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荣春近照 摄影/李松

目前美术界能够在美术史论和国画创作两个领域都取得重要成果和重大影响力的名家并不多，阮荣春先生无疑是这不多者中的代表之一。“一手拿钢笔，一手拿毛笔，双管齐下”是学界和画坛同仁对阮先生最常用的形容语。从南传佛教之路的发现到近现代美术史的首书，从美术与考古的交叉到艺术市场学科的创建，再从和谐画风的提倡到“新院体”创作的实践，美术史与中国画两大沃土深深地烙上了他的思想印记，丰富的著述展现出先生在艺术史研究领域鲜明的学术特色及贡献。承蒙《美术观察》［学人档案］栏目主持的信任和委托，我将从阮先生从艺从教五十余载的治学与艺术之路、学术研究跨学科多领域的重要影响、学科建设理论与实践以及在中国画学理论研究等方面进行阐述，以期学界通过我的个人视角，较为全面而深入地了解阮荣春先生所经历的艺术历程。

一、从艺治学之路

阮荣春先生出生于江苏溧阳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江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和长荡湖边的草语花香孕育了他儒雅平和的气质以及谦逊宽厚的性格。儿时的贫困生活与父母淳朴、勤劳品格的熏染，养成了他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品质。阮先生曾创作过一张国画作品《长荡湖忆旧》，反映的就是他儿时艰苦但快乐的美好时光。〔1〕他少年时就酷爱绘画和读书，家乡的青山绿水、湖边的苇草莲叶、花鸟鱼虫、手头上仅有的连环画均成为他美术和文史的启蒙。1972年，他被推荐进入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从而开启了他正式的学艺之路。从入学时专业成绩在班级倒数到毕业时被全系师生投票推荐留校任教，短暂而充实的两年时间里付出的艰辛只有他自己最能体会。留校后不久，学校接到教委关于对口支援兄弟院校师资建设的指示，他被派遣到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一职，一干就是八年。这期间，他在专业上孜孜不倦，没有一刻懈怠，南京大学的宣传橱窗和大门旁边时常可见他创作的国画小品或宣传画。他利用南大极为便利的学习环境，在业余时间旁听了古汉语、中文、历史、外语等课程，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全国第一届学位研究生开始招生，阮荣春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美术史论家林树中教授。在80年代中国受到西方现代艺术新思潮强烈冲击的时候，他依然潜心学术，默默耕耘。1985年的夏天，他取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为了更好地研究佛教美术史，阮先生远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顺利获得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接触了大量西洋名画、日本美术作品，并收集了大量日本藏中国古代美术资料，特别是见到了大量印度佛教造像，由此开启了他对中国佛教造像源流的探索。与此同时，他一边与日本美术家探讨佛教美术源流问题，一边持续国画创作实践，为后来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视野和国画创作的中西融汇积淀了充足的养分。回国之后，在南京艺术学院任教的同时，阮先生走上了行政领导的岗位，继续为学校的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贡献力量。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不忘学术初心，潜心研究，一方面突破性地提出佛教南传之路并得到考古文献及实物资料的持续印证，在中外佛教美术史界引起轰动；另一方面，与胡光华教授合著《中华民国美术史》，成为史论界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奠基之作。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阮先生在美术史研究方面代表性地位。此外，他的中国画创作也在吸取西洋光影透视与水墨渲染画法的基础上，日趋进步与成熟，逐渐形成温润华滋且意境深远的阮氏画风。

2004年，先生的学术生涯和艺术轨迹发生了重大改变。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上海大学校长、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先生给时任江苏省委领导写信，希望江苏能给予上海美术学科建设支持，并诚邀时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的阮先生跨省入职上海大学。阮先生以高度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学科意识毅然受命。他以学术团队带头人、首席教授的身份带领赵宪章、陈传席、胡光华、罗二虎、汪小洋、罗宏才、顾平、胡懿勋等在国内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者在上海大学创建艺术研究院。这一期间，他的研究著述集中于佛教艺术和美术考古两大方面，特别是《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和《美术考古一万年》两部著述，为这一交叉性新学科的确立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有关20世纪中国画风格和“新院体”绘画理论的思考与构建此时也得以系统阐述。2009年，阮先生再次接受挑战，受聘华东师范大学，担任终身教授、紫江学者并创建艺术研究所，开启这所老牌师范名校美术学科建设的新征程。阮先生先后从全国各地引进胡光华、顾平、张同标、何志国、程明震、张晶、张索、顾琴、曹院生等教授、博士，他们中有佛教艺术领域的著名学者、近现代美术专家，也有艺术市场、书法、篆刻创作方面的实力派青年才俊。而以阮先生为首的教授们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不断取得新的标志性成果，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中印佛教美术源流研究”的相关成果成为了阮先生佛教艺术史研究的又一座高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1985年，阮荣春硕士答辩会合影，左起：阮荣春、周积寅、唐雅轩、林树中、王伯敏、谢海燕、刘汝醴、温肇桐、陈履生

