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理论是很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人文学科之一，在彰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当下，反思并推进这一学科的基础性工作实属必要。艺术学理论学科在中国走过十余年的短暂历程，较之于人文学科的其他“姊妹学科”，她显然是一个“后来者”，尽管过往学界对艺术基本理论的思考从未缺席，但作为一个在官方学科目录上有其正式名头的学科，的确是最近十多年的事。回顾这十多年的艰难历程，展望未来的学科愿景，我们还有哪些该做而没去做的基础性工作呢？要合乎科学规律地扎实推进这门学科的建设，就必须夯实这门学科的基础，而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却没有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未来如果我们仍旧忽略这些对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根基关系重大的工作，那么，艺术学理论学科要获得长足进步将会举步维艰。

本文着重讨论三个相关问题——基本文献、核心概念和指南类工具书，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展开和深化，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来说至关重要。

一、作为学科基础的“标准文献”

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看法，一个学科及其学科共同体是在特定学科的“范式”下思考和研究的，他认为科学有赖于科学共同体，而科学共同体又依赖于特定的学科范式。那么，范式又是什么呢？“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范式与科学共同体显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进一步解释道：“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做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从共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一直到学科谜题解答的模型与范例，在学科发展进程中都起到了范式的作用。所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同一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同样的教益。通常这种标准文献的范围标出了一个科学学科的界限，每个科学共同体一般有一个它自己的主题”。从库恩关于科学范式的理论中，便可得知一门学科发展的最重要的任务乃是范式的确立。但范式并不是抽象的和空泛的，而是具体呈现为一系列共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以及学科谜题解答的模型与范例，等等。

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首先是基本文献建设，或用库恩的话来说，就是所谓“标准文献”。在一个学科建构过程中，基本文献或“标准文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些文献既界划出学科的边界，又形成了学科特定的主题。无论是对于学术训练，或是对于学术研究，或是学术交流，这些文献都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和具体的历史语境，缺乏这些基本文献的参照，研究水准及其理论创新是值得疑问的。相较于美学、文学史、文艺学、哲学或史学，我们只要对汉语学界艺术学理论学科基本文献稍加翻检，便会发现这个工作目前还很薄弱，甚至没有引起艺术学理论学术共同体的高度关注。不少研究由于缺乏对丰富扎实的基本文献的把握和理解，往往导致了“无知者无畏”的现象，以致于有人无畏地提出了一些看似新颖但学理依据不足的“宏大”理论。对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来说，基本文献的匮乏，还会导致学科边界模糊不清、问题意识焦点不明、研究低水平重复等现象。所以说，基本文献或“标准文献”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学科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这些文献可以清晰地标示学科范围、对象、问题、方法、历史和核心概念；其二，基于这些基本文献，可以进一步提升学科研究水平，拓展学术视野，增强学术史意识；其三，基本文献对学生和学者的科研训练不可或缺，并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人才培养和教学评估同时起到重要的参照作用；最后，基本文献对于学术讨论及其批评还可起到规范作用，因为它们提供了学术研究的知识谱系、语境和内在逻辑。总而言之，艺术学理论学科范式的建构，必须奠基于系统的、丰富的和完整的基本文献或“标准文献”的学术资源基础之上。如果缺乏这一基础，那么，艺术学理论学科要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有所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来建设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基本文献呢？首要的任务就是文献学或版本目录学研究，亦即对古今中外艺术学理论经典文献的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所谓“文献”在汉语中是指“有历史价值和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现代汉语词典》)而英语bibliography单数形式是指参考书目，作为集合名词则指“一些书籍作者、印制、出版和编辑等方面的历史或系统描述”。所以另一种译法是所谓“目录学”(《牛津英语词典》)。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目录学是研究和描述书籍的科学。1)按某种体系编制书目(称描述性目录学)，或 2)研究书籍的书目(称版本目录学)。目录学一词还用来指称这种研究的成果；目录学著作可以是有关某一具体作者著作或某一学科著作的系统知识，或是有关某一国家或某一时期图书的完整资料”。最后一句表述，“有关某一具体作者著作或某一学科著作的系统知识，或是有关某一国家或某一时期图书的完整资料”，正是此处我们强调的版本目录学研究的准确含义，具体说来，也就是特定语种或文化或特定时期关于艺术学理论的“系统知识”和“完整资料”。

