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音先生设计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封面考详

Lin Huiyin’s Cover Design of Zhongguo Yingzao Xueshe Huikan (B 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曹 汛 CAO Xun
刘珊珊 张梓墨（整理）

我先前编过《林徽音文集》，撰写有《林徽音先生年谱》，后来又一直在寻找林先生的佚文佚作，包括诗歌、小说、散文、翻译、书信、建筑论述、建筑设计、美术作品、美术设计、舞台美术设计、工艺美术设计、封面设计等等，前后所获不下五六十件，辛苦爬剔，其亦为力艰辛。艰苦奋斗之目标，是把以前称作文集的扩充为全集，已发的七、八万字年谱最后作成《配图本林徽音先生年谱长编》。以前人编过几本林徽音文集都只是诗文集，我策划创始扩编为二卷集，《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增补，《林徽因文集·建筑卷》则全是我的始创。建筑卷内含美术、工艺美术方面的论述和创作作品。正在进行中不久即将刊行的《林徽音全集》，将是和《梁思成文集》一样大的开本，也是四册；《配图本林徽音先生年谱长编》另出专书，约四、五十万字。寻找佚文佚作的工作十分艰巨，“始作也简，将毕也巨。”越到后来越艰巨。寻找她的零星作品真有如大海捞针，未投身其中的人简直难以想象，我一时也没有办法一一说清。这里的交代，只是一个引子，也只能说到寻找她的书刊封面设计的事，扣紧本题。

林徽音先生早年与梁思成先生双双负笈远洋求学美国，原本是想学建筑，但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只好改学美术，又选修旁听建筑学课程，因学业突出，二年级时就被破格聘为建筑系助教，后升讲师，毕业时还是获美术学士。林先生多才多艺，学成归国后又从事诗文创作，成为诗人和文学家，又不忘本行，跟随梁先生从事建筑教学和古建筑调查、建筑史研究。从事文学活动的同时，还为《学文》杂志、《文学杂志》设计封面，为新月派诗人陈梦家的诗集《铁马集》设计封面。此外还先后为报纸设计过刊头画，这方面的作品虽然不是太多，但是颇受欢迎也颇获好评。我以前没有发现过林先生为建筑方面的书报杂志设计过封面，这一次发现她为《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后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学社汇刊》或《汇刊》）一连气儿设计了8种不同的封面，用在《学社汇刊》第三卷至第七卷，共5卷17册上。有的是一年3期、4期全用同一种封面设计，有的是一年4期每期各用一种封面设计。这一套8种封面设计，真可说是洋洋大观，这也是她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后称“营造学社”或“学社”）以后——除了随梁先生或她独自跑出去调查古代建筑，和梁先生一起或她自己单独署名写文章以外——这一套8种为《学社汇刊》所作封面设计，也是她对营造学社、对营造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一个独特贡献，值得大书特书。这一批8种封面设计，当然也要一并收入即将编辑出版的《林徽音全集》，并一一按年份分别采入《配图本林徽音先生年谱长编》中。这里是先发一文，报告发现经过和考证认定的过程。