二、学术研究成果

作为一名美术史学者，阮荣春先生成名很早。从读硕士期间对连云港孔望山造像时代的考辩，到留日期间集中于佛教南传之路的探寻，到近现代美术通史研究的开创，到中印佛教源流与发展的深论，再到美术考古学科体系的研究与构建，不断积淀并形成他学术研究的三大领域，出版专著《沈周研究》《佛陀世界》《中华民国美术史》《佛教南传之路》《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国绘画通论》《美术考古一万年》《佛教艺术》等二十余部；发表论文《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孔望山佛教造像时代考辩》《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概述》《美术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和学科建设》《西洋画在中国肇如期汇考》等五十余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学术观点。

对于阮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史论家薛永年先生曾评价道：“其治学也，高屋建瓴、博古通今、既开研究中华民国美术史先声，又创中国佛教兴于南方之说，复致力于艺术史于考古学之交叉，著述丰富，多有建树，虽根究他律而不离本体，治史有方。”〔2〕1985年，《考古》杂志发表了阮先生第一篇学术论文《孔望山佛教造像时代考辩》。孔望山佛教造像被当时学术界权威史树青、俞伟超等认定为东汉佛教造像，作为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国内考古与艺术史界有着巨大影响。阮荣春在对孔望山摩崖造像进行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之后，从文物制度的时代特征、造像风格的时代精神以及佛教造像艺术有无在汉末传入孔望山的客观可能性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得出结论：“孔望山摩崖佛教造像的开凿年代不是汉代，而是唐代前后。”〔3〕此文一出，引起美术史界特别是佛教艺术史界的一阵热议；日本东京大学《国华》杂志全文译载。他的底气来源于自己严谨的分析和实地的考察，就文物制度、时代精神以及传播途径等问题进行有理有据地分析与推断。另一篇论文《“东汉佛教图像”质疑——与俞伟超先生商榷》，通过分析“和林格尔壁画墓中的故事佛舍利像”“麻浩崖墓坐佛像”“沂南画像石之立佛像”等图像内容与形式，对俞伟超先生举出的几处“东汉佛教图像”提出异议，认为其与佛教内容实不相干，推翻其“确已出现的东汉佛教图像”的结论。〔4〕阮先生由此开启了佛教艺术研究之门，也逐渐建立起推陈出新、大胆立论的学术信心。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成果是阮先生佛教艺术研究里程碑式的著述。1989年，阮先生在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客座研究一年，使他有机会在日本各大博物馆看到了大量印度佛教造像，并促使他将之与中国南方出土早期佛教造像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以实物为根据，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他提出“佛教造像先兴于南方后盛于北方，在公元3世纪前后，有一条从中印度经长江流域到日本的佛教文化传播线”的学术主张。此后日本龙谷大学出巨资组成由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和日本龙谷大学的佛教南方之路联合研究组，于1990年开始在江苏、浙江、安徽、四川、云南、广西、湖北等地沿长江流域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组主要成员有日方龙谷大学上山大峻、山田明尔、木田知生、入泽崇等教授，中方有阮荣春、刘俊文等学者，顾问团由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和日本龙谷大学校长信乐峻麿、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南京艺术学院林树中教授领衔。两年多的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现了大量早期佛教造像资料，进一步印证了阮先生“南传佛教之路”的观点，且可知佛教南传系统远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5〕在“佛教南方之路”中日学术研讨会召开之前，阮先生就南传系统中如秣菟罗佛像的产生及向周边诸国的传播、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的艺术特色、对北方石窟艺术影响、“南传”与“北传”造像系统的比较以及早期佛教造像流传对于中日佛教艺术发展的关系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著文《“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概说》《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以及《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续）》等予以阐述、论证。〔6〕欣喜的是，后续考古出土的大量实物资料清晰地验证了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由西而东的整个流势。〔7〕20世纪90年末阮先生的研究专著《佛教南传之路》出版，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被著名考古学家梁白泉先生誉为“一本全面、系统的惊世骇俗”之作。当时日本的《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国内的《大公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国内外知名媒体争相报道，认为“佛教南方之路的发现在佛教艺术研究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