从海量文献中遴选出经典文献篇目，通过研究、整理和编撰，进而形成具有体系性和学术史意义的文献目录，这是学科文献建设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构建汉语学界艺术学理论的基本文献资源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是按学术史发展阶段形成的历史系统，亦可以是按艺术学理论基本问题建构的主题系统，还可以是按不同理论学派来组合的学派系统。正是在基本文献系统的建构中，体现出汉语学界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彰显出中国学者对艺术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本土化理解和地方性贡献。第三步是系统出版这些文献，并不断修订和补充完善，这应是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共同体长期的工作，它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基础性的文献整理和译介工作往往处于边缘化地位，不受重视，甚至不算学者的科研业绩。在一个目的理性导向流行的学术共同体内，长期从事文献建设工作不但需要奉献精神，还需要耐力和耐心。更麻烦的是，由于这一工作没有得到艺术学理论学科共同体的高度关注，无法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往往只局限于少数学者和团队，因此艺术学理论基本文献的建设这十多年来不尽如人意，还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基本文献的版本目录学研究，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什么样的文献是经典文献？什么样的文献属于艺术学理论？如何与相邻学科(美学、文艺学或各门艺术理论)既相关又区别？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讨的学科难题。在这方面，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学术团队进行了一些开拓性的尝试，系统整理了一些古今中外的艺术学理论文献，尤其是当代国际学界重要的学术资源，并形成了几个很有特色的文献书系，分别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刊行。我们相信这些基本文献的出版发行，将会对汉语学界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二、学科知识中的核心概念

学科基本文献是一个学科知识生产的地基，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是学科的专业术语和核心概念。我们再次回到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他特别指出了科学共同体的运作规律，同一学科内的专家学者往往交流的相当充分，专业判断也相当一致。之所以如此，往大处说，是由于共同体内成员共享一个范式；往小处说，则是范式中的“学科基质”使然。就自然科学而言，首要的“学科基质”是特定学科或专业的“符号概括”，“团体成员能无异议地也不加怀疑地使用的公式，它们都很容易用(x)(y)(z)(x、y、z)之类的逻辑形式来表达”。虽说人文科学不是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理论”，而是带有阐释多样性的“软理论”，但学科共同体内的交流和判断则与自然科学一样，有赖于共识性的专业术语和词汇，否则一个学科的建构是不可能的。这就提出来一个问题：以科学范式的视角来审视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其学科共同体共有的“学科基质”何在？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者们使用什么样的“符号概括”呢？这样的追问其实直指该学科必不可缺的基础性工作之一——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名词术语。由南京艺术学院主持的“全国艺术学理论名词审定”工作，显然是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科基质”之一的“符号概括”的一次全面系统的厘清和整理。这项工作对于建构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来说不但很重要，而且很迫切。它既是当下亟需展开的专题研究，又是必须着眼于长远的、不断修订完善的长期工作。

如果名词审定是基础中的基础的话，那么，从名词出发，还可以延伸至更多的相关领域，诸如基本概念、核心概念和关键词等。从外延上看，专业名词是最宽泛的表述，包含了艺术学理论学科所使用的各种名词性的专业术语，名词审定工作其实正是对这些名词性的专业术语的普查、确定、归类和审定。这些名词是一门学科赖以生存的基本工具，没有这些名词性的专业术语，一门学科的知识系统很难确立，无法交流，也很难传授。一如库恩所言，只有经共同体认可的专业术语并对其不加怀疑地使用，才有充分交流，才可能达成一致的专业判断。