这些封面设计，在《学社汇刊》上发表时，一概都没有说明是林先生的设计，所以也就一向不为人所知。我发现和考证明白之后，自然是无限欣喜，又不免叹恨自己闻道甚晚，为什么没能及早发现。其实我在十几年前写的《林徽音先生年谱》中已收了先生主编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二期的书影，封面上还有梁先生亲笔题字“林徽因珍藏，恕不外借”。因为《汇刊》七卷二期已标明是林徽因主编，便不能不怀疑本期封面亦应是林先生亲手设计，但是在《年谱》中并没有指出这个怀疑，当然更未能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追寻下去。去年（2015年）是林先生逝世60周年，我想再作一次拉网式的搜寻，找小友黄晓博士借来一套23册知识产权出版社重印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想要海查一遍梁、林二先生的遗文遗作还有零星佚事。当然也就再一次回忆起《汇刊》七卷一期、二期的两个封面设计。这时当然也就立即认可这两期封面都由先生设计。这两期封面，中间是刊名，左右两边是手绘线描雕饰图案花纹。设计落落大方，十分精美。再从后往前一一倒查，随即发现，《汇刊》1933年四卷一期、二期和三四期合刊共3册的封面，也是中间是刊名，左右两边是手绘线描雕饰图案花纹，和七卷一期、二期的封面是同一格局，仅仅雕饰图案花纹不尽相同。七卷一期、二期是花序上面缠枝连续花纹图案，四卷一期、二期和三四期合刊这3册上的雕饰图案缠枝花纹中有凤、鸾和人骑神兽。将七卷2册和四卷3册《汇刊》封面设计摆在一起一比，便可立即肯定，这5册《汇刊》上的两种封面设计，无疑是出自林先生一人之手。

发现至此，就不能不想到，《汇刊》原刊7卷共22册，只有一卷2册和二卷3册的封面是右侧为刊名、左侧为本期目录，封面上没有艺术设计。从1932年三卷一期开始，按卷前扉页上梁思成先生为祝朱社长六十大寿所写的颂寿无题序文称“社刊更始”，这一期的“社刊更始”，别开生面，有了封面设计。封面上不再刊出本期目录。这一期封面设计，是正中竖排刊名和左边婉漪名款，下钤瞿字朱文印章、上部横排四朵红色唐式杷头栱图案，分左右两端各两朵。正文收有刘敦桢、梁思成、林徽音三人的文章，也收了瞿兑之、梁启雄的文章。这一期《汇刊》封三刊出本社职员名单有编纂瞿兑之、梁启雄、陶洙，法式部主任梁思成，社员名单有刘敦桢、林徽音，皆列名为校理。职员名单称编纂瞿兑之、梁启雄、陶洙，三人即应是本期《汇刊》的正副主编。瞿兑之先前也是一卷、二卷《汇刊》的主编，一、二卷没有封面设计，三卷“社刊更始”有了封面设计，采用了红色斗栱图案。瞿兑之为文士，文学教授不工画，梁启雄亦文士不工画，陶洙为陶湘之弟，也是文士，兼能绘画，此前还绘过李明仲像。但像这样用红色所绘标准唐式杷头栱，不用说一般文士画不出来，工绘事的画士也画不出来。因此这一种图案设计，或许正应该是出自林徽音先生的手笔。当时我还只能作出这样一个推断，后来进一步反复参验，最终认定确是林先生的一个设计。

《学社汇刊》除一、二两卷5册之外，从三卷到七卷共5卷17期17册，接连不断一共用了8种封面设计，除了认出并考定以上3种是林先生设计之外，其余5种又是何人设计？这8种设计的面貌手法，除四卷3册、七卷2册之两种图案风格相近，还有1935年六卷四期4册封面上都用建筑图像，也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随即又发现，在六卷一期封面设计所采用的曲阜孔庙至圣庙图的左下角有“民国廿四年十一月思成仿旧木刻版”一条题记，这一期《汇刊》已注明是“曲阜孔庙专号”，所收为梁思成《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专刊）》。采用这一封面，正是表里如一的一个精心设计。梁先生曲阜孔庙一文用为专刊，再用梁先生所作仿旧木刻版图作封面，正是相得益彰。此图的左下角有“民国廿四年十一月思成仿旧木刻版”题记，题记中称“思成”云云，只能是林先生的口吻。若是他人题此，只能称“梁思成君”。社友同人称“梁思成君”，只有林先生可省称“思成”，在当时已一致奉为定律。于是也就不难认定，这一期的封面正是出自林先生之手。《汇刊》六卷一期为1935年9月出版，六卷二期为1935年12月出版，六卷三期为1936年出版，六卷四期为1937年6月出版，这一卷4期横跨三年。到1937年6月出完第四期之后，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寇入侵华北，学社解散，《汇刊》停刊。第六卷这4册的封面设计都是用的建筑布局总图。六卷一期取梁先生仿旧木刻版作曲阜孔庙布局图，左下林先生题签昵称“思成”，表明这一期封面设计确是出自林先生之手，以此类推，同卷二至四期的同类封面设计，亦正是出自林先生之手。

