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初我回到巴黎，因能再与友人见面而感到欣喜非常。我与阿拉贡（Aragon）、布勒东（Breton）、德尔美（Dermée）、艾吕雅（Eluard）、雷伯蒙·德塞涅（Ribemont-Dessaignes）、毕卡比亚（Picabia）、比莱特（Péret）、苏波（Soupault）、希格（Rigaut）、马格莱特·布菲（Marguerite Buffet）及其他人一同参加示威，激起了巴黎群众的强烈不满。达达主义于1月23日在巴黎面世，由一群达达主义评论家，《文学》（Littérature）杂志的同人办了一场午间表演会。路易·阿拉贡是个修长而带女性美的年轻男子；布勒东的行为则带有宗教分离主义的烙印；雷伯蒙·德塞涅简洁的外表下隐藏着内心对人性的火热指控；菲利普·苏波柔和的表情与怪异的形象同时出现。他们都在会上朗读自己的作品。毕卡比亚在经历无数影响之后——尤其是受到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清晰而强力的思想影响之后——展出数幅作品，其中一幅是以粉笔在黑板上完成的，却在台上把它擦掉；换言之，那幅画只存在了两个小时。至于我的达达主义作品，则是我在一个电钟不断闹响期间阅读一篇报纸文章，自然没有人听到我在读什么。大家对这种艺术大喝倒彩，激愤地大叫：“够了！够了！”本来这个行为有一个未来主义的解释，但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站在舞合上，我的视线、表情、行动，应该已经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我说了什么这并不重要。
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广场上，数以千计的群众来自不同的阶层，激烈地抗争和示威，他们的喜乐与不满被不期然的叫喊和大笑声打断，令这些骚动的意向不明，却又形成混杂和美丽的衬托，伴着六个人一起宣读的宣言。报章上说听众中的一位长者表现过激，还有人喷射反光粉末，又有一位孕妇被抬走。有些报章又报道查理·卓别林会为达达主义举行一场演讲。尽管我们否认了这个传闻，其中一个记者还是终日紧盯着我。他以为查理又有一些引人注意的举动，要给大家来个出其不意。我好像记得毕卡比亚在示威开始时即离场而去，足足五个小时都找不到他。整个集会以“发卡氏国王”布维松（Buisson）的一篇讲词作结。布维松有一份古怪的职业：他每天在玛德连大道上为人占卜未来，夜里则在地铁站外兜售报纸。
Nic Aluf. Portrait of Sophie Taeuber with Dada head, 1920. Gelatin silver print, 20.9 x 16.6 cm. Galerie Berinson, Berlin © Estate of Nic Aluf
几日之后，这个组织在一所教堂改成的戏院——坐落于霍布尔会所（Club du Faubourg）的范围内——里进行了达达主义的解释大会，观众中包括三千多个工人与知识分子。我们四人——德塞涅、阿拉贡，布勒东和我走到台上；李奥·普尔德（Léo Poldès）任主席。这个场合里的观众比较认真：他们起码会听我们说些什么。他们以刺耳的叫声发表不满。那个穿着苏格拉底装束在巴黎到处晃荡的哲学家雷蒙·邓肯（Raymond Duncan）与所有他的支持者一同出席。他还替我们辩护，叫群众安静下来。然后就开始了一场辩论。所有最好的社会主义演说家各据一方，分别支持或反对我们。我们回应了攻击，然后群众就齐声起哄。阿拉贡为那个富有纪念意义的下午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新写作》（Les Ecrits Nouveaux）上。
一个星期后，有关达达主义的辩论在民众大学（Université Populaire）展开。艾吕雅、法兰奇尔（Fraenkel）、德尔美、布勒东、德塞涅、苏波与我一同全力支持这满载不同政治热情的集会。所有主席的宣言都在达达主义杂志《文学》上刊登——大家都知道达达主义运动一共有三百九十一个主席，而每个成员都可以成为主席，毫无困难。
于是“391”成为我们创办的评论杂志的名称，后来扩展成一份世界知名的期刊。人们最后却对这本刊物敬而远之，因为刊物把事物的本相真真切切地表达出来，没有任何雕饰。多少评论人因此为往日愚不可及的言行而懊悔不已！
一些伪善的立体主义者以关心现代艺术为名传出有关立体主义与达达主义不和的谣言，最后导致两方彻底的分裂——这事件反而为原本濒临分裂的十九位达达主义者带来一股新的凝聚力。
被我们称为黑暗中新金属的发明者的艾吕雅，出版了一本名为“谚语”（Proverbe）的评论刊物，它由一群达达主义者协办，又自成一格。那完全是矛盾的逻辑和语言。苏波这样形容《谚语》的合作者：
路易·阿拉贡，玻璃注射管。
亚普，清洁的皱折。
安德烈·布勒东，风暴中的一杯水。
保罗·艾吕雅，星星的护士。