从国际学术界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来看，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知识领域是所谓“关键词”(key words)与“核心概念”(key concepts)的研究。这方面西语出版物中已有很多相当有影响的研究和著述，这给本土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人们耳熟能详的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威廉斯发现，特定的时期和文化中，关键词会一组一组地成群出现，因而形成了关键词的某种结构，“某一些词语、语调、节奏及意义被赋予、感觉、检视、证实、确认、肯定、限定与改变……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这种过程可能异常地快速并且极易被察觉”。依据威廉斯的看法，这些词汇之所以重要，并获有“关键词”的地位，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在特定语境和诠释中，这些词汇是重要的且彼此相关的；第二，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意味深长且具有指示性。换言之，关键词反映出特定时期人们对重要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理解与阐释，它们含义深刻且具有指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关键词可以视作名词性专业术语中更为重要的概念。从哲学视角来看，有一种说法值得深省，“哲学是通过纯粹概念获得知识”。“命名概念要求一种纯粹的哲学趣味，它通过或激烈过火或旁敲侧击的言辞，在语言内部形成哲学语言。这不仅仅是一套词汇，更是一部臻于极致或达到完美境界的句法。尽管概念有时间性……必须接受更新、替代、变异等方面的制约，后者赋予哲学一部历史。”这段话更清晰地揭示了概念与一门学科及其历史的基础性关系。从概念到句法再到历史，这是一个从小到大的功能性知识系统。概念是基本元素，句法是概念使用的内在规则，而概念的发展演变也在不断地重构句法，进而构成一门学科的历史。威廉斯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概念的功能，他认为特定时期的关键词之间会产生特定的关联性，“关联性蕴含了一种不仅是思想的而且是历史的结构”。威廉斯的这个判断极为重要，与恩格斯从黑格尔哲学中所发现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哲学方法论异曲同工。这些极具启发性的说法实际上在提醒我们，一个知识系统或学科在特定时期甚至特定语境中形成的概念间的结构，即它们的关联性，既反映了特定时间和空间的语境特性，又揭示了知识本身的内在逻辑关联。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晚近学术界对关键词的研究方兴未艾，尤其是对学术发展中所出现的“新关键词”的研究。比如在威廉斯《关键词》1976年出版30年之后，几位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又续编了《新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的修订》。这本书收录了这30年间文化与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语汇，并对威廉斯书中已有的概念进行了新的补充和阐释。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发展是，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用“核心概念”来取代“关键词”，因为前者比后者外延更广、内涵更深。像美学、哲学、历史、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等领域，出现了许多对核心概念研究有影响的著作。其范围之广，研究之深，著述之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不但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方法，而且成为当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发展新的方向和拓展空间。比如美学领域有7卷本德语大型工具书《美学基本术语历史词典》，1500页之巨的法语《美学术语》，以及6卷本《牛津美学百科全书》。这些重要的美学名词术语或关键词的系统梳理与多元界定，不但具有厘清概念的意义，而且形成了复杂的概念关联，并展现了美学术语或重要概念的历史演变。其实，这样的研究和整理不只限于学科或知识领域，而且可以细分到专题甚至人物，比如《全球化核心概念》或《海德格尔研究核心概念》，等等。

反观汉语学界艺术学理论学科，尽管学术进展日新月异，新概念新术语层出不穷，但这一知识领域的核心概念的系统研究仍相对薄弱，有很多关键概念的研究仍处于空白地带。学科共同体内部也缺乏对核心概念的深入学术讨论和系统研究。此次艺术学理论学科名词审定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不妨在大量名词整理的基础之上，提炼出一些更为重要的核心概念或关键词，以展开并推进这方面的本土研究。

在笔者看来，这一研究的路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其一是基于学科基本文献或“标准文献”(库恩)，根据特定名词术语的词语影响力和词频等指标，提炼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核心概念，并对概念进行分层、分类和归并，以揭示出艺术学理论的概念簇群及其关系。其二是对中外已有的相关核心概念或关键词研究进行考察，从中发现国际学界和汉语学界流行的重要概念与语汇，提炼出具有本土性特征的核心概念，进而为该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坚实的学理依据和参照。其三是规划出版系统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核心概念的研究著述，产出从研究性著作到工具书等不同类型的高质量出版物。

显然，核心概念的系统研究不但是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术史资源的清理，同时也是对这一学科问题意识和发展趋势的总结。更重要的是，核心概念的整理、归纳和研究，对艺术学理论这门正在发展的学科具有夯实学科基础的作用。正如库恩所言，基本概念和术语乃是一门学科范式最重要的“学科基质”，搞清这些核心概念并进行清晰的界定，对于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批评交流等，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学科指南工具书

要更好地发展艺术学理论学科，还有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那就是学科指南类的工具书的撰写。从国际学界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来看，一种重要的大型工具书——学科指南——很是流行。这类书看起来只是工具书，其实包含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信息，反映出特定学科或知识领域的过往历史和最新进展。国内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类大型工具书的重要性，翻译出版了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的《社会理论指南》《艺术理论指南》《美学指南》《文化社会学指南》等。

