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量乡村青年劳动力向外迁移，使得传统乡村共同体关系逐渐趋于消解。文章在共同体理论基础上，以浙江义乌市何斯路村的“功德银行”制度设计为个案，通过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获取相关资料，用行为设计思维模型分析其制度设计，指出“功德银行”制度对于乡村共同体重建的价值在于资源配置、设计引导和心理认同。以调动村民的主动性，对乡村发展具有持续性的助力作用。

关键词：功德银行；制度设计；乡村共同体；重建；价值

乡村共同体指居住在同一乡村范围内的人们，所自然形成的相互合作的生活形态①。我国关于乡村共同体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由李培林提出乡村共同体这一概念。目前大多数学者指出传统的乡村共同体正在逐步解体，但对于运用何种方式重建新的“乡村共同体”说法不一，仍值得进一步探索。

一、何斯路村传统乡村共同体的式微

在社会学里分出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将其概括为“有机的团体”和“机械的团体”两种。费孝通先生将中国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归为前者。因此，中国乡村社会自古以来便有了“共同”的内涵。具体来说，乡村共同体的演变过程可分为：新中国成立以前，以宗族为组织载体的乡村宗族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以人民公社为组织载体的乡村阶级共同体；改革开放后，以村民和生产队为组织载体的乡村村民共同体三个阶段②。然而，因城镇化建设对乡村社会结构产生巨大冲击，乡村共同体正逐渐演变为具有流动性和分化性的两地社会。

（一）个体化趋势解构了合作的乡村关系

伴随着义乌市国际商贸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城市化、工业化趋势日益明显，义乌市传统农村发生急剧转型，而距世界小商品城义乌市区15公里的何斯路村，正随着这股潮流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村变成为日益衰败的穷山村③。在此背景下，个体化发展表现为：一是农民向市民转化。随着市场经济在各地村庄蔓延，村庄已无法满足村民的社会需求和人生价值的实现，乡村面临人口流失严重，乡村精英和青壮年奔赴城市从事其他生产形式，导致乡村的熟人社会逐渐呈现出无主体的特征。例如何斯路村2007年户籍人口有900多人，但常住人口仅为户籍人口的1/3左右，而且以留守老人为主④。老人、儿童和妇女是目前大多数乡村的主要留守人群，呈现出组织力量薄弱、乡村内部的关联性日趋消减的特征。二是风险承担个体化，村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中，追求个体的财富自由，逐渐脱离依靠农业建立起来的传统乡村合作关系，蜕变为原子化的个体，以致于呈现出乡情冷漠、村风退化的现象。

（二）流动化态势消解了乡村的归属感

与传统的“流动性很小和较为凝固的乡村不同”，现代乡村已经成为“开放性和易于流动的社会空间”。流动化的态势其一表现为，大量青壮年做出了向城市流动的理性选择，在城市长期生活，偶尔逢年过节返回村庄的“村民”与一直留守的常驻民之间形成区隔、疏离和陌生感。同时，两类村民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也逐渐相异。其二表现为愈来愈多的人介入乡村建设之后，难免会引起外来者与常驻民礼俗观念上的不对等，消解常驻民的归属感。例如2018年12月27日，何允辉在“乡践与乡见”微信公众号中发布了一篇名为《让灵魂得以安放——乡村移坟记》的推文，讲述了何斯路村现有耕地面积仅377亩，另外就有270亩都被祖祖辈辈的坟地占领，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村民对丧葬更加重视，出现扩建坟头的局面。然而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背景下，面对投资者和游客对坟堆林的忌讳，将村内祖坟整体迁移至新建的存放堂。“入土为安”是保留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礼俗传统，但文章中所描述的坟头迁移体现了“他者”对于乡村常驻民的影响，将城市文明不假思索地引入乡村，这让我们不得不去反思这一举措的正当性。

（三）开放性发展模糊了边界化的乡村

传统乡村聚村而居，村与村之间存在“隔膜”，特质是存在地理边界、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⑤。如今村与村的边界逐渐模糊，表现在：一是地理边界的拓宽。随着1992年的扩乡并镇工作的推进，义乌市的大部分村庄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由原本的熟人社会逐渐转变为半熟人社会。二是文化边界的解体。2000年何斯路村经历了撤村并校，村内小学被撤并，村里的青少年逐渐转到镇上或更远的市区读书，长期与村庄、村民、土地相疏离，受到城市文化的浸润，建立在传统文化认同基础上的乡村文化共同体在新生代村民中逐渐瓦解。在2021年3月17日至18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组织的专家和企业家团队采访何斯路村时，村党总支书记何允辉说：“2008年以前在村里，听不到孩子的哭声，更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表明，何斯路村在义务教育和文化传承方面的资源极度缺乏。乡村文化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青少年作为文化培育与传承的主力军，自小就远离乡村耕读传统，这就必然要求在乡村在教育制度方面做出相应调整，成为乡村振兴面临的重要难题。