法兰奇尔，大地的毒蛇。
本雅明·比莱特，柠檬柑橘。
雷伯蒙·德塞涅，蒸汽人。
雅克·希格，穿洞的碟子。
菲利普·苏波，音乐尿壶。
特里斯坦·查拉，长着珍珠头的人。
达达主义的传单与书籍向巴黎以至全世界传播焦虑与不安。
Catalogue cover from the Dada exhibition in Paris（L）；Calling card of Cabaret Voltaire in Zurich, where the Dada movement was founded（R）
5月在奥胡剧院（Théâtre de l'Oeuvre）的示范由甚具气魄的路尼-坡（Lugne-Poe）主持发起，表现出达达主义的生命力的极致。一千二百人因座位不足而被迫离去。每个座位上坐三个人，空气异常闷热。一些热心的观众带来了乐器，用来干扰我们。反对者则从包厢中把反达达主义的传单《不》（Non）飞掷下来，传单里称我们为疯子。现场的混乱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苏波说：“你们都是笨蛋！活该是达达主义运动的主席！”布勒东在一片黑暗之中以他轰雷般的声音向观众毫不温柔地宜读了他的宜言。然后德塞涅补偿性地读了一篇舒缓的宣言。艾吕雅则举了一些“例子”。我也提供一个：布幔升起，两个人各据舞台一方，其中一人手上拿着一封信，二人之后在台中央聚首，引出以下的对话：
“邮局就在对面。”
“你想这对我有何用处？”
“抱歉，我见你手执信件，我以为……”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估量，而在于认知。”
之后二人各走各路，然后落幕。这样的例子有六个，之间大有差别，混合了人性、白痴、出乎意料与粗暴的对比。在我的表演中，一边开着可怕的警报器，一边向观众描述达达主义的宗旨，令他们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其中最激发观众情绪的是“达达反对生活高消费”，以及“达达是未经污染的微生物”。我们又制作了三出由苏波、布勒东与德塞涅创作的短剧，以及我在1916年写成的《安替比林先生的第一次天堂之旅》（La Première Aventure Celeste de M. Antipyrine）。这个剧可算是一场文字的拳击赛。那些角色都藏在布袋与衣箱里面，一不动地背诵台词，很容易想象那效果——暗绿的灯光与兴奋的群众。整出戏剧的台词一句也听不到。汉娜·洛千（Mlle. Hania Routchine）小姐在戏剧结束时还唱了一首杜柏（Duparc）的伤感歌曲。有些观众觉得这亵渎了艺术，有些观众则觉得全剧太过简陋——那不过是对比——无论如何都无关紧要；总之他们忍不住破口大骂。洛千小姐的表演在综艺表演界（Vaudeville）中一直大获好评，她明显不大理解整个演出的用意，经过跟观众的几番争吵后，她拒绝完成演唱。我们花了整整两个小时也未能平复她的情绪，因为她实在哭得太厉害了。
我们在加福厅（Salle Gaveau）进行的达达艺术节的演出同样酿成不少的麻烦。这恐怕是历史上观众首次向表演者不只投掷鸡蛋、沙拉或各种廉价食物，还投掷牛排的演出！那真是非常成功。观众也变得非常达达主义。我们早已说过，真正的达达主义者是反达达主义的。苏波装成魔术师。当他叫出教宗、克列孟梭（Clemenceau）与弗克（Foch）的名字的时候，许多孩子的气球从巨大的箱子中浮出来，往天花板上升去。保罗·索地（Paul Souday）在《时代》杂志上声称，从远处看去，被召唤的人的面容真的出现在气球上。观众的情绪十分高涨，气氛热烈，致使其他的一些意念只须加以暗示，就仿佛已经实现。德塞涅跳了一支不动的舞，布菲小姐演绎了一些达达主义音乐。《喜剧报》（Comoedia）在我演出的那一节中闪了一下镁光灯，我看到满场的观众挥动着手臂，张着嘴巴大叫。
Dada soirée, Salle Gaveau, Paris, May 26, 1920 (from: Hans Richter, Dada - Kunst und Antikunst, Dumont, 1964)
所有巴黎的名流都在场。哈肖特女士在报章上写了篇文章，邀请一些军人用手枪来射杀我们。不过这并不妨碍她一年以后又踏上舞台为我们辩护。她不再把我们看成是危害法国精神的人。他们在加福厅没有射杀我们，但所有记者都打算在报刊上这样做。专栏里都说没有人再谈达达主义了——让·保兰有这样的看法：
如你要说达达你就必须说达达。
如你不说达达你也必须说达达。