考证至此，只剩下第五卷4册所用同一封面设计，尚无着落，不能确证出自何人之手。但是推想起来，自1932年三卷一期“社刊更始”以来，三卷、四卷、六卷、七卷的封面设计都可以确认是林先生亲手设计，独独夹在中间的第五卷封面设计是由别人插手，怎么会有这种可能呢？正中所用“Δ”形古玉图案，又正是林先生喜爱的一种雕饰图案，设计朴雅大方，也都能表明必是林先生设计，他人望尘莫及。这样看来，自1932年“社刊更始”在北平所出的三卷至第六卷，以及后来学社在四川用草纸石印所出第七卷，全部5卷17册共用了八种封面设计，一脉相承，全都是出自林徽音先生之巧手。这可是我二十多年以来，辛苦搜求林先生佚文佚作之最大一次收获。我自己是喜出望外，林先生在天之灵也会含笑首肯了。

这一批8种《汇刊》封面设计，令人爱不释手。新版（指知识产权出版社版本）制版不够理想，有些切边，我这里刊出的都是当年的原版。全发这8种原刊《汇刊》封面设计彩色版，读者收此一册，就免得到别处去一一寻找原版原刊了。要找一家全藏有7卷22册汇刊原版的图书馆恐怕是再也找不到了。林先生这8种《汇刊》封面设计是先生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现在既然把这8种汇刊封面设计一一考明，并集拢发表在一起，因为极其珍贵难得，下面再按先后次序一一加一些解说，并补充一些考证细节，以飨读者。我的考证总是督意于史源学年代学考证，所以还得有一个全面的交代。

一、第一卷一二册，第二卷第一二三册用的是同一种封面（ 图1 ）。上面右侧为“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八字刊名，左下有婉漪书名及朱文瞿字姓章，婉漪为本刊编纂瞿兑之别号。封面左侧为本期内容目录，目录印在封面上有便读者，一卷一册1930年7月出版，一卷二册1930年12月出版。二卷一册1931年4月出版，二卷二册1931年9月出版，二卷三册1931年11月出版。1930年一卷一册、二册后面没有本社社员名单。1931年4月出版的二卷一册封三有《本社职员题名》，有主任朱 启钤，编纂绘图及收掌附阚铎、瞿兑之、刘南策、陶洙等。常务以下有校理刘敦桢，参校梁思成、林徽音等。1931年9月出版的二卷二册封三《本社职员题名》同二卷一册。1931年11月出版的二卷第三册封三《本社职员题名》是社长朱启钤以下，列有主任阚铎（文献）、梁思成（法式），编纂等同前，刘敦桢仍列名校理，林徽音仍列名参校。因知《汇刊》一卷出版时还没有列出梁、林二先生之名，是他们还未入社。二卷一册、二册题名列有梁、林二先生，皆入参校。二卷三册题名始列梁先生为法式部主任，是此时梁先生已到职上任。一卷一二册、二卷一二三册是“社刊更始”之前，这5册没有封面设计。所以也要写出一节，是为的追叙根由，这一段论事不可缺少。

图1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2册、第二卷3册封面

二、1932年《汇刊》（第三卷）共出4期（ 图2 ），第一期1932年3月发行。这一年正逢社长朱启钤先生六十周甲，卷首梁先生为作无题祝颂寿序，是一篇古文力作，并按古法不用标点，全文仅123字，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图2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4期封面

