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师的知识结构有哪些改变？设计师如何应对这种现状、前景和危机？

蔡新元：设计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回顾从手工艺时代到信息时代设计师作为一种职业类型的变化可以发现，时代的变革不断影响着设计师的职能改变。在数字媒体艺术的环境下，尤其是当今数字技术在深入的改变着我们整个社会的结构和设计师的知识结构，较工业化时期当代对设计师的知识结构的要求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

在工业化时期之前，我们以手工艺人为例，手工艺人的核心职能实际上是对其作品从造型到语义的一种主宰性的表达，即从造物方式到观念传达无不体现手艺人自身的工艺与匠心的表达，作品的优良与手工艺人对生活的敏感性和亲身体验、材料体验悟性、审美及动手能力息息相关。

到了工业化时期，社会分工成为了工业化的最典型的特征。在面向工业生产的产品开发中，设计师就变成了分工合作的生产环节中间的一个部分，设计师只要画出产品设计图纸，工人即可按照图纸进行制作与生产。建筑领域也是一样，建筑师将设计想法画成设计图纸，工人可以去按照图纸进行建造与施工，所以在工业化时期虽然设计师是一个设计的核心，但是它也是一种可独立工作的部分。

纳西族东巴神路图

随着数字技术的介入，我们进入了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实际上是透过更先进的信息传递的手段，让更多的人建立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所以在数字化数字媒体的时代，设计师的职能变成了设计创意工作的组织者和联络者。某种程度上来讲，设计师的跨领域的协作能力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当代设计师应该考虑如何在技术的发展的当下寻找跨界合作与共存的平衡点，尊重历史和传统，应用技术的优势，以合作共存的心态去面对今天的技术世界。所以可以看到当代设计师在项目设计中联络更多的各种行业的专家，比如我们做一个东巴文化非遗传承的项目，设计师就需要联络非遗传承人、动画师、计算机编程的人员，设计师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中间人，让行业之间相互产生信息的连接，最后能够组成一个协作的网络，共同来推进一个有生命力的作品。

因此，数字媒体时代的设计作品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具有了延伸性，这就是数字媒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其通过设计的过程与结果建构更具生命力的网络体系，而设计师正是该网络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当代设计师的创作过程从“创造个体”向“构建关系”转变，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成为网络中的节点上，而非信息孤岛上。

数字媒体技术与艺术在创意文化产业中有哪些应用？

蔡新元：数字媒体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实际上是人的感知，经由技术得到了更广泛的延伸，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而创意文化产业的本质是挖掘“人”的溢价，所谓溢价就是指额外价值，如情感价值。传统的创意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产品为主导的“物化”的产品，而在数字媒体时代，新媒体融合将极大地扩张人的感知边界。换言之，因为有数字媒体技术和艺术的介入，这种体验的边界极大扩张，所以有更多的人参与在这种情感和体验在里面，其价值就会变得非常高。比如动画起家的迪士尼所衍生出的文化创意产品——米奇玩具就是典型的工业时代的创意文化产品。进入数字媒体时代以后，随着文化产品的产业意识不断增强，产业链终于有所延伸，产品形态也丰富了许多。其演变成了一个“活态‘的产品，如动画、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而迪士尼乐园实际是一个迪士尼文化的体验集成环境，它包含电影、表演、沉浸式的游乐项目等各种体验类的项目，在体验经济时代人们更愿意为自己的体验和情感买单，这就是数字媒体艺术的产业应用与商业价值。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创造了包括新的就业机会、新的行业、新的市场，最后推动了在数字媒体时代一种新的创意文化产业。

东巴文化数字博物馆室内

近几年来，国家推出了不少关于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特别是2018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中首次提出“数字创意产业”概念，由此看出数字媒体艺术和技术所结合创造的一个全新的领域。此后，数字创意产业领域愈发活跃，促进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频频出台，2020年我国数字创意产业相关行业产值规模将达到8万亿元。未来产业会加快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全息成像、裸眼3D、文化资源数字化处理等核心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在数字文化创意创作生产领域的应用。

