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世纪的俄国兴起“中国风”艺术，起初是受到了欧洲启蒙主义浪潮中的“中国思想”影响，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思想家都直接影响了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后来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开启了中俄贸易的大门，大量中国艺术品被俄国传教士、商人带回俄国，拥有中国艺术品的规模成为俄国皇室与王公贵族彰显身份的标志。彼得一世在俄国实施改革、兴建圣彼得堡的过程中，引进了“中国风”的艺术形式——修建了“中国屋”；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又将“中国风”的艺术风格在俄国本土进一步推进，直接修建了具有“中国风”的景观园林和建筑——“中国村”。中国艺术不仅在18世纪中俄两国的文明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也为博大精深的中华美学精神海外传播开辟了路径。

从18世纪开始，中国艺术传播到欧洲，同时传播到毗邻的俄国，在俄国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异域风情”。18世纪的中俄文明交流进入一个愈加频繁的阶段，中国艺术成了贯穿亚欧、沟通东西方新文化空间的元素。这也正是中华美学精神走向世界的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不仅中国艺术品传入俄国，展现了中国艺术气韵生动的意境之美和巧夺天工的技艺之妙；而且中国艺术元素也融入了俄国文化，由此形成了受中国艺术风格影响的俄国贵族新风尚，为西方世界增添了诗意、画意与东方禅意。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来华的俄国传教使团、商人、旅行者逐渐增多，他们带来俄国商品的同时，也把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画作等艺术品带回了俄国。当时的俄国逐渐兴起中国艺术潮流，如购买和珍藏中国艺术品，修建具有“中国风”的园林和建筑，等等，并且这些都成为俄国王室贵族彰显身份地位的标志和象征。中国艺术能够融入俄国文化潮流，一方面是因为18世纪两国开放的贸易政策为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国家都对中国文化与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丰富的想象。

一、来自西欧的“中国风”思想：莱布尼茨、伏尔泰对俄国皇室的启迪

18世纪之前，俄国较欧洲其他国家而言较为落后。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曾写道：“在混乱时代以后，若与西方比较，莫斯科罗斯是比以前更加落后得多的国家。不仅这样，十七世纪的莫斯科罗斯在经济方面极大地落后于西欧邻国，却同这些邻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17世纪末，彼得一世亲政后，俄国落后的情况逐渐改观。他主张俄国向西欧看齐，并于1697至1698年隐姓埋名在荷兰、英国、普鲁士等地走访和学习，回国后对俄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彼得一世非常重视政治、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改革，邀请有经验的人士来辅助他，德国著名哲学家、神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恰好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 17世纪90年代，莱布尼茨开始对俄国产生兴趣，彼得一世的改革和“伟大的大使馆”计划吸引着这位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依赖于君主的个人主动性”，他为俄国在欧洲的访问团提供了诸多便利：收集俄国民族志信息，为俄国使节提供外交服务，为俄国引进科学教育机构和制度提供咨询服务。1711年，即莱布尼茨与彼得一世在德国托尔高首次会面的转年，莱布尼茨在俄国军队中获得了一个俄国秘密司法顾问的职位，薪水为1000塔勒，而彼得一世委派给莱布尼茨的任务是——“使我们国家的科学和艺术获得辉煌的色彩”。莱布尼茨在此后的20年中，一直坚持不懈地与俄国建立联系，他曾经在给彼得一世的信中写道：

虽然我不得不经常在政治和法律领域行事，高贵的君主有时会在某些事情上采纳我的建议，但我仍然更喜欢科学和艺术，因为它们不断地为主的荣耀和整个人类的福祉做出贡献，因为科学、自然和艺术知识，最能显示上帝的奇迹以及他的力量、智慧与怜悯；科学和艺术是人类的真正财富，因为只有通过它们，人类才能战胜自然，文明的民族和野蛮的民族是有区别的。我还没有发现一个对此足够感兴趣的强大君主，我希望陛下是这样的一位君主。

