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地中海霸权

罗马帝国历史的起点与终点在什么时候？伍尔夫为读者勾勒出帝国发展的时间轮廓。伍尔夫起笔自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的公元前753年，一系列的传奇故事展现出王政时代现存记载的神话特质。接下来的帝国史被分为共和国、早期帝国和晚期帝国。寻找罗马帝国的终结点则有些困难，阿拉伯人在公元717年围城君士坦丁堡似乎是一个可行的时间节点，但拜占庭的帝国真的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更有资格成为罗马帝国吗？伍尔夫对此并不确定，他将这个问题留给读者思考。

帝国的生成、崛起、成功、在危机中的存活都是伍尔夫探讨的内容。为了解答这些复杂的问题，比较罗马与其他帝国的处境成为了必要之举。作者尝试给出简单的答案。“罗马”既包括罗马城，也包括罗马帝国，还包括罗马的遗产，例如后来自称第三罗马的莫斯科。世界上如此之多的帝国之中，作者认为，波斯的阿契美尼德和萨珊王朝、北印度孔雀帝国和秦朝以后中国的帝国可与罗马帝国相比较。在农业、铁器、文字、钱币、度量衡系统、国土面积、社会等级、仪式等方面，这些帝国有时可以被称为羁縻式帝国或贵族帝国（tributary or aristocratic empires）。帝国的征服一般十分迅速，先前独立的族群被一个或多个统治族群征服，这一过程难免需要依靠地方精英的支持。同时，还需要他们来帮助帝国征税。相比只有臣民、没有公民同胞的波斯和中国，公民权就是罗马帝国与众不同的典型特征。

油画《凯撒之死》。

《意大利的统治者》部分进入罗马崛起过程与早期历史的迷踪。地理因素是伍尔夫用于解释罗马得以与伊特鲁里亚抗衡的要点：首先，台伯河作为边界，同时在交通和经济方面发挥作用；其次，罗马地处伊特鲁里亚边缘，因而没有过多参与无谓的竞争。第二点听上去不免有几分牵强。接着作者进入对早期罗马的拉丁—伊特鲁里亚杂合性的讨论，神话与历史的分野在记忆中似乎并不那么清晰。在他看来，驱逐伊特鲁里亚的塔克文家族对一些人标志着罗马的开端，史家们致力于将社会神话组织的记忆理性化，为罗马赋予一个适当的过去。如此一来，许多故事的结尾是富有道德意义的，罗马人将城邦存亡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近年来史学界对环境史和生态史的关注，使得罗马帝国的盛衰有了新一种解释。《帝国生态》围绕着地理环境、农业和生态与帝国的关系，揭示了罗马扩张导致生产的集约化，而非环境的大规模转型。古代帝国生态与现代帝国生态有着巨大的区别，罗马扩张带来的环境变迁总体看来比欧洲帝国要更零碎，也更微小，并未造成大规模物种灭绝。

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坎尼会战。

接下来的叙述进入了共和国中期的扩张，罗马人通过与皮洛士、迦太基人和马其顿的一系列战争，最终获得了地中海的霸权。罗马扩张的内在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压力，战利品和威名吸引人们出征，但这不能充分解释罗马帝国主义，因为许多古老的国家都频繁征战，称霸者却在少数。外在因素则包括实际和想象的威胁。让罗马陷入扩张的是公元前四世纪来建立的盟邦结构。迦太基近在咫尺，东地中海群龙无首，扩张主义的动力加速升级。伴随着扩张而来的还有军队的转型。奥古斯都以前的罗马军队虽然以公民募兵为主，但军队构成十分复杂，重装步兵的队伍容纳了不同的族群。此外，都城扩大、帝国税收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土地分配的变化与显贵家族的崛起和繁荣都对罗马扩张有所影响。

在放眼地中海格局之后，伍尔夫将读者引向罗马的家庭。罗马帝国是贵族式的，以家族为核心，奴隶制补充劳动力同样依附于家族存在。军事侵略可能发展了奴隶制，奴隶作为财产出现在各个地方，农场、矿山、餐桌、卧室遍布他们的身影。教师、理财者、知己也不乏奴隶身份。奴隶被释放后享有一定限度的公民权，同时与主人的家庭保持着密切联系。共和国末年，每个豪门望族都可能有数百的奴隶。在大家族中，罗马的家父（paterfamilias）在财产、监护和仪式等诸多家族事务中都处于首脑地位。在家族之外，恩庇关系网络也对罗马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不同阶层、地位的人们交换利益与敬意，这种关系网将有势力的罗马显贵与门客链接起来，在帝国统治中也不可或缺。

