑰运动中的年青人）[M].Ulm：Ulmer Volkshoch- schule，2000：33.
④Sechs Flugblätter der weißen Rose vom 1941 bis 1943（1941-1943年的6份“白玫瑰”宣传单）[B]. HfG-Archiv Ulm.
⑤FlugblattⅣder weißen Rose（第四份“白玫瑰”宣传单）[B].HfG-Archiv Ulm.
⑥FlugblattⅠder weißen Rose（第一份“白玫瑰”宣传单）[B].HfG-Archiv Ulm.
⑦FlugblattⅥ der weißen Rose（第六份“白玫瑰”宣传单）[B].HfG-Archiv Ulm.
⑧FlugblattⅤder weißen Rose（第五份“白玫瑰”宣传单）[B].HfG-Archiv Ulm.
⑨Aicher，Otl/Scholl，Inge/Hohenmeister，Herbert.Programm Schrift für“Studio Null”.1947/1948（乌尔姆国民大学1947/1948学年“零点工作室”纲领文稿）[B].HfG-Archiv Ulm.
⑩“零点时刻”：特指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这个词对战后德国人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即战争的结束和纳粹政权的崩溃带给德国人重建新生活的希望。参见[德]赫尔曼·格拉瑟.德意志文化：1945-2000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7.
⑪巴登-符腾堡州：位于德国西南部的联邦州，首府在斯图加特，在人口和面积上位列德国第三.
⑫汉斯·维尔纳·里希特：1908-1993年。曾在柏林从事过书商和审稿人职业。193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纳粹统治期间从事地下秘密政治活动。1940-1943年服兵役，1943-1946年成为美国战俘，1946-1947年成为左翼杂志《呼声》的发行人，1947年9月创立德国作家组织“47社”，1949年参与筹建绍尔兄妹学院。
⑬VHS Ulm.Programmheft der Ulmer Volkshochschule 1946（1946年国民大学纲领手册）[B].HfG-Archiv Ulm.
⑭Spitz，Renè.Die Wurzeln der 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HfG）[A].in：Internationales Jahrbuch der Erwachsenenbildung（成人教育国际年鉴）[C].1995（23）：139-140.
⑮Spitz，Renè.Die Wurzeln der 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HfG）[A].in：Internationales Jahrbuch der Erwachsenenbildung（成人教育国际年鉴）[C].1995（23）：139.
⑯Wachsmann，Christiane/Hanslovsky，Sabine/Kitschen，Friederike/Vogel，Thomas，eds.“fangen wir an，hier in ulm.”：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die frühen Jahre （“我们开始，就从这儿，乌尔姆”：乌尔姆设计学院——早期阶段）[C].Ulm：Ulmer Museum und HfG-Archiv Ulm，1995：32.
⑰Richter，Hans Werner.Anfänge der Geschwister scholl Hochschule（绍尔兄妹学院的开端）[A].in：Wachsmann，Christiane/Hanslovsky，Sabine/Kitschen，Friederike/Vogel，Thomas，eds.“fangen wir an，hier in ulm.”：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die frühen Jahre （“我们开始，就从这儿，乌尔姆”：乌尔姆设计学院——早期阶段）[C].Ulm：Ulmer Museum und HfG-Archiv Ulm，1995：27.
⑱Geschwister Scholl Hochschule，Vorbereitung zum Prospekt.1949（1949年绍尔兄妹学院筹备手册）[B].HfG- Archiv Ulm.
⑲Aicher，Otl.Brief von Otl Aicher an studio null vom 24.07.48（1948年7月24日艾舍写给零点工作室的信）[B].HfG-Archiv Ulm.
⑳Aicher，Otl.Brief von Otl Aicher an Hans Werner Richter vom 27.03.1950（1950年3月27日奥托·艾舍写给汉斯·维尔纳·里希特的信）[A].in：Wachsmann，Christiane/Hanslovsky，Sabine/Kitschen，Friederike/Vogel，Thomas，eds.“fangen wir an，hier in ulm.”：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die frühen Jahre（“我们开始，就从这儿，乌尔姆”：乌尔姆设计学院—早期阶段）[C].Ulm：Ulmer Museum und HfG-Archiv Ulm，1995：21.
㉑参见Scholl，Inge.Brief von Inge Scholl an Theodor Heuss vom 03.1950（1950年3月英格尔·绍尔写给特奥多尔·豪斯的信）[A].in：Spitz，René eds.Die 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 Ein Beispiel für kulturelle Bemühungen und kulturpolitik in der frühen Bundesrepublik（博士论文：乌尔姆设计学院.一个早期西德文化事业和文化政治的案例）[D].Köln：Universität Köln，1993：43.
㉒Bill，Max.Das Programm der HfG Ulm vom 1951（1951年马克思·比尔制定的学院教育方案）[B].HfG- Archiv Ulm.
㉓杭间，冯波一.从制造到设计：20世纪德国设计[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4：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