彼得一世通过对西欧的亲身考察以及与莱布尼茨的交流，越来越重视科技与文化。他认识到，要想改变现状、追赶西欧，必须从文化建设开始。彼得一世聘请莱布尼茨协助筹建俄国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艺术陈列馆”（今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大帝人类学和民族志博物馆，图1）。莱布尼茨有创办柏林科学院的经验，而彼得一世期望莱布尼茨将“艺术陈列馆”建成一座集科学和艺术于一体的综合陈列馆。在建设“艺术陈列馆”过程中，彼得一世对中国艺术的重视已经显示出来，如在建馆的原始基金中，他把三分之一的经费都用于购买中国展品，这也得益于莱布尼茨的影响与启迪。图1

马哈耶夫（М. И. Махаев）、卡恰洛夫（Г. А. Качалов），《冬宫帝国沙皇殿和科学院之间的涅瓦河下游大道》局部，1753年，铜版画。图中心的尖顶建筑即为今天的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大帝人类学和民族志博物馆，图片来源：https://www.kunstkamera.ru/exposition/kunst_hist/3。莱布尼茨从17世纪60年代便开始收集有关中国的哲学、地理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的资料，他是中国文化的忠实拥护者，崇尚中国人的伦理思想。他认为，虽然西方人在理性、思辨和逻辑分析方面有优势，但他们在生活实践哲学、礼仪、道德和修养方面与中国人相差甚远。莱布尼茨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中写道：“如果说我们在手工技能上与他们不分上下、在理论科学方面超过他们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人类生活及日常风俗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不得不汗颜地承认他们远胜于我们。

的确，我们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中国人是如何完美地致力于谋求社会的和平与建立人与人相处的秩序，以便人们能够尽可能地减少给对方造成的不适。”作为一个与莱布尼茨过从甚密的俄国君主，彼得一世了解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态度，他不敢轻视这位西方哲学家对中国的看法；同时，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也让彼得一世对东方邻国产生了更多的兴趣。1716至1717年，彼得一世进行了自己的第二次欧洲之行，访问了但泽、汉堡、梅克伦堡、罗斯托克、科平根、不来梅、阿默斯福特、乌得勒支、阿姆斯特丹、萨尔达姆、海牙、莱顿和鹿特丹以及巴黎等城市，他在访问过程中发现西方艺术中有大量中国元素，欧洲各国不仅藏有各类中国瓷器和手工艺品，而且王宫的设计也大多融入了中国元素，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新的艺术风格。他对中国艺术风格非常着迷，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购买了大量中国绘画作品、地图、武器等，这些物品成为“艺术陈列馆”的第一批展品（图2）。图2

月亮瓶，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中国，青铜、镀金、搪瓷，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大帝人类学和民族志博物馆藏。如果说彼得一世时期仅开启了“中国艺术的大门”，那么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期间才是将中国艺术推向高潮的时期。叶卡捷琳娜二世十分推崇西欧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从1763年开始直至1778 年伏尔泰去世的15年间，伏尔泰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之间一直保持着私人通信。伏尔泰不仅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倾听者和对话者，还是她的顾问，在政治、法律、教育等方面影响着她的决策。和莱布尼茨一样，伏尔泰也是一位中国文化的崇尚者，他曾经引用过下面四句描述孔子的诗文：

他谦虚地探索，让人不要迷失于世界，让精神被理性之光照亮，他只用智者的身份说话，而不是站在先知的角度，然而我们相信他，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是这样的。