二、基于行为设计思维的“功德银行”制度

何斯路村2008年在何允辉的牵头下创建了“功德银行”制度，为村民设置一个账户，将村民的善言善行善举利用积分的形式记录在册，做到“行善可积分，积分可兑换”，目前已由过去的手抄功德簿更新为微信小程序。从设计的角度来讲，“功德银行”制度脱胎于瑞士的“时间银行”，借助Fogg的行为设计模型（图1）（B=MAT，B是行为、M是动机、A是能力，T是触发，通过被设计的社会来潜移默化的〔非强制性〕让用户主动改变行为和态度。），结合何斯路村庄当时乡村共同体凋敝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制度创新。

（一）提高动机：激活村民的主观能动性

动机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第一，直接动机指目标人群的内部影响因素，功德积分可实现继承和兑换两种功能，道德积分与乡村社会福利直接挂钩，包括生活服务、乡村宅基地、医疗保险、贷款等，如在“功德银行”APP（图2）的功德商城选项栏中200积分可以兑换卷纸，50积分可以兑换洗衣粉，20积分可以兑换肥皂和盐（图3），此外，何允辉还把中国农业银行授信给他的2000万元以无抵押贷款额度的优惠政策无偿转化给村民。村民只要根据他们在“功德银行”的信用积累，经过村委会审核便可得到银行优惠利率贷款，将精神鼓励转化为物质激励。第二，间接动机指目标人群的外部影响因素，如何吸引村民加入“功德银行”，可以借助外部榜样的力量，“功德银行”制度建设的前期准备阶段是非常漫长和崎岖的过程，何允辉刚开始在村里推行“功德银行”的时候，很多村民是不支持的。经过捐股份、做示范、践服务之后，何允辉才最终当选为村委会主任。村里的党员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充当了功德银行践行的先行者，例如老年协会会长何允法每天都会检查村落的角落里有无纸屑烟头，年近八旬的退休老支书何京炉坚持每天打扫乡道，在榜样示范的作用下引导村民的行为，从起初村民摄于老人们的权威而为乡村做些小事，到最后转变为村民自然而然的习惯行为。

（二）降低能力：增强制度的可用性

Fogg行为模型中影响能力的六大因素分别为时间、金钱、体力、认知、社会压力和习惯。由于“功德银行”制度无需村民投入金钱，仅仅作为一种可获益的行为规范制度而存在，所以金钱因素就不做过多的分析，而时间、体力、认知和习惯等可以归结为降低制度的使用门槛。首先从“功德银行”制度本身层面来讲：将抽象共同体概念向大众化语言转化。将其分解为三个层次、三个等级的二维组织架构（图4），三个层次由小到大依次是家事、村事、国事，三个等级由高到低分别是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具体事例指标。通过以内容生活化、难度分级化的条款呈现抽象的概念，不仅降低了村民的认知难度，而且村民也能量力选择行为目标。其次从村民认知能力提高的层面来讲：通过斯路晨读、老年大学、百万育才计划，以及斯路大讲堂，学习上至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下至村庄的传统文化，从而全面提升村民的文化素养。

（三）触发刺激：提升行为的持续性

触发刺激即从触发因素的角度出发，合宜时机的提示，刺激用户行为，运用在功德银行制度的设计上，体现为管理者需要在适宜的条件下提醒被管理者（村民）进行功德积分的获取与兑换。第一，“功德银行”制度具有激励功能：每一季度结束后会根据功德积分进行民主评议，积分高的村民将成为全村学习的榜样，同时，也对自己形成反向的刺激与动力。第二，利用多种设计途径触发村民的行为。“功德银行”设立伴随着一系列设计实践的开展，例如建设“墙体文化长廊”，修缮何氏祠堂、新四军旧址以及燕子坳旧村等宝贵历史文化遗迹，将何氏宗祠与文化礼堂建设相结合，还有的担任义务宣传员、辅导员、解说员，将视觉设计、空间设计、活动设计有机融合，从而给村民带来全方位的立体感知，触发村民善举行为的主动性。据笔者桌面调研发现，到2021年11月6日为止，何斯路微信公众号“功德银行”积分排行榜（图5）中的总参与人数为552人，最高积分获得者是何允根，积分200以上的有25人，占比约4.53%；100～200分有248人，占比约44.9%；积分1～100有262人，占比约47.5%；剩余15人为0分，占比约2.7%。分析数据可知，参与积分活动的人数占村内常驻人数的97.3%，其中中高分段共273人，占村内居住人数的49.43%，激发了何斯路村村民的内生动力。

三、“功德银行”制度对于乡村共同体重建的价值

自功德银行成立后，全国上下近3000个村庄先后“背书”，2016年福建漳平市赤水镇香寮村创办“功德银行”，2019年新邵县潭溪镇玄本村开设“功德银行”，2021年宁乡市大成桥镇鹊山村“功德银行”成立，虽然在短期内成效显著，但是不假思索的复制何斯路村的做法，或多或少都存在盲目性。因此，面对这一境遇，梳理整合其价值尤为必要，何斯路村的“功德银行”制度设计为乡村共同体重建带来以下三点价值：