随着阮先生“中印佛教美术源流研究”重大课题研究的推进，他率领专题考察团五次亲赴印度考察，几乎走遍了印度境内主要的佛教美术遗存，查阅境外有关中印佛教美术研究的相关资料一百多册。〔8〕最终在对中印现存佛教壁画、石窟艺术的考察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资料，以通史记述的方式，以时间为主要脉络，以地域为主要内容，著成《从天竺到华夏：中印佛教美术历程》一书，阐述从印度到中国佛教美术的发展及本土化历程。该书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图文并茂，是中印佛教美术交流的重要研究成果。〔9〕这一课题较为重要的学术贡献还有：确立了中印佛教艺术的源流与发展一方面体现在古印度佛像大发展时期——贵霜时期、笈多时期和波罗时期辐射到中国，形成了影响中国佛教艺术的三次高峰，和从“师仿”到“创新”两个层面；〔10〕另一方面古代西域佛教艺术既吸收印度、罗马和希腊艺术因素，又包含中原文化及西域本地特色，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此认识基础上，团队完成了《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三卷本、《佛教艺术的东传研究丛书·印度卷》九卷本等成果，对佛教美术的研究具有积极推动意义。

阮先生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重要领域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南京艺术学院老校长刘海粟先生在近现代美术教育所做的杰出贡献及学校图书馆和南京档案馆存留的大量民国时期的美术文献为彼时留校任教的阮先生与当时正在南艺读博的年轻学者胡光华注意到，他们投入极大的热情搜罗、整理、研究，通力合作，于1991年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华民国美术史》一书，从此开启他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先声。2005年该书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更名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再版，并在原版本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史料和图片，论述也更为全面系统，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通史研究的一座界碑。整部著作以时间为线索，从1911至1949将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分为“中国美术的近现代化”“中西美术的混流”“现实主义美术的鼎盛”三大部分，准确地把握了这一时期中国美术发展脉络和整体特征。全书查找了大量民国时期报纸、期刊、信札、档案，翻阅了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美术馆的珍贵照片、图片以及美术作品，尽可能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再现近现代中国美术发展的曲折历程，揭示近现代中国美术发展的艺术规律。其中“西方绘画东渐的三条途径”“中国近现代美术界留（游）学人员名录”“画坛三重臣——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南黄北齐”“南张北溥”“三吴一冯”“二徐之争”等重要观点的凝练和提出及时填补了当时美术史研究的空白，成为后来此领域研究者不可绕过的奠基之作。

从上述可知，阮先生的研究一方面立足于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另一方面立足于艺术认知的广博与精深。他在长期进行的学科建设实践中，逐渐找到一个可以将二者交叉融合并相互促进的研究方向——美术考古。当然，“美术考古学”并不是阮先生创建的。但是，在美术考古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还处于较为起步的阶段，特别是其学科定位和发展方向还存在诸多分歧的情况下，2004年阮先生在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设立硕士研究生美术考古方向，并与他的博士研究生黄厚明一起撰写了《美术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和学科建设》一文，从美术考古学与考古学、美术史学关系的问题出发，探讨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方法，并明确提出：“美术考古学是人文科学中一门卓然独立的学科。”〔11〕进而，阮先生组织美术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编著出版《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该书上编系统论述美术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对中西方美术考古学科进行了分别论述和比较；下编则是以分期研究方式，在考古实物和文献的互证下进行中国美术发展历史的深入研究。此外，由阮荣春先生主编的11卷本《美术考古学丛书》，分别以“美术考古学学科体系”“美术考古与美术史”“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美术考古与艺术美学”“中国古代绘画的知识考古”“美术考古一万年”“中国美术考古研究现状”“西部美术考古”“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和“美术考古与文化资产”为题，第一次全方位、立体式地对美术考古学科的学科理论、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进行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可以说，阮荣春先生是构建和确立中国美术考古学科体系的专家代表之一。

此外，阮先生还著有《沈周研究》一书，详细论述了沈周的生平经历、艺术道路以及艺术成就，在沈周绘画艺术的师承关系梳理、绘画创作发展过程分期研究以及代表画作分析等方面都有个人独特的见解。本书虽然不是鸿篇大作，但却是国内第一部以沈周为个案的专题性著作，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意义。