伏尔泰不仅赞美中国文化，还对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苛责”提出了批评：“在欧洲，我们没有一个民族的古老文化可以被证明是能和中华帝国的相媲美的。……作为报酬，我们要改变中国人的宗教，这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虔诚，但是不应该对他们的古代文明提出异议，进而说那儿的人都是狂热崇拜偶像的。”伏尔泰不仅对中国哲学、宗教相当熟悉，而且在中国农业、手工业、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掌握着丰富的材料。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欧洲对“神秘而遥远”的中国的想象与迷恋，这种想象在启蒙时代被放大，伏尔泰极力推崇中国思想，说明启蒙主义中也蕴含着一种追求文明包容性的愿景，这种愿景在整个欧洲文化中转化成对有形的中国艺术的追寻——即“中国风”艺术的形成。伏尔泰所处时代在西方是启蒙的时代，而在东方则是中俄开始往来交流的时代。1715年俄国第一届东正教使团入驻北京，从1715至1956年间有20届俄国东正教使团被派往北京。俄国东正教使团在中俄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使团中的多名传教士成为最早把中国哲学、文学典籍翻译成俄文的专家。比如，俄国第三届使团中的阿·列昂季耶夫（А. Леонтьев）就首次将《易经》摘译成俄文，他认为《易经》“位列所有古代典籍之首”，“中国人将这部书奉为世界上一切科学的基础”，后来他又翻译了《大清会典》的附录、《大学》、《中庸》、《三字经》、《名贤集》等。

伏尔泰曾在给俄国贵族舒瓦洛夫伯爵（Шувалов）的一封信中谈到中国古代文明，他写道：“如果我还年轻，我真的会动身去圣彼得堡和北京旅行。当我看到最新的和最古老的创造物时都会非常高兴。和中国的先生们相比，我们所有人只不过是新来的外乡人……我们必须尊敬第一批老师。”虽然他一生并没有真正到过圣彼得堡和北京，但伏尔泰不遗余力地推崇中国文化的做法引起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俄国贵族的重视，因为俄国社会思想落后于西方，他们急于向西方学习如何用启蒙思想来改变这种落后的方法，而启蒙思想中恰恰蕴含着中国文化思想的光辉。1756至1757年，短暂体验了北京生活的俄国外交官员布拉蒂谢夫（Братищев）编成《伏尔泰关于中国评论之认识和重述》（Осведомление или Некоторое Повторение Вольтерровых о Китае Примечаний）。俄国传教使团和商人陆续来华，他们对中国形成了良好的印象，视中国为“理想之国”。18世纪的俄国对中国艺术的接受从手工艺品交易的层面进一步发展到模仿并塑造“中国风”艺术的生产阶段。

二、彼得一世的“中国屋”与清康熙帝的礼物

彼得一世对俄国的改革从重新建立一座城市开始。当今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在18世纪时是俄国当之无愧的政治文化中心，彼得一世为了提振俄国经济、科技和文化，加强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交流，于1712年将这座位于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城市定为首都。彼得一世游历过欧洲，在圣彼得堡全城建设过程中，他首选采用18世纪欧洲最流行的建筑艺术风格。当时在欧洲国家流行着一种艺术风格，即将中国艺术元素融入欧洲建筑与装饰中，这种风格被称为欧洲“中国风”（Chinoiserie）。“中国风”中的词根chinois指“与中国有关的”，最早出现在1839年的法国，而“中国风”——Chinoiserie作为专有名词，于1883年才被收录于《牛津英语词典》。“中国风”在欧洲的出现远比其名称出现要早得多，大概可以追溯到13世纪晚期，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被带到意大利，其中尤属瓷器最多。13至17世纪，中国的艺术直接影响了欧洲艺术，而欧洲也渴望着遥远的中国艺术。因为当时的欧洲人逐渐对古典主义、巴洛克艺术风格产生审美疲劳，“中国风”正如一缕清风带着“异域风情”让欧洲人眼前一亮。13至17世纪，“中国风”陆续在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丹麦和德国等国家风行，彼时与中国邻近的俄国却尚未受到“中国风”的洗礼。直到17世纪末，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和欧洲国家“中国风”传入俄国的双重要素，才促使彼得一世开始接近“中国风”，并使用“中国风”艺术风格来建设新的帝都——圣彼得堡。