全文称“先生生于同治十一年壬申十月十二日，今年适为周甲之期，前溪先生赠诗纪公出处，最为时下传诵。盖公晚年退居，致力于营造学社孜孜不倦，故有‘老作李明仲’之句。同人日侍砚席，饫闻讲论久矣。壬申初春社刊更始，各献研究所获为先生寿，并以公六十造像及前溪赠诗揭诸简端，用志景仰。后学梁思成谨识。”对于本文的考证来说，梁先生此一大文内称“壬申初春社刊更始，各献研究所获为先生寿。”“社刊更始”是这一年这一期，改为一年定期出4期，以前一、二卷称册不称期。梁先生说的同人“各献研究所获为先生寿”，这一期刊有刘敦桢先生译文两篇，梁、林二先生论文各一篇。梁、林二先生这两篇文章，都是二先生从事建筑事业、建筑史研究以来发表的处女作。这一期的封三本社职员名单，已列梁先生为法式部主任，刘敦桢、林徽音列名校理。正是由于这一期“社刊更始”，也才破天荒第一次有了专门设计的刊物封面。这期的封面设计，刊名和婉漪书名印章排在正中，封面上肩部用红色绘有四朵唐式杷头栱（清式称一斗三升）及上下方的图案，黑线勾边，十分醒目。再仔细看栱身下部圜和曲线，和斗底的曲线䫜欹，非专业高手绝对无法措及。这一期职员名单虽仍列瞿兑之、梁启雄、陶洙三人为编纂，实际上已是梁思成主持编辑，是梁先生写的祝颂寿词，等于是这一期祝寿专刊的发刊词。只能说在法式部主任梁先生上任之后，已成为职员中的排头兵和学社的学术支柱，所以也就当仁不让，主持这一纪念专刊，瞿兑之他们当然也就退避三舍、靠边站了。因此也就足以表明“社刊更始”这一期新出的封面设计只能是出自林先生之手。实际上也表明，这一期纪念专刊也是林先生帮助梁先生二人一体之精心打造。我证出林先生不仅设计了这一期封面，还参与协助梁先生一起编辑了这一期纪念专号。我发现这一期第60页空白处有一幅像小书签大小的精美插图。

近景是高树和两层歇山式楼阁，高树与楼阁之间有人在放风筝。中景是远山天空中高高飘起一只大风筝，高空中还有几只鸟儿飞过。这一期是1932年3月出版，所画放风筝正是应时三月春风和清明风俗。从这幅小画的构思和手笔上看，无疑是林先生的手笔。若不是她亲自参与编辑，怎么能够知道会有这一页空白，又怎么能及时将这幅小画补入在这一页空白之中呢？《汇刊》三卷一期开始采用的四朵红色斗栱，一片鲜红，让人想到红灯高挂，用作社长朱先生祝寿专号，最为喜庆得体。而唐代红色斗栱，又正是梁、林二先生梦寐以求，四处寻找希望能够发现的一个美梦。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唐佛光寺大殿。这个封面，显然也应该是林先生得意之作，一连在三卷共4期上刊用。

三、1933年第四卷一、二期和三四期合刊共出4期3册，封面设计又别出一种，正中还是刊名及瞿氏题名印章，两旁采用线刻雕饰图案，在缠枝连续花纹图案中穿插有凤凰、鸾鸟和仙人骑神兽的动物图案（ 图3 ）。林先生先前在东北大学开过中国雕饰史的课，后来一直倾心汉唐雕饰图案，写过《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稿》。她为《汇刊》设计封面，采用主图案唐代斗栱之后，接着就采用汉唐雕饰图案，正是顺理成章。对照后来梁先生和她先后主编的草纸石印横排本《汇刊》七卷一期、二期也是采用的这种雕饰图案为边饰。四卷3册采用的封面设计，必出自林先生之手，是十拿十准毫无疑义的。整个版面疏朗大方，又最为典雅，应该是和七卷一、二期一样最值得推崇的一种封面设计。