（一）资源配置为乡村共同体重建提供基础条件

科学合理地配置乡村资源，打破传统的单一资源配置方式，将乡村的产品资源、服务资源、金融资源和社会福利体系资源进行整合，融入到“功德银行”制度之中，激励村民积极参与自身、乡村和国家的事务，以获取积分保障自身的基本生活需求到实现个人的理想。制度规定：18至60周岁积分超过50分的村民，村庄便会向银行提供个人信用担保凭证，帮助村民享受低息贷款服务。村民在“功德银行”的激励和促进作用下，不仅村里形成了“做善事，行善举”的良好村风，而且有利于提高乡村资源的配置效率，让资源尽可能地在这项制度的促进下高效流通。除了本地的资源之外，还推出了“何斯路优选”品牌，以“功德银行”为信用凭证，作为第三方平台帮助线上销售各地的农特产品，在2020年9月已经上线投入使用。何斯路村正朝着平台的定位发展，吸引各类机构入驻，共建共享各地乡村品牌资源，助力村内、村外、全球资源形成联动。

（二）设计引导为乡村共同体重建触发行为动机

当设计作为一种新的工具介入乡村被广泛提及时，我们不禁要去反思设计的具体内涵，设计不单单是以设计师为主体，进行内容与形式的规划，而是已经进入“人人都是设计师”“日常生活即设计”，乡村里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设计的主体，日常活动也可纳入设计的范畴。第一，以乡贤和党员牵头的自组织引导村民参与传承乡村文化。依托老年协会和老年电大开展文化活动，熏陶和引领村民们尚德、明理、懂孝，触发村民参与乡村共同体建设的行为动机。第二，“功德银行”制度的创立，不仅是单一环节的设计引导，更是将村民的行为纳入整个制度服务体系的设计。村民参与之前，借助榜样示范与物质奖励的形式吸引村民；村民参与过程中，结合集体活动与定期评议的形式激励村民；村民参与之后，通过积分继承与兑换服务的形式留住村民。在这一系列过程的设计之中，村民从开始的漠不关心向共同参与转变，为激发村民的内部能动性提供了契机。

（三）心理认同为乡村共同体重建激活内生动力

传统的制度是硬性的要求规定，而何斯路村的“功德银行”制度却是柔性智慧的体现，采用“乡村互助、团结发展”的方式，激发乡村的凝聚力⑥。村民的心理认同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获得来自其他村民的认同感，满足其被尊重的需要。当你在参与“功德银行”积分的时候，不仅是满足自己用积分来换取服务的需求，更是一种获得他人认同感与尊重的重要途径。为了保持这种认同感，便会激励村民为村庄甚至是国家做出贡献。第二，自己在参与的过程体会到实际利益的保障，以“功德银行”的积分获得低息创业贷款的方庆华为例，他经常说：“通过功德积分我筹集到了创业资金，我今后一定继续多做好人好事”。村民大都从试试看的心态转变为发自内心的信任，最终完成由最初的“他律”向“自律”的转变。

综上所述，何斯路村借助“功德银行”制度创新重建了以前乡村的共同体意识，走出了一条依靠乡村自我振兴的新路。潜移默化地将道德观念根植于人们内心，对于促进何斯路村乡村振兴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其他地区乡建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然而，“功德银行”是从何斯路村生长起来的，有其独特性，具体来看，何斯路村借助该制度成功有其必须的条件：一是建立于“熟人社会”结构之上；二是乡贤发起的制度，前期需要凭借官方和权威加以扶持，确保公平公正公开，还需针对具体的乡村作出相应调整和创新融合。此外，制度本身归根结底属于外部约束力量，更重要的是唤醒村民的内部心理认同。本文基于共同体视角下，对于“功德银行”制度设计的剖析仍有不足，后续会继续采用田野考察的方式跟踪分析何斯路村“功德银行”制度对于乡村共同体建设的持续成效，为乡村振兴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注释：

①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②金菁.何斯路：重塑现代“桃花源”的真、善、美——何允辉和他的美丽幸福乡村寻梦路[J].学术评论，2015（01）：12-22.

③肖平，周明星.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基础、困境与路向[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8（04）：110-117.

④朱启臻，胡方萌.柔性扶贫：一个依靠乡村自身力量脱贫的案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05）：119-126.

⑤杨瑞玲.解构乡村：共同体的脱嵌、超越与再造[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5．

⑥孔斯佳，韩帆.行为设计学对移动短视频的应用研究[J].声屏世界，2021（15）：117-1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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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龚莹.农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主动性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D].成都：四川农业大学，2018.

[3]李传喜.旧村改造背景下村落共同体的变迁与重塑[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1.

[4]徐应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传播的机理与路径探析——基于对义乌市何斯路村“功德银行”的跟踪调研[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9（02）：76-80.

[5]邹乾咚子.行为设计驱动的中国邮轮自助餐厅服务设计优化研究[J].艺术与设计（理论），2022（05）：111-113.

[6]曹国忠，韩丽伟，林聪慧，等.基于行为因素驱动的用户体验设计研究[J].艺术与设计（理论），2022（01）：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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