从文献学角度说，一般将文献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所谓“基本文献”(primary sources)，也就是与研究直接有关的“原始资料”或“原典文献”，如特定时期或作者的原典，比如鲁迅的著作或刘勰的著作等。这也就是我们前面专门讨论过的基本文献。第二个层次是所谓“次级文献”(secondary sources)，也就是以基本文献为基础的研究文献，比如对鲁迅或刘勰的研究所形成的文献。除了这两个层次之外，还有第三个层次，即所谓“三级文献”(tertiary sources)，它是以次级文献为基础的各种文献，其中重要的一个分支就是“指南”类的大型工具书。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生产，其实都离不开这三类知识的生产，尽管按照重要性来说，原典文献最重要，次级文献次之，而三级文献更次之；但是，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来说，指南类工具书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指南类工具书的用途十分广泛。首先，它是对一个学科的知识的系统设计和整理。比如艺术学理论学科究竟是什么样的学科，包括哪些分支学科，学科方法和边界在哪里，这些重要问题的表述一般只存在于学科评议组起草的“学科指南”等官方文件中。学科内的学术共同体如何认知和界定，又只限于零散的学术论文。其实，指南类工具书是一个很好的阵地，可以通过归纳总结学界共识性的看法，反映出该学科的完整的知识形态，既有利于学者们的知识创新，又对该学科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有所助益。

△保罗·史密斯、卡罗琳·瓦尔德《艺术理论指南》

其次，指南类工具书往往是由学科内顶尖专家分别撰写的，通常对特定学科研究的新问题和新趋势加以总结，尤其是分支学科及其方法论、主要问题领域、学科历史发展或学术经典文献等，由此描画出学科的基本形貌。这对该学科的从业人员来说无异于是一张有用的知识“导游图”，其作用不可小觑。尤其是指南类工具书，通常是以学科问题导向为目标，其所确定的主题一般反映出该学科领域的研究问题意识。不但有对一个学科或知识领域的历史回顾和学术史分析，还有对关键问题、尤其是有争议问题的理论阐释和解析。以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的《艺术理论指南》为例，该书分为四个部分，其一是传统与学院，集中讨论了19世纪以前的代表性的艺术理论，从古代的模仿说一直到“如画”理论；其二是以现代主义为中心，从康德、黑格尔美学一直到反艺术概念；其三是批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涉及当代主要的艺术理论思潮和流派，从马克思主义到批判理论，再到法国理论和女性主义，等等，展现出艺术理论的历史轨迹和当代景图；最后一个部分是阐释与艺术惯例，主要是对再现、心理学、阐释学、接受理论、视觉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总结与分析。这本书的主题之丰富，视野之开阔，往往一册在手便可纵览艺术理论的历史与当下。

最后，从国际学界的做法和经验来看，这类指南类工具书不但发行范围广，而且还通过不断修订出新，往往每隔几年就出新的修订版，其更新速度反映了特定学科或知识领域的新进展和新变化。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学理论本身也具有居间性和跨学科性，一些指南性的工具书对这方面的进展给出了系统全面的描述，有助于学者和学生掌握学科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

其实，汉语学界对指南类工具书不但有所译介，而且也有一些本土化的实践。有些学科，比如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和哲学学科，就有学者编撰了一些学科指南类工具书。但总体上看，与国际学界这方面的工作相比，我们的研究和出版还显不足，还有很大的可以拓展的空间。就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由于它在中国“名正言顺”的历史较短，所以亟需由学科共同体来集体编撰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指南工具书。此项工作不但是对学科边界、性质、主题和方法论的检视，而且在学科发展历程中对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将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科指南类工具书的编撰和出版，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和完善的标志。

如果说艺术学理论学科富有中国特色，那么，一本或多本该学科指南的大型工具书是不可或缺的，期待国内学界同仁齐心协力，编撰出体现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指南，将该学科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落到实处，使该学科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总之，艺术学理论学科十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回望其发展历程，我们不得不承认尚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亟待补上。只有做好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我们才有可能充满文化自信地说，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然确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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