图3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一期、第二期、第三四期封面

四、1935年出的第五卷共4期，封面设计又别出心裁，正中还是刊名及瞿氏署名签章，正中又底衬有一倒三角形（ Δ）玉饰图案，四周直线带钩略如围框，具抽象意蕴（ 图4 ）。上面说过，这一种封面设计虽然找不到确凿证据，推断亦应是出自林先生之手。作品本身又是一个大手笔，典雅疏朗，招人喜爱。可惜倒三角形玉饰图案的垂尖没有对好正中，这应该是排版印刷套版时发生的偏差，绝不会是设计的失误。

图4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4期封面

五、1935年出了六卷一期、二期，1936年出了六卷三期，1937年6月出了六卷四期。这4期的封面设计都以版刻建筑总图为饰，每期所用版刻都不一样，是以这三年4期共用了四种封面设计（图5）。这里先说第一期第一种。1935年出版的六卷一期，封面上已标出是“曲阜孔庙专号”。全册仅收梁先生《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专刊）》，洋洋大观首尾共161页。这一册的封面很有意思，用了一幅梁先生手做的木刻版所绘曲阜孔庙《至圣庙》总图，做的木刻所绘至圣庙总图极工正典雅，落落有致十分清朗。正中刊名及瞿氏题名签章压在图上面。在梁先生此图左下角有一行文字记载“民国廿四年十一月思成仿旧木刻版。”这一题记交代明白，封面上用的至圣庙总图原来是梁先生仿旧木刻版所绘。更重要更难得的是，这条题记称梁先生为“思成”，是用的亲切昵称，只能是林先生手笔。

图5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一期封面

别人称梁先生，一般只能称“梁思成君”。只有林先生才可以用亲昵之称称他为思成。这就表明这一题记正是林先生的手笔，也就表明这一期的封面设计，无疑确凿是林先生的手笔。由此也就可以进一步推定，由于1935年、1936年、1937年出版的六卷一至四期，所用封面设计都是用的与该期内容一致的版刻总图，这六卷4期的封面是一体设计，都是出自林先生之手。
六、第六卷第二期为1935年12月出版，封面设计用的是一幅宫殿总图的一部分，是采用本册刘敦桢先生《清皇城宫殿衙署图年代考》一文所附康熙十八年（1679）《清皇城宫殿衙署图》中轴线上紫禁城内后部三大殿，乾清门乾清宫一组后三殿及北面御花园一段（ 图6 ）。这种封面设计正是取《汇刊》本卷本册内所见的宫殿图局部“图样”，以便与卷中刘先生的文图表里合一。这也是一种封面设计的可取模式，等于是提醒读者，注意本期的一个要目。以下两期都是取的这一模式。这种设计模式，当然也只有林先生这样细心人才想得出来，不熟谙本专业的文士或其他什么人都是想象不出来的。

图6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封面

七、第六卷第三期为1936年出版，封面设计采用的是苏州宋平江府图石刻中的子城平江府平江军及后面的庭园（ 图7 ）。本卷本期收有刘敦桢《苏州古建筑调查记》，刘文图版贰拾壹收有一幅《宋平江图》石刻拓本，又在第53页收有插图十六《宋平江图碑中之平江府治》的拓本，拓本当然是黑底白线。这一期的封面正是用的插图十六拓本，把原本的黑地白线，翻拍制版改为白地黑线，线道和室名题字用作封面，当然不能用全黑，只能用土黄灰色。将封面全图与本卷本期53页所收《宋平江图碑中之平江府治》图相比照，二者完全相同。这一封面的设计巧妙之处，是有意将刊名及瞿氏题名签章向左偏排，而不是仍把刊名排在正中。这样做的考虑是不让刊名正好压在平江府治子城的中轴线上，让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更加醒目，这种巧妙的安排，正可以看出设计者的匠心独到。