图中一部分是2016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的作品，一部分是GAN人工智能绘制图

人工智能对于当下设计艺术创作的影响有哪些？设计与艺术学科有哪些“进化”趋向？行业对人才的基础素养、实践能力有哪些具体要求？

蔡新元：透过历史可以发现，过去以技术为壁垒的行业，都有可能逐渐被科技和机器而取代。就如19世纪摄影术发明之后职业人像画师就几乎不复存在，同时促使了艺术的变革和印象派的诞生。随着“人工智能”概念诞生与发展，相关技术在艺术应用层面也日趋成熟。当代艺术创作门槛正在放低，精英对艺术的垄断宣告终结，以往没有资格自称“艺术家”的大众能够借助智能工具，自如地表现心中的图像，成为在场的“制作者”（maker）和“创造者”（creator）。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技术极大地提升了艺术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丰富了艺术的形式与创作工具。人工智能时代计算机的“创造力”可以被培养，假定计算机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艺术家来加以构建。使机器具备强大的表征学习能力，也使机器学习从技术范畴上升到“思想”范畴。此时，通过调用包含大量艺术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专家系统，可以实现对机器艺术思维模式的培育，形成具有“艺术自觉”与“创造力”的人工智能“艺术家”。比如，由Google开发的AutoDraw即利用AI算法对艺术家的草图的自动加工与制作，作曲家、诗人、画家等可依靠它来完成基本输出，然后进行扩展与完善。这极大地提高了艺术创作的效率，也意味着开拓出人机合作进行艺术创作的新路径。人工智能艺术在今天不仅是一种从主题、形式到技术都令人惊叹的前卫艺术类型，而在日益扩大艺术的外延。从艺术内部的形式与审美完善，到艺术外部的社会化、政治化触发，人工智能艺术导致艺术功能、艺术价值、艺术家身份认证、艺术评价体系等问题都要重新界定。

2019长江灯光秀启幕秀

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设计应具有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沉浸、可视化、反馈、动态、个性化和生物化，这些特征是一个完整的递进逻辑。在第三次浪潮的第二阶段，即生物与信息、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建构正在成为21世纪后半叶的主要的普及对象，也是生产角度的下一个热点与前景，以生物为媒介的艺术创作触及了生命的秘密，类似于生命科学在实验室的研究进程的延展，但本质上与后者有着绝对的区别：科学实验的主要目的在于得出一个科学合理的结论，而艺术的主旨则是要求作品能引发观念的产生以及与人性关联的思考。

现如今，在AI、VR、AR、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设计需要艺术家全身心接纳先进技术，与AI齐头并进，唯有此才会获得真正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不仅是设计，其实这个规律是同样适用于各行各业，在变更到来之时，各个行业依然会持续发展，然而没有跟上变革步伐的人就可能被淘汰。人工智能一方面为设计创作提供了创意技术与工具，另一方面，也给设计师的生存的危机和考验，在设计行业中最基础的设计是掌握一门技术的美工；高一层级设计师是能够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能总结出理论，而最高层级是能够跨领域整合资源管理与协作的创新者，在艺术发展和科技发展之间找到新的突破点。因此，设计师们除了掌握设计技巧与方法更需要提高自身创新的意识和跨学科整合能力。

“江汉关元宵光影秀”（2013）

您参与过众多国家、省、市重点文化与科技融合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用科技的手段去实现文化的传播？您如何看待科技与设计之间的关系？如何才算完美结合？

蔡新元：从科技与设计的关系来看，在我看来科技与设计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层次，是科技的发展带来了新工具、新可能，而设计是用创意的方法把科技和未来做了一种连接，或者也可以理解为设计是科技的文化催化剂。科技不一定都能进入文化，但是借助设计这种创意的方法，实际上是可以把科技变成一种新的文化方式，将创意与科技的原理做紧密地贴合，由此自由生发出新的领域和空间。