至于其他的达达主义评论，例如《嘉年华》（Cannibale）就写得十分成功：它形成了一种反文学的观点，这对于我们的下一代而言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未来一代人丰富充盈的生命力会让他们在运动中占据一个席位，他们会忘记曾经有过的僵化的成规、麻醉人的理念，以及一个只有懒惰而其他则一无是处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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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oul Hausmann. P, ca 1920-1921 Collage with printed paper and ink, 31.2 x 22 cm. Hamburger Kunsthalle, Department of Prints, Drawings and Photography © 2016 ProLitteris, Zurich
他们有自己的报纸、出版社与达达会社，很快就启发了许多天才——例如作曲家梅林（W. Mehring），画家赫奇小姐（Mlle. H. Hoech），以及哲学家戴蒙特（Daimonides），等等。他们组织国际博览会以及游历德国各主要城市的考察团。这些行程在最后总带来很不愉快的后果：如果不是警方的介入，恐怕有些达达主义者会被观众杀死。在汉诺威，群众拿走了他们的行李，使他们不得不尽快离开那个地方。在特莱斯顿，他们的钱箱被没收。一个与达达主义者毫无瓜葛的歌剧歌手尝试着叫观众静下来，竟被愤怒的群众打伤。在布拉格，这一连串的麻烦甚至让捷克政府下令驱逐所有达达主义者，并且在捷克境内禁止一切与达达主义有关的活动。
我还未说到巴特（Baader），他是达达宗教的领袖。他曾经见过异象：耶稣基督曾经在他面前出现过几次。他样样皆能，在政治上也十分活跃。他在魏玛的国会上大声疾呼，指责德国所谓的改革全部源于歌德与席勒等的反动思想。巴特自称为世界的总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曾经两次被误关到精神病院里去。他不算特别有趣，但肯定非常亲切。在妻子过世的时候，他向丧礼上的三千名宾客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悼文，认为死亡是一件非常达达主义的事情。他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然而他也非常爱自己的太太。同日他把胡子剃掉，那本来标志着他是个真正的使徒。
豪申博现在是但泽（Danzig）医生与记者。他热爱美国，在三部书中对美国赞不绝口：《征服者达达》（Dada the Conqueror）、《前进达达！》（Forward Dada！），以及《德国必须离开》（Germany Must Go）。柏林的最后一次达达主义展览会亦带来不愉快的结局：主战的大臣强力谴责展览会的主办者“以丑化和偏见的主题”侮辱德军。许多为达达主义辩护的文章都成了恶毒和反讽的经典。
1920年6月的达达展览（柏林），左起：Raoul Hausmann, Hannah Hoch, Otto Burchard, Johannes Baader, Wieland & Margarete Gerzfelde, Otto Schmalhausen, George Grosz, and John Heartfield
另一个达达主义组织“Dada W. 3”则位于科隆（Cologne），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是画家与诗人，他曾经为达达主义带来许多新的发现。他的绘画与电影和摄影有密切的关系——既新鲜又直接反映思想，与先行者的考察迥然不同。他的才智是精细而出众的；他又是个热烈的登山爱好者。我们称他为滚筒上的神秘发明者。巴谢特（Baargeld）是个年轻的百万富翁，他在转投达达主义之前是个布尔什维克。他的兴趣是方法学。他从小就喜欢读司汤达的著作，他父亲也非常敬仰司汤达。“达达主义者罗沙·本奈尔（Rosa Bonheur）”画了许多很有趣的画。乔布·侯布力把自己的能力全部奉献给达达主义。他们的报刊叫做Die Schammade。在科隆市他们取得两项非常重要的成绩：可以在公厕里举行展览，费用全免；另外科隆市也愿意为他们出版一册有关达达主义的油印照片集，由恩斯特负责。恩斯特与亚普（Arp）——稍后会再作介绍——组成了一间制作“发他格格”（Fatagaga）照片的公司。这些抱持异见的达达主义者以“愚昧”（Stupid）作为自已组织的名称。雪维特（K. Schwitters）不是一个彻底的达达主义者。他住在汉诺威——看来拥有颇富原创性的思维。汉诺威的斯塔文（Stegemann）出版社最后卖出超过四十万册的达达主义的小册子。
Opening of the Max Ernst exhibition at the gallery Au Sans Pareil, May 2, 1921. From left to right: René Hilsum, Benjamin Péret, Serge Charchoune, Philippe Soupault on top of the ladder with a bicycle under his arm, Jacques Rigaut (upside down), André Breton and Simone Kahn.