“中国风”艺术中有一种兴盛于法国的艺术风格——“洛可可”（Rococo），洛可可以叶形、贝壳形的纹路体现雕琢形式，色彩鲜亮，代表着高贵奢华与享乐主义，法国艺术家将中国艺术融入洛可可艺术风格中，以使洛可可区别于严肃的巴洛克艺术风格，同时体现出活泼的异域风情。彼得一世在西欧游学时便接触到了“洛可可式”的“中国风”，他参观过德国柏林夏洛滕堡宫的“中国瓷柜屋”、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的“中国厅”，以及丹麦哥本哈根罗森博格城堡的“中国漆器室”，这种中西合璧的折中主义艺术吸引着彼得一世。他回到俄国后，便主持在圣彼得堡郊外的芬兰湾修建蒙普莱西尔宫（Монплезир），用来安置“中国屋”（Китайский Кабинет）。彼得一世建“中国屋”的目的在于，一方面追随西欧流行的洛可可“中国风”艺术潮流，另一方面在宫内珍藏中国艺术品。选择把“中国屋”安置在蒙普莱西尔宫，是因为这里是彼得一世的休闲之所，他计划把自己爱好的东西都放置于此。蒙普莱西尔宫修建于1714至1723年，宫名意为“我的快乐”，由德国建筑设计师布劳恩斯坦（Браунштейн）负责修建，其中让设计师最花费精力的就是设计“中国屋”，从1719至1722年，历时3年方完成设计。“中国屋”的整体设计是整个房间墙壁上环绕着用94块漆板拼接而成的漆画，它们按形状、大小和构图来区分，每一幅漆画都体现一个主题。每个主题均由景观、建筑、人物等元素来构图：清朝皇帝的花园、庆祝宴上的演奏与舞蹈、耕种的农民和闲适的乡村、船上的渔夫驯养鸬鹚、各种鸟类和昆虫等。这些漆画的构图完全符合中国画的构图原则，“信手一挥，山川、人物、鸟兽、草木、池榭、楼台，取形用势，写生揣意，运情摹景，显露隐含，人不见其画之成，画不违其心之用”。画中刻画的“山川人物之秀错，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之矩度”都似中国画家亲自为彼得一世所打造。

但事实是，这些漆画是由一批俄国画师，如季洪诺夫（Тиханов）、费多罗夫（Федоров）等在荷兰大师布鲁姆科斯特（Brunkhorst）的指导下创作的，布鲁姆科斯特曾经参与俄国冬宫、夏宫、人类学和民族志博物馆等装潢修复工作。他们的漆画创作场地在位于圣彼得堡丰坦卡河沿岸的“意大利宫”院子里，彼得一世曾两次到访这里视察创作情况。漆画的图像到底是临摹而来的还是原创的并不能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画作没有东方画家的参与，全部由俄国本土画家在荷兰人的指导下完成。他们还在“中国屋”漆画连接的间隔处，设计了一个个摆放瓷器的托槽，彼得一世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购买的中国瓷器、俄国使节从北京带回的瓷器等都被摆放在托槽之上（图3）。图3

蒙普莱西尔宫中的彼得一世“中国屋”，图片来源：https://foto-ram.ru/фото-дворца-монплезир/。早在1716年蒙普莱西尔宫刚刚开始建设不久，彼得一世便给外派到北京的外交活动家洛伦兹·朗格（Лоренц Ланг）委派了一项任务，让其从中国带回可供放置在“中国屋”的瓷炉。清康熙帝让最好的工匠打造了配有铭文的瓷炉，但最终因时间问题，朗格没能将其带回俄国。虽然朗格没有将康熙命人打造的瓷炉带回俄国，但俄国另一位大使列夫·伊兹玛依洛夫（Лев Измайлов）于1721年左右从北京带回了康熙送给彼得一世的珍贵礼物——“骑士-一级军官-坐在动物上的雕像”系列发条工艺品。

“骑士-一级军官-坐在动物上的雕像”的造型为两名大臣各骑一只麒麟兽，一名手抱琵琶的女子骑马，人物的头用象牙雕刻而成，马的缰绳用珊瑚珠串成，马的鬃毛和马尾都用翠鸟羽毛做成，人物的长袍和动物的外表都用镀银锡雕刻而成，连长袍上的麒麟和鹤都雕刻得非常细腻，制作极其精美。此工艺品上发条后，人与动物的头部均可以摆动（图4）。伊兹玛依洛夫还带回了手绘丝绸画壁纸，描绘的是天上捣药的玉兔与地上的道仙。“玉兔捣药”的典故在中国古代诗词中多有体现，如“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傅玄《拟天问》），“教敕凡吏受言，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可得神仙”（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九·董逃行五解》），“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李白《古朗月行》），等等。康熙将“玉兔捣药与道仙”一图赠予彼得一世，寄予着祝福他长寿、健康的美好寓意。图4