以投影秀为例，我们知道投影机是一种科技产品，以往对投影机的科技关注的是如何更亮，如何有更高的分辨率，其应用场景也大都是会议和教学。但是如果将投影投射在实体建筑外立面上，通过影像融合和畸形矫正技术，就产生了“建筑投影”全新的领域。建筑投影（Projection Mapping）以突如其来的震撼画面、颠覆真实世界的逼真影像，迅速步入社会生活的公众空间，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首先，建筑投影带给人一种最直接真实的沉浸式体验，实体建筑与虚幻影像间的矛盾被缝合，带给观众一种虚实交融的全感官融合体验；其二，建筑衍生出一种强大的媒介功能。其三，对于公众来说，投影逼真迷幻的影像具有极强的造景能力。

我这些年带领团队先后完成了“国庆70周年天安门游行的’光耀湖北’彩车”、“2019武汉长江大桥灯光秀”、2018国庆“我爱你中国”长江灯光秀、武汉市黄鹤楼光影秀、武汉市知音号光影秀、武汉东湖绿道公共新媒体艺术品、APEC 会议北京奥运瞭望塔光影秀、“2013国庆北京天安门广场光影秀”、“武汉江汉关光影秀”等多项国家、省、市重点文化与科技融合工程。

“国庆天安门花篮光影秀”（2014）

设计学科的发展、教学体系设置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蔡新元：从学科发展来看，当前国内设计学科的最大问题是学科分类太细，比如设计学作为一级学科，在设计学之下又划分了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等8个二级学科，而这种学科分类的过细，实际上是工业化时期的分工细化在教学上的一种再现。在从教学体系设置上看，各个学科之间知识重叠且封闭，这种封闭造成的了专业之间的信息不流通，进而导致学生的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在下降。另外，各个学科之间的这种教学培养体系，更注重的是技术方法的培养，如软件等一些方法类的技能训练，而不是一种创意类的思维训练。

国际上，近年来备受科技与艺术界关注的MIT媒体实验室，开展了大量比如可穿戴技术、人工智能、人机交互、虚拟现实、全息摄影、情感计算等科幻味十足的研究。但Media Lab并非来自人工智能，也不是航空航天，它的雏形是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媒体艺术与科学专业的博士项目。媒体实验室在学科与教学上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把重点放在“无定向研究”或者称为“反学科”，即在不同学科间的空白处着力，也就是说他们想做的事情不适合任何现有学科。并要求每个研究者必须掌握至少两个交叉学科领域，具有多维度竞争能力的人齐聚在一起，不受限制地发挥想象力，探索关于人类未来的研究；第二是以创新驱动的教学体系推动发展，强调培养具有敏捷思维能力敢于质疑权威并独立思考的创新者。三十多年来MIT媒体实验室给我们的学科发展树立了一个榜样，展示了团队如何适应和利用反学科方法和一系列核心原则来适应和利用不断发展的趋势和演变的新世界。

“国庆70周年’光耀湖北’彩车”（2019）

应该说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国内设计学教育体系并未全面随时代进步而进步，学科发展理念的滞后，专业数量有增有减，再加上各专业之间的相对封闭，对设计人才的培养而言恐怕不利。对于设计教育者而言，应该站在数字媒体时代的背景下，不断更新对设计的认识，赶得上技术变革的步伐，否则当下设计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设计师就可能被淘汰。学科理念上应该鼓励推动跨学科合作，促进更加专业化和前沿的研究，推动学科向科学、艺术、技术融合的综合性学科，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全球视野、创新精神的高素质设计与艺术人才。在设计教学设置上，应对当前数字媒体介入的智能时代，正是缺少具整合的设计能力人才，应加强学生与社会联系及学科之间的融合，培养其跨学科整合资源管理与社交的综合能力，使学生成为未来设计创新者。

Krebs创造力周期，艺术、设计、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

文章来源：《设计》杂志

采访：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