阮荣春主要著作

三、学科建设成效

阮先生在美术学学科平台构筑和学科建设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重要成就亦不可忽视。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作期间，也是学校学科建设大发展时期，他无论是作为分管领导还是学术团队带头人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进入上海大学创办艺术研究院后，阮先生根据麾下学术团队成员的研究特长和优势成果，以及对于沪上美术学科发展趋势的推断和预判，确立了美术考古、近现代美术、艺术市场三个重要学科方向，既充分发挥艺术研究院三个学科方向人才的教学与科研成果，又充分利用了上海地域以及上海大学的学术资源和优势。到沪一年后，阮先生即完成了钱伟长校长期待的申报通过上海大学博士点的任务。

2009年，阮先生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创建艺术研究所，他继续创新求变、积极探索的工作作风。2014年，阮先生申报确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中印佛教美术源流研究》，以此为学科突破口，调整学科方向，积极引进人才，组织佛教艺术研究团队攻关，锻炼出一支人人有国家项目在手的学术科研队伍。2014年，在原有学术力量的基础上重磅引进原浙江书协副主席张索先生，增设了书法方向，并与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合作，共同建立起上海高等教育书法研究、创作实践与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基地。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博士点申报获通过；2018年，在美术学学科排名中位列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之后为全国第五位。

阮先生很早就意识到美术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学术研究平台的建设与提升。无论是南京艺术学院时期主要推动，还是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时期牵头申报，一次次博士学位授予点顺利获批、一个个国家社科项目成功立项、一本本学术含量极高的著作屡获嘉奖、一批批美术学硕博高层次人才崭露头角，都是他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成果的最好诠释。早在南京时，他主导了南京艺术学院的学报改革，从专业研究的学术性和期刊运行的专业性出发将原学报《艺苑》分为“美术与设计”和“音乐与表演”两个专刊，立竿见影迎来投稿数量与质量双丰收的效果。时至今日，这两个专刊同时入选南京大学核心来源期刊（CSSCI），就是对当时阮先生大胆改革的最好褒奖。到上海后，在现有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美术教育和国画创作实践的基础上，阮先生特别重视学术艺术的传播、交流与推广，先后创办了《中国美术研究》和《画院》两本美术专业辑刊，一本定位于美术理论研究，具有很强的学术研究深度和学术影响力；一本定位于国画创作研究与交流，具有很强的美术传播广度与市场号召力。其中，《中国美术研究》自2006年创刊以来，经过阮先生的持续引领和倾心付出，成功入选南大核心期刊（CSSCI）辑刊，成为美术史论学科的重要学术期刊之一。

长期在高校从事美术教育的阮荣春先生还是一名卓越的教育家，为我国美术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培养了佛教艺术、美术史、美术考古以及艺术市场等诸多领域的学术型人才和国画创作的学者型画家；学生中，有一人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并入选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如今仅硕、博士就近百人，其中知名学者、教授、专家、博导、高校院长、出版社社长、杂志社主编等不乏其人；学生申报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十余项。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谨遵他学术至上、技道并进的教诲，为一代又一代年轻学人的成长奉献力量，可谓“桃李满园，格外芬芳”。

四、国画艺术观

阮先生的国画艺术观是建立在他对于当代中国画创作趋向思考和绘画理论体系构建基础之上的理论总结。十多年前，针对当代画坛“浓重粗野”的不良画风和浮躁习气，阮先生旗帜鲜明地倡导“院体精神”，引起了一场积极的思考。他在《20世纪中国山水画的历史定位及画风趋向》一文中分析了20世纪中国山水画风经历的复古、创新和新复古三个阶段，一一点评画坛名家，坦率指出“20世纪中国山水画低潮的原由是‘浓重粗野’的画风导致”，提出“可以用院体精神去改良中国画”。〔12〕此文引起画坛的争议，甚至是口诛笔伐，其中孙克先生在《墨痕》发表的《对于阮荣春先生评价20世纪中国画坛的不同看法》最具代表性，也最为针锋相对。阮先生与胡光华教授先是在《阮荣春“炮轰中国画坛”？——胡光华对话阮荣春》一文中以对话的方式继续阐述阮先生对当代山水中国画风的评价和以“院体精神”加以改良的方法和决心〔13〕，接着又发表了《“浓重粗野”与两个否定——答孙克先生》一文，再次重申：“倡导‘院体精神’，即最为历代画院画家们所重视的四大要素（格法、修养、气韵、意境）和三韵（神韵、墨韵、气韵）。还提出了山水画大师应具备的三种能力，即造景造型能力，用笔用墨能力，及营造作品气韵的能力，以此来改良当代中国画创作之风。”〔14〕阮先生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既不“自恋式”全盘肯定，也不“自杀式”全盘否定，这几篇友好、客观、理智的商榷文章在国内艺术界引发积极响应推动了艺术学科的健康发展。