康熙赠送给彼得一世的 “骑士-一级军官-坐在动物上的雕像” 系列发条工艺品，1710—1720年，中国机械玩具，银、锡、象牙、漆、搪瓷、丝绸，镀金、圆凿、雕刻、木刻、绘画，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藏。伊兹玛依洛夫带回的礼物并不是康熙首次赠送给彼得一世的礼物。早在1689年，俄国大臣费·戈洛温（Ф. Головин）在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与中方交换外交礼物时，康熙赠予俄国君主的是制作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两套金杯与杯托。金杯和杯托制作十分精美，上面雕刻着金龙，镶嵌着红宝石和蓝宝石（图5）。与金杯同时送出的还有绣着中国龙的金马鞍、丝绸和织锦缎等。这是刚刚亲政的彼得一世收到的来自康熙的礼物。

1719年伊兹玛依洛夫大使远赴中国上任时，彼得一世曾给康熙写了一封信：“伟大的亚洲大国皇帝，向中国真正的博格达汗，我们的朋友，致以深情的祝贺……陛下的好朋友彼得。”这说明“中国艺术品”在18世纪中俄外交关系的建构中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彼得一世并没有把“中国艺术品”仅仅作为个人的娱乐之用，而是加大了对中国艺术品的进口，并带动了一批俄国贵族的“东方兴趣”。图5

康熙赠送给彼得一世的“金杯和四只爪子龙的金茶托”，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黄金、蓝宝石、红宝石，刨削、掐丝、抛光，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藏。为了效仿彼得一世用“中国风”装饰自己的宫殿，俄国王室贵族相继从中国采购各类瓷器、漆器、宝石、丝绸、挂毯等工艺品，纷纷修建属于自己的“中国屋”。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圣彼得堡第一任总督缅希科夫（Меншиков）的宫殿。缅希科夫不仅购入了大量中国挂毯、纺织品、刺绣品和瓷器，还特意在自己的宫殿内打造了“中国屋”（图6），宫中随处可见中式的胡桃木立柜和镜柜，连洗手盆都是清朝时广州制作的外销珐琅瓷器（图7）。

“中国风”从俄国首都圣彼得堡一直吹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当时的西伯利亚总督马特维·加加林（Матве́й Гагарин）存有中国的家具、镜子、盘子、箱子、服装、鞋子、马具、布料、茶具和刀剑等，或许从所处地理位置而言西伯利亚人更具有购买中国商品的便利条件，但这同时也说明俄国从中国进口的艺术品范围在扩大。朗格记载了18世纪20年代中俄贸易的真实情况：中国商人主要购买俄国的雅库特黑貂，堪察加海狸、狐狸、猞猁及小型食肉动物的毛皮；而俄罗斯人找中国商人购买的商品主要有中国丝绸、缎子、宝石、绿茶、瓷器、壁纸、八角茴香、烟草等。俄国人进口的商品大部分为手工艺品，这证明俄国贵族、商人对中国商品的主要兴趣都集中在艺术品上。图6

缅希科夫宫殿的“中国屋”，图片来源：https://anashina.com/dvorec-menshikova-v-sankt-peterburge/?ysclid=lkgmt5ov5r879147929。图7

