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可以成就一批大师，而一批大师也缔造一个时代，学术界亦是如此。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社会、学术都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那是一个产生革命家、英雄和学术大师的时代。

但是，由于中国当时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在许多学术领域内，中国学者尚未涉足。西方学者反而先行一步，走进中国这片未开垦的土地，创造了学术辉煌。

就在此时，法国从事汉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 Édouard Chavannes，以下简称“沙畹”），来到中国，以华北为中心，开始他的考古调查工作。

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

1889年1月，沙畹被法国外交部派往北京。那是他第一次来华，时年24岁。

他的身份是法国驻华公使馆散编随员，可以自行安排研究计划，当时他打算全文翻译司马迁的《史记》，并调查两汉画像石，旁及历代碑铭和少数民族文字的碑刻资料。

为此，1891年沙畹曾前往泰山考察，以印证《史记·封禅书》的记载。

此行还促成了他对泰山祭祀活动和民间信仰的通盘研究，最后写成了《泰山：中国的一种祭祀志稿》（Le T’ai Chan，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 Paris :Ernest Leroux,1910）一书；同时他在泰安碑贾手中购买到武梁祠、孝堂山、刘家村的画像石和碑刻，构成了他另一本书的主要素材，即《中国两汉石刻》（La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

武梁祠第一石

经过四年的研究与考察，收获满满的沙畹在1893年1月回到巴黎，就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席教授。

1895开始，沙畹将已经翻译出来的《史记》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约原书的五分之三的篇幅）陆续出版。到1905年为止，共计出版五册。

1907年3月27日至1908年2月5日，沙畹再次来华做考古调查，他的范围更为广阔，但核心地区仍是华北。

这次他先到辽宁奉天，考察清帝陵墓，然后寻访鸭绿江畔，考察了包括“好太王碑”在内的高句丽遗迹。

好太王碑：东面

然后他从北京到山东，重访泰山、曲阜；再转往开封、巩县、洛阳、登封，一路考察石窟，测量碑石，制作拓片，购买方志。

然后沙畹西入陕西，调查西安碑林，走访唐朝帝陵，拜谒司马迁墓；再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访五台山寺院，特别是对云冈石窟做了详细记录和拍照。

西安府碑林石碑

云冈石窟大佛正面

沙畹此行，在中国同行的帮助，和他的俄国弟子阿列克谢耶夫（V. M. Alekseev）的陪伴之下，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制作了上千张拓本，还记录了大量的笔记，取得丰硕的成果。

沙畹知道这些资料的重要性，回国后即着手整理，编写《华北考古记》（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一书。

《华北考古记》

[法] 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 著

袁俊生 译

定价：398.00

中国画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6

1909年，他先将经过选择的照片刊布为《图版卷》（Planches）两册，计1793张图片，每张都标注题目和拍摄地点；在1913年和1915年，沙畹又分别出版了两册文字考释，即《汉代雕刻》（La sculpture à l’époque des Han）和《佛教雕刻》（La sculpture bouddhique），虽然文字没有囊括他全部的考察行程，但对武梁祠、孝堂山、嵩山三阙以及云冈、龙门石窟等最重要的遗址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阐述。

刻于北魏正光六年（525）的佛座石刻画

沙畹继承了他所景仰的司马迁“践行”的学术传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他把实地的田野考察和书房里的潜心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同时到实地进行调查。

与同时代的中国金石学家的“访碑录式”的专注于文本收集的方式不同，沙畹的实地调查依托于现代学术的考古学方法，不仅对碑刻本身做详细的测量和记录，同时对碑刻或古物所在的祠堂、墓地、周边环境等做仔细的考察和分析。

再加上西方的照相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沙畹的《华北考古记》最终成为划时代的学术丰碑，他本人也由此成为汉学研究的一代大师。

永昭陵墓冢前的人物雕像

沙畹的成就是欧洲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代产物。

20世纪初，欧洲的考古学者们开始实地涉足并挺进陌生的地域进行考察与研究。

沙畹以其学识和眼光，选择了华北作为考察重点；斯坦因（A. Stein）则选择以和田为中心的丝路南道，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选择吐鲁番为中心的丝路北道，伯希和（P. Pelliot）直奔敦煌，尽管他只看到一件敦煌藏经洞写经，不过，他们最终都通过实地的考古调查和随后整理而成的著作，成为各自领域内的学术高峰。

沙畹选择中国学术最核心的华北、泰山、云冈、龙门，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虽然与竞争更加激烈的新疆宝藏相比，他的考察似乎没有那么惹眼，但其学术意义丝毫不减。

云冈石窟第四窟入口东面的佛像。佛像帽子上带有双翼，手拿三叉戟，造像风格明显受到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影响

而且不应忽视的是，在如此繁忙与竞争的时期，沙畹在1903年应俄国皇家科学院之请，翻译出版了《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occidentaux］，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亚史的必备参考书；1910至1911年，他又应友人烈维（S. Lévi）的请求，翻译《选自汉文〈大藏经〉的五百寓言故事》（Cinqcents contes et apologues : extraits du Tripitaka chinois），分三卷出版；1911至1913年，他又与伯希和合撰长文《中国发现的一部摩尼教经典》（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Journal Asiatique,10, 1911, pp. 499-617; 11, 1913, pp. 99-199, 261-395），此书成为摩尼教研究的奠基之作；1913年，沙畹又应斯坦因请求，考释出版了《斯坦因在新疆沙碛中所获汉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Oxford），这部著作堪称整理汉晋木简和西域出土文书典范。沙畹之伟大，正在于此。

我曾给中华书局出版的《沙畹汉学论著选译》写了一篇代序的文章，题为“沙畹著作的接受与期待”，在文中我对比冯承钧翻译的《西突厥史料》等边疆史地、求法僧行记等论著，指出支撑沙畹学术殿堂的几块巨大的基石还没有人翻译。

可喜的是，中国画报出版社敦请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袁俊生先生，将此书全文译出，并利用现代排版技术将图片随文放置，便于学者使用。

相信沙畹这部著作的中文译本的出版，对于两汉石刻、墓葬研究，以及云冈、龙门石窟原貌的追寻，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其学术意义早有相关研究者从不同方面给予定位，在此我就不赘述了。

原创 荣新江 中国画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