格拉古兄弟。

公元前2世纪，奴隶在经济中越发重要，但也带来社会问题，西西里就曾发生两次大规模奴隶暴动。不过，奴隶起义显然并非罗马帝国面对的唯一挑战与危机。伍尔夫尝试揭示了罗马人面对的内忧外患。罗马曾经的盟友转身成为威胁，朱古达的崛起便是如此。直到马略到来，朱古达在公元前107年被捕，对罗马的反抗才宣告结束。本都国王密特拉达梯五世也和朱古达一样，利用和罗马的友谊来拓展势力，挤压卡帕多奇亚诸国王。随着实力的持续积攒，其子密特拉达梯六世变为罗马的威胁。而罗马本土，随着平民派的崛起，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引发了较大争议和冲突，改革者最终不幸死于暴力。公元前91年，罗马与意大利的冲突爆发，这再次改变了意大利的情况。公元前87年，许多意大利人成功赢得了罗马公民身份。伍尔夫将这些危机归咎于对盟友反复无常、忽略或干涉洗劫行省的两极行为、包税人对帝国存续的不关心等结构性问题。

库布里克导演作品，电影《斯巴达克斯》。

罗马人何以征服地中海？波利比乌斯曾归功于罗马混合政制，希腊人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得斯不仅赞颂了政体的优越，还强调罗马的包容性——吸纳外邦人进入公民团体。第八章《承受天命》试图回答这一问题。道德化修辞与宗教敬畏出现在罗马人的记述中。个人美德与公共行为紧密相连，且进一步对罗马的成功有所贡献。共和国的演说辞时常抨击政敌的私人道德问题，罗马作家们也从未停止过感叹道德的衰落。奥古斯都身上的正义、仁慈、虔敬正是罗马人高呼的美德。罗马人相信诸神支持他们的霸权与扩张，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便把罗马的崛起理解为朱庇特愿望的实现。元老院和祭司耗费大量精力去阐释征兆、讨论如何引进新神、进行占卜等行为都展现出罗马人的虔诚。伍尔夫则质疑罗马人将帝国扩张归因于诸神的喜爱的做法。在他看来，恩庇制、奴隶制、军事同盟和罗马法在助力扩张中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

接下来伍尔夫聚焦于共和国晚期的将军群体，展现出马略、苏拉、庞培、恺撒等将军们的政治结盟与斗争。个人野心激发了一系列的内战、征服与劫掠。腐败、敲诈勒索、海盗等问题也造成了帝国的危机。在混乱的政局、内战与强人同盟带来的虚假和平交替期间，公元前1世纪70-50年代的经验促进了制度创新。具体而言，地方长官委任而非选举产生；军事行动由一位指挥官负责协调，而元老院和人民丧失这方面的话语权。

日常生活与信仰世界

在公共生活之外，伍尔夫引领读者走进共和国晚期罗马人的生活，讲述帝国精英与知识分子的资产、道德及其与希腊的交游。罗马精英与现在的富豪生活也有几分相似之处，购置庄园并前去度假也是当时的潮流。但罗马道德学家始终没有放弃对奢华的抨击，他们自始至终都提倡节制的生活。西塞罗把道德沦丧视为社会问题的根源，而非利益冲突或体制问题。对罗马精英而言，知识生活与希腊文化密不可分。希腊书籍随着战争的掠夺来到罗马，同时又吸引了罗马人前去雅典、罗得斯岛等地访学，也使他们欢迎希腊学者前来罗马寻求庇护。

决定凯撒与庞培命运的法萨卢斯战役。

随着屋大维在亚克兴海战的胜利，罗马帝国进入了元首制时代。第元首制作为一种君主制，其要素包括宠臣、顾问、秘书与卿相组成的核心圈；宫廷密谋，中央对信息的集中与对资源的掌控；以宫廷为中心的恩庇关系网；世袭继承原则。帝国的首位元首屋大维将权力集于一身，却成功地免于恺撒被刺的命运。他化身为拯救者、征服者、庇护人，他的成就超越了其同辈人和先辈。而接下来的诸位皇帝似乎很难再达到这位典范的地位。在元首制下，元老院逐步丧失了接见使团的职能，其法律权威也逐步让渡给皇帝。骑士阶层在公元4世纪末也不再显赫。尽管皇权并不总那么稳定，时常频繁更迭，但君主制依然经久不衰。伍尔夫引入了仪式王权（ritual kingship）的概念来解释君主制的持久与重要。皇帝作为仪式的中心和帝国的重心与象征随处可见，出现在帝国各处的公共庆典中。