缅希科夫宫殿中摆放的洗手盆为清朝广州外销珐琅瓷器，图片来源：https://anashina.com/dvorec-menshikova-v-sankt-peterburge/?ysclid=lkgmt5ov5r879147929。在彼得一世执政时期，中国出口俄国最多的丝绸是传统丝织物“织锦缎”，彼得一世为了促进中俄丝绸贸易还专门签署了一道法令：“不要穿金银纺织品，但可以穿来自西伯利亚的中国丝绸。”同时，中国出口的一种漂白或蓝色的棉织物——“中国布”受到俄国远东地区人民的欢迎。在彼得一世时期，不管是俄国王室贵族对“中国风”艺术的追求，还是俄国进口中国手工艺品贸易额的增加，都代表着中国艺术影响着俄国主流文化生活。“中国风”艺术的形成不仅促进了中俄贸易的增长，为两国文化交流打开了早期的窗口，而且为中国艺术向西方传播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艺术品的私有化交易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中国村”

到18世纪后半叶，俄国贵族对中国艺术的喜好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彼得一世之后，继任君主都维持了中国艺术在俄国贵族文化中的崇高地位，但中国艺术在18世纪的俄国发展到顶峰阶段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叶卡捷琳娜二世被誉为18世纪俄国最开明的君主之一，她本是普鲁士地区的公主，嫁给了彼得一世的外孙彼得三世。彼得三世去世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俄国贵族拥护下成为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中国屋”这样的艺术空间在俄国贵族中已经不再新奇，其一是因为“中国风”已经吹进俄国半个世纪，形成了一定的社会风气；其二是因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实施的“中俄贸易法令”打破了俄国贵族拥有中国艺术品的垄断“特权”。在彼得一世执政时期，虽然“中国风”在俄国王室贵族圈内极其流行，但对于俄国民众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幻想”。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之间开启了“贸易的大门”；而“1689—1697年是俄中贸易史上的一个特定阶段，这一时期俄中贸易的发展，几乎仅仅是私商资本活动的结果”。

可见，1689至1697年间，中俄贸易基本上是私营商人的交易，但这种情况自1698年开始发生了转变。1692年，彼得一世的特使埃弗特·莱斯特·伊德斯（Эверт Избрант Идес）曾带着一支大型贸易商队抵达中国。“从1698年起到1714年，西伯利亚事务部每年派一个官家商队带着貂皮官产前往北京，以便出售，并换回各种中国商品。”也正是从1698年开始，中国迎来了贸易往来的俄国国家商队；而到了1706年，彼得一世直接颁布法令：禁止俄国商人私人对华进行交易，唯有俄国国家商队才能进行交易。这段时期的对华贸易，给俄国政府带来了极高的回报：

商队贸易之标的物，极为有趣，其主要者为：俄人向中国运来由其纳贡人等所收集之丰富兽皮，以及外国银币及银制器具等，由中国运出黄金、银块、宝石、磁器、茶叶、绸缎、家具等项。商队贸易对于俄国国库极为有利，据俄方消息证明，谓彼时价值1000卢布之货物，在北京所换得之物品，可在莫斯科售得6000卢布之多云。

虽然彼得一世颁布法令要求只有国家商队才有交易中国商品的权利，但俄国商人的私人交易实际上并没有停止，而是转入了地下。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签署了一条法令，彻底废除了俄国国家商队交易垄断权，允许交易私有化，仅按交易比例支付关税即可。由此，包括中国艺术品在内的中国商品不再是俄国王室贵族的专属，俄国普通家庭也可以进行买卖，中国艺术品开始在俄国民间流传。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中国的认识深受伏尔泰的影响，所以她对中国艺术的态度不只停留于接受与收藏艺术品的层面，而是更渴望引领西欧优秀艺术家在俄国本土修建中国宫、中国村、中国剧院和中国园林等一系列建筑群，这表明她充满了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创造渴望。叶卡捷琳娜二世年轻时便梦想修建一座“沐浴在花园里的宫殿”，她不喜欢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艳丽建筑风格，希望创造更有智慧和品位的建筑，于是她邀请意大利著名设计师安东尼奥·里纳尔迪（Antonio Rinaldi）设计一座“中国宫”（Китайский Дворец）。“中国宫”建于圣彼得堡郊外的奥拉宁鲍姆公园，建筑外部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内部整体采用巴洛克风格，个别内饰采用了洛可可风格。“中国宫”内设17个房间，最主要的房间之一便是“玻璃珠沙龙”（图8）。