Max Ernst. Chinesische Nachtigall, 1920. Collage and ink on paper, 12.5 x 9 cm. Musée de Grenoble © 2016 ProLitteris, Zurich
达达主义在英国虽无用武之地，却也相当出名。宾容（M. A. Binnyon）曾公开主持过一次关于达达主义的演讲，费林特（F. S. Flint）则写过一本关于我们的小书。
在俄罗斯，达达主义者自称为“41°”——尼维奇（Zdanevitch）、古托仲尼（Krutchony）及特仁提夫（Terentiev）。他们抽象而多产，上面所说的第一位是特菲利斯（Tiflis）大学的达达主义者教授。
在荷兰，达达主义有许多热情的支持者：莱顿的邦色特（J. K. Bonset）及凡杜士堡（Th. van Doesburg）都会在即将出版的书里为达达主义辩护。他们以好几种语言发表的评论叫做“美加奴”（Mécano）。雪特伦（P. Citroen）与布卢菲特（Bloomfield）也把阿姆斯特丹作为基地。
达达主义在西班牙很受注目。倡导者包括雅克·爱德华（Jacques Edwards）、顾力摩·德托利（Guillermo de Torre）、拉素·狄·拉维格（Lasso de la Vega）及卡申奴·狄亚申（Cansino d'Asens）。
达达主义在罗马的伊科拉子爵（Baron J. Evola）手中是哲学性质的、杰出的，也是充满挑剔与怀疑精神的。在米兰与万图亚有环绕着《蓝评论》（Blue Review）的卡塔雷利（Cantarelli）、菲奥士（Fiozzi）与巴奇（Bacchi），他们表现出果断与尖锐的特质。这些年轻人对马利尼特（Marinetti）的单向意念感到十分厌倦，因此渐渐远离了未来主义和其他艺术程式。
亚普仍然住在瑞士的苏黎世：他是阿尔塞西人（Alsatian），母亲是法国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为我的两本诗集画插图。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富同情心的人之一。他的鞋子是在阿索那（Ascona）特别订制的。它们看来像是为河马的脚订制的，在皮革上有好看的装饰。他所讲的故事都有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快乐。他所做的浮雕表现出想象中的植物，而他的绘画则展示了刺绣、雨，以及海生昆虫的睡眠与水晶手指等。图贝小姐（Mlle. Teuber）曾为达达主义者做过一些木偶剧场的牵线木偶，用它们来代表达达主义者与精神分析学家如荣格医生之类。画家奥古斯都·纪亚歌米提（Augusto Giacometi）已经太老了，无法成为真正的达达主义者。他宣称达达是他人生中唯一的生趣。达达世界知名。我曾经在一次旅行中观察过，发现达达主义不只在瑞士风行，更风行于米兰、威尼斯、贝尔格莱德、凡高维希（Vincovtch）、布加勒斯特（Bucharest）、雅西（Jassy）、君士坦丁堡、雅典、默西拿（Messina）、那不勒斯与罗马。在雅典的卫城，一个神学教授挥着拳头告诉我，神一定会为他报仇，惩治这些达达主义者与所有新潮的想法。我知道他所言不虚：结果我染上了伤风，足足被折腾了三个星期。
Arp: Squares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Chance, 1916-17（L）；Automatic Drawing（R）
在君士坦丁堡，我与一位曾经在巴黎同住过的希腊医生聊天，他完全不知道我是谁。他跟我说他认识特里斯坦·查拉，并且跟他很熟。我极力在惊讶中保持冷静，问他特里斯坦是怎样的。他说：“他很高大、金发。”我无法止住笑声，因为事实上我长得又小又黑。
选自《阿克瑟尔的城堡》附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转载自公众号 飞地 Enclave
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1896-1963），生于罗马尼亚，达达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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