阮先生认为和谐时代当扬和谐画风。绘画是一种语言表达，当以平淡温，意在言外为上。在此基础上他系统地提出了“新院体”之说：要倡导“正气、文气、静气”，即作品要弘扬中华民族的堂堂正气、深蕴文气和静穆雅逸之气；并进一步明确提出表现中国画的墨韵、神韵、气韵的“三韵”和造型造境能力、用笔用墨能力、营造气韵能力的“三力”之说，强调“技道并进”。他的中国画创作正是其艺术观与人格的外化，处处洋溢着雅正磊落之气。从2006年的“中国首届十大山水画家作品展”到2008年的“传统与创造——阮荣春中国画全国巡回展”，再到近十年持续举办的中国国家画院阮荣春教授师生画展等，从北京到山东，从南京到上海，从西安到郑州，中国美术馆、山东省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上海刘海粟美术馆、西安亮宝楼美术馆都留下了他的创作足迹，他所倡导的“新院体”画风从绘画研究理论到绘画创作实践都对当今画坛，特别是中国画的创作思想、格局范式及画风趋向产生深远的影响。诚如薛永年先生在阮先生画展前言中所言：“如阮君者，无愧真学者型画家也。其理论学术视野开阔，融会贯通，故有问题意识。其绘画以理论为先导，穿透时弊，故独出手眼。”〔15〕

年过七旬的阮荣春先生于今年上半年荣休，但他的研创工作并未停下：还未完成的国家重大招标工程，前期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汇总，个人国画作品展的筹备，等等。换句话说，阮先生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生涯才刚起步，期待阮先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佳著与佳作。

阮荣春代表性著述目录：

1.《孔望山佛教造像考辩》，《考古》1985年第1期；

2.《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东南文化》1990年第1期；

3.《中华民国美术史》，四川美术出版社1991年7月版；

4.《佛教伝来の道：南方ルート》，日本京都雄浑社1996年6月版；

5.《沈周研究》，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6.《佛教南传之路》，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3月版;

7.《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7月版;

8.《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天津美术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9.《美术考古一万年》，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10.《从天竺到华夏：中印佛教美术历程》，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版。

注释：

〔1〕邓福星主编《胸中丘壑：阮荣春的艺术世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第77页。

〔2〕邓福星主编《胸中丘壑：阮荣春的艺术世界》，第12页。

〔3〕阮荣春《孔望山佛教造像时代考辩》，《考古》1985年1期，第78页。

〔4〕阮荣春《“东汉佛教图像”质疑——与俞伟超先生商榷》，《东南文化》1986年5期，第205—211页。

〔5〕详见阮荣春《中日联合研究组情况汇报之我见——在开幕式上的发言》，《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1992年2期，第5-7页；《再谈“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在“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东南文化》1991年12期，第56—58页；阮荣春、［日］木田知生整理《“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调查资料》，《东南文化》1991年10期，第49—54页。

〔6〕详见阮荣春《“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概说》，《东南文化》1991年8期，第57—61页；《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东南文化》1990年5期，第33—45页；《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续）》，《东南文化》1990年6期，第163—177页。

〔7〕阮荣春《论早期佛教造像东渐的“时空差”》，《东南文化》1994年1期，第96—98页。

〔8〕阮荣春、朱浒《从孟买到金奈——南印度佛教美术遗迹考察笔记》，《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3年6月，第8—24页。

〔9〕阮荣春、张同标《从天竺到华夏：中印佛教美术历程》，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

〔10〕阮荣春、张同标《古代印度佛像影响中国的三次高峰》，《艺苑》2011年9月，第6—10页。

〔11〕阮荣春、黄厚明《美术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和学科建设》，《美术与设计》2003年11期，第4—11页。

〔12〕阮荣春《20世纪中国山水画的历史定位及画风趋向》，《中国书画》2006年11期，第62—65页。

〔13〕胡光华、阮荣春《阮荣春“炮轰中国画坛”？——胡光华对话阮荣春》，《中国书画》2007年4期，第78—85页。

〔14〕阮荣春《“浓重粗野”与两个否定——答孙克先生》，《中国书画》2007年12期，第58—61页。

〔15〕邓福星主编《胸中丘壑：阮荣春的艺术世界》，第15页。

朱亮亮 常州工学院社科处副处长，副教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