“玻璃珠沙龙”由意大利设计师巴罗奇兄弟设计，墙面由12幅刺绣画组成，每幅画的边缘由洛可可风格的金边造型包裹着。刺绣画上展现了丰富的中国元素：小桥、花卉、宝塔、凉亭、雨伞以及神话中的奇异鸟雀，画面虽然充满了“中国味道”，但绘画形式更偏向于西方油画。这些刺绣画由9位俄国女刺绣师缝制两年而成，刺绣画上刺有无数的彩色玻璃珠，生产这些彩色玻璃珠的工厂是由当时俄国著名科学家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Михаил Ломоносов）建立的，为“玻璃珠沙龙”生产玻璃珠成为该工厂最大的项目。“中国宫”内也建有“中国屋”，但这个“中国屋”和彼得一世的“中国屋”有所不同，女皇的“中国屋”采用了中西合璧的风格，屋顶、地板和门拱形状都是欧式的，墙壁是“中国风”的，屋里摆放着各种中国艺术品。房间的装饰和陈设体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欧洲人对中国古代艺术精神本质的创造性理解。图8

奥拉宁鲍姆公园“中国宫”中的“玻璃珠沙龙”，图片来源：https://www.kp.ru/russia/sankt-peterburg/places/nasledie-severnoy-stolitsy/。如果说修建“中国宫”“玻璃珠沙龙”只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俄国前王室空间文化的继承与拓展，那么建造“中国村”（Кита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图9）则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独一无二的创造。叶卡捷琳娜二世将“中国村”选建在圣彼得堡郊外的皇村，皇村也是叶卡捷琳娜二世行宫所在地。18世纪70年代初，苏格兰建筑师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东方造园论》的俄文译本在圣彼得堡出版，这本书直接影响了叶卡捷琳娜二世。

钱伯斯从1740年开始为瑞典东印度公司工作，1748至1749年曾前往中国，并把中国的绘画艺术带到欧洲，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风”在欧洲的传播。他将“中国风”运用到英国花园设计中，将古罗马、法国和中国风格相融合，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中的中国宝塔就是他的代表作。叶卡捷琳娜二世非常渴望拥有一座“中国风”的园林，据记载：“当时女皇迷恋于‘中国风’风格，以至于萌生了想建造中国村的想法。在开始实施有形式的‘关于中国’的大型项目时，开始将常规的上顶花园的空间转变为景观。”这种中西合璧的园林景观彼时正在欧洲流行，在俄国的“中国村”修建之前，欧洲庄园中已经出现了中国式建筑和景观，比如18世纪中期瑞典斯德哥尔摩近郊的德罗特宁霍尔摩皇宫中就有“中国宫”。图9

“中国村”俯视图，图片来源：https://travelask.ru/blog/posts/39410-zachem-ekaterina-velikaya-stroila-kitayskuyu-derevnyu-v-tsar?ysclid=ldsg8fclew990702563。俄国的“中国村”项目大概启动于177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请里纳尔迪进行设计规划，她希望将园林打造成中西融合的统一体。“18世纪70年代，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公园的‘中国风’着迷到顶峰，她的这种兴趣在新花园的土地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1776年5月，她命令建筑师尼约洛夫（Неелов）在拱门上建造一座石质的中国凉亭，四面皆有入口，衬有深红色、黄色和蓝色的釉面砖。同年，大中华桥、龙桥和其他桥被建在十字河之上。”