皇权的象征力无疑带来了凝聚效果，帝国的持续显然还有赖于资金。在塔西陀的时代，军队吞噬了帝国税收的大半资金。这些庞大的税款是如何收缴的呢？早期帝国都是大型再分配系统，对土地和人力等资源高度依赖，其经济基础为农业，而大型基础设施、道路与货币体系的建设帮助帝国实现流动并平衡财政。罗马帝国作为贡赋帝国，征募了各类地方统治者成为其代理人：包税人追求利益，官僚体系征税则增加成本。不过，包税在西班牙和亚细亚地区出现问题。于是，恺撒将征收土地税的工作委托给亚细亚的地方精英，这种模式在公元1世纪初更为普遍。不过，依赖地方精英意味着将权力让渡给罗马行省。皇帝的征税手段似乎是反应性和适应性的，并不注重各行省的统一与平等。这种多元化的税收体系无疑也存在缺点：税收运作存在不确定性；将税负压在最贫穷者身上，因为特权阶层会获得免税权；灵活性极小。

哈德良长城。

帝国的供养使得城市的增长显而易见，城市的数量、密度与人口都显著增加，帝国城市人口总量在公元200年左右达到了最高点。公元3世纪，城市开始逐渐萎缩，长途贸易也逐渐衰退。

战争再次成为全书最后的主题。罗马人既追求荣耀同时也渴望安全。从亚克兴海战结束后，安全便胜过荣耀。尽管图拉真将罗马帝国的版图拓展到极致，但他短命而无效的征服表明扩张已不再那么适合帝国的处境。在征服的热情逐步褪去后，帝国公民身份的拥有者仍在逐步增多，罗马的同盟身份并不能充分概括新加入帝国的人民身份。公民权、洗浴生活、教育和人口流动皆影响罗马身份认同的构建。身份认同由日常生活和训练创造，是一个自我意识的体现，而非一套关于罗马性的抽象概念。罗马人并不执着于创造与希腊文化平行的高等文化，而是创造一种普世文明（humanitas）。

在元首制时期之后，本书的最后几章围绕着基督教帝国展开。在此刻的帝国，好坏皇帝的标准不再局限于美德与对传统的遵从，而是新增了对教会的态度。基督徒们将君士坦丁视为帝国的第二位缔造者，批判戴克里先等迫害者。军人皇帝登上帝国统治的舞台，应对与北方蛮族的战争。作为贡赋帝国的罗马从未幸免分裂的风险，罗马人与蛮族的战争伴随着多神教与基督教的斗争，宗教之争以基督教的胜利告终。公元5—7世纪，入侵、分裂和急剧萎缩便是帝国的真实写照。帝国的萎缩不仅限于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减少，经济和行政结构也遭受同样的命运。但是，罗马帝国的韧性仍在，帝国的遗产以各种形式继续留存。

延续至今的遗产

我们何以对罗马帝国如此了解？偶然和运气之外，别忘记罗马人希望被后人发现，他们试图向后代子孙传达信息，透过纪念物及覆盖它们的文字。罗马统治以前的帝国西部，他们的过去几乎消失了。他们将自己视为特洛伊难民与希腊英雄的后代，古代地名遭到遗忘，语言亦如此。犹太、巴比伦、腓尼基和埃及等地的过去则仍有迹可循。但它们同样历经改造以便适应希腊化的记忆与传统。帝国意识保留在幸存的东西中。

罗马万神殿。

罗马帝国为何比其他帝国享有更丰富的记载？历史文化、生态与经济因素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地理环境的稳定、建筑材料的持久、中世纪房屋或沙漠的包裹、罗马潜在继承人的政治意图都有助于遗迹的保存。历代政权利用罗马的权力象征发展自己的帝国形象，罗马的过去不断被僧侣、学者、艺术家等人复生和再利用。罗马帝国的未来也令人向往，考古遗迹得到保存，大众的兴趣功不可没。

伍尔夫笔下的罗马帝国生机勃勃，如此遥远又近在眼前。权力的交替、战争与扩张、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多样、宗教崇拜与争端、罗马城与行省的关系等诸多重大问题都跃然纸上。美中不足的是，本书仍存在少许编校问题，例如开篇的荫庇制度可译为恩庇制度，与后文统一。少许词句似乎还有待进一步润色，例如第201页“但更大的经验也很清晰”。少许术语的译法可能有待商榷，例如第325页中“奥林匹克运动会”译为奥林匹亚赛会或许更符合学界习惯。第326页的palaestra翻译为运动场似乎不能体现出设施与摔跤运动的密切关联及其综合性。瑕不掩瑜，此书显然是引导读者领略帝国风光的上乘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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