“中国村”主建筑是一个八角形塔楼，塔楼的顶部设计借鉴了宝塔的形状，环绕塔楼而建的是18座中式风格的房子，每座房子的屋顶设计都非常奇特，有些屋顶上没有安装烟囱，而是用镀金的龙头来代替，一旦冒烟就呈现出飞龙吞云吐雾的场景。池塘边矗立的是中式风格的“吱吱咯咯塔”，“吱吱咯咯塔”名字是由塔顶旗帜与旗杆的风向拟声词而来（图10）。此外，公园中还建有石质的“中国凉亭”以及木质的“十字桥亭”等别具特色的中式园林景观。公园中的三座中国桥蕴含着西方人对中国建筑特征的独特理解，第一座是门廊连桥式的石桥，色彩艳丽；第二座是大中华桥，桥上的围栏由石制花瓶和珊瑚连接而成，别具一格的是桥两边放置了两男两女四个中国形象，他们身着带龙的服饰，每人手中都持着灯笼，这些雕塑展现了清朝宫廷中达官贵人的形象；第三座是龙桥，桥两侧盘踞着四只铸铁制成的卧龙。值得一提的是，1779年园中还修建了中国剧院，中国戏剧此时已经传播到俄国，18世纪中期元杂剧《赵氏孤儿》已经流传到欧洲，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也被翻译到俄国，18世纪末期的俄国人已经不满足于欣赏有形的中国艺术，而开始追求东方故事的艺术魅力。但可惜的是，中国剧院在“二战”中被摧毁，仅能通过19世纪末的照片窥其真容。

图10

“中国村” 的 “八角楼” 与 “吱吱咯咯塔”，图片来源：https://travelask.ru/blog/posts/39410-zachem-ekaterina-velikaya-stroila-kitayskuyu-derevnyu-v-tsar?ysclid=ldsg8fclew990702563。

很多俄国文化名人都曾在“中国村”留下印记。据记载，1822至1825年秋天，俄国作家、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Николай Карамзин）和家人曾在“中国村”居住，在安静的庄园中潜心研究俄国史，卡拉姆津的妻子和继女还在这里遇见过俄国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Михаил Лермонтов）。俄国文艺理论家尤里·梯尼亚诺夫（Юрий Тынянов）在他未完成的作品《普希金》中也描写了“中国村”的生活。虽然“中国村”的建筑与中国古代典型建筑有所不同，是被融入了西方人的经验与想象的产物，但它是中西两种文明交融后的一种创造，也是勇敢探索跨文化空间的一种尝试。

结语

18世纪的俄国因受到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中国风”的影响，把目光聚焦于中国艺术。这与启蒙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风”能够在欧洲流行，正是迎合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与兴趣。而俄国的“中国风”却有特别之处，它自西欧吹来，是在莱布尼茨、伏尔泰等西欧思想家的启蒙下所形成的“中国风”思潮。真正把“中国风”思潮转化为有形的艺术形式，是在彼得一世执政时期，彼得一世在俄国实施改革、兴建圣彼得堡的过程中引进了“中国风”的艺术形式——修建了“中国屋”。同时，他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购入大量中国艺术品，清康熙帝也将中国艺术品当作外交礼物赠予彼得大帝。作为中国邻国，俄国不满足于从西方接受“中国风”，马上进行了“自西向东”的转向，在中俄《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签订的背景下，在加强中俄贸易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从沙皇皇室到王公贵族的建筑中鲜明的“中国风”艺术风格。随着中俄贸易的增进，俄国允许私人贸易，中国艺术品在俄国普通民众之间开始流传。

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又将“中国风”的艺术风格在俄国本土进一步推进，她不满足于用“中国风”的装潢来布置宫殿，而是直接修建了“中国风”景观的园林和建筑——“中国村”。在俄国皇室庄园中就能置身于中国式的楼宇、宝塔、亭台、小桥之间，形成了“在西方看到东方”的体验，俄国文化名人卡拉姆津、莱蒙托夫都曾在“中国村”留下印记。18世纪俄国“中国风”的形成是中西文明交流的成果，思想的传播为中国艺术成为18世纪俄国文化风尚的元素奠定了基础，而艺术的传播更拉近了中俄两国之间的距离。虽然俄国最初是受到欧洲其他国家“中国风”的影响才将目光投向中国艺术，但因两国历史渊源、地缘政治、外交政策、贸易往来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艺术在俄国文化土壤中发展出不同于在其他欧洲国家的独特气质。中国艺术不仅是中俄两国早期文化交流的桥梁，也为博大精深的中华美学精神海外传播开辟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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