图7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三期封面

八、第六卷第四期为1937年6月出版，封面设计采用的是《大金永安重修中岳庙图》拓本的翻拍本，把原来的黑地白线道翻拍成白地土灰色线道（ 图8 ）。正中的刊名这次是又压在图上的中轴线上。本卷本期收有刘敦桢先生《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文中89页所收插图十三正是这幅《大金永安重修中岳庙图》的墨拓本。六卷四期为1937年6月出版，同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大肆侵略中国，学社不得不解散，梁、林先生成为难民辗转逃难到长沙、昆明，最后落脚到四川李庄。林先生在艰难困苦、贫病缠身的情况下，协助梁先生把学社的文化抗战一直进行到日寇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图8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四期封面

九、梁先生、刘先生带他们的忠实助手莫宗江、陈明达等人，从昆明和李庄出发调查西南川康及昆明地区古建筑，调查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刘先生离开学社另谋高就到中央大学主持建筑系。梁、林先生带他们的老助手莫宗江、刘致平，新来助手卢绳、王世襄、罗哲文等奋力编成《中国建筑史》初稿之后，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用草纸石印《汇刊》，不能刊出照片，就把照片一一改描成线图。就是用这样的办法，复刊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梁先生主编了七卷一期，林先生主编了七卷二期，两期连载刊发了梁先生《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和其他一些好文章。这两期《汇刊》改为手写横排草纸石印，林先生设计封面只能是尽量取简化图案，不可能再像六卷一至四期那样取复杂的版面，只好顺水推舟，参照《汇刊》四卷一、二期那样，采用边饰雕饰图案。四卷用过的鸟兽雕饰图案也不宜再用，于是又精心策划打造，在封面两侧采用花瓶花序，上出缠枝连续花卉图案，应该是牡丹花的高度简化（图9）。这一封面设计的构思，虽然是参考了四卷一、二期和三四期合刊共3册的封面模式，却又别出新意，极为简化，最后效果，好像比四卷3册又好了一些，可以说是一个登峰造极的设计了。

封面正中还是用的老传统瞿氏手写《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八字刊名，但是去掉了旁边瞿兑之的题名和签章。这是因为“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肆入侵中国，华北沦陷，学社解散，不愿做亡国奴的学社志士同人，纷纷逃难到西南敌后。瞿兑之没有离开北平，若是只做了亡国奴倒也罢了，这个人后来又丧失良知，走入黑暗，在敌伪时改名益锴，出任华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成为汉奸和日本人的走狗，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当然也就是在敌后进行文化抗战的梁、林先生那些爱国志士的敌人。林先生设计《汇刊》七卷一期、二期封面，当然要把这个人的名字拿掉，留用他先前的刊名，是为的表明继续《汇刊》旧的传统，也是没有其他人曾为社刊写过刊名。照我现在事后诸葛亮的推想，若是当年不用瞿氏题刊名，由社长朱启钤先生自题刊名，岂不更好。日寇占领华北以后，朱先生未能南下避难，留在北平，但是一直没有给日本人干事。我最为推崇林先生最后设计的七卷一期、二期封面，不仅是这一封面设计最为简洁大方、庄重清朗，更非常推奖她断然拿掉了瞿兑之的题名签章，表现了一种大义凛然。

图9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二期封面

以上是一口气写了九条，第一条只是一个铺垫，早期历史不能不提，林先生为《汇刊》所作封面设计，精益求精、呕心沥血，一共是8种，先后依次刊用在17册汇刊上。自1932年三卷一期梁、林二先生进入营造学社，“社刊更始”直到出到六卷四期，日寇入侵打断，1944年、1945年又重新艰难起步，恢复社刊，梁、林先生各主编一期，两期封面又都是林先生精心设计，可谓善始善终。而且还恰恰是林先生主编完最后一期，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营造学社的事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今日回想起来，不能不让人心潮荡漾，精神振奋，甚至热血沸腾，对梁、林二先生的丰功伟绩，和林先生设计《汇刊》封面的业绩，顶礼膜拜，钦仰不止。我这样把考证盘活，自己也受到了一次很大的教育。一次发现和考证清楚林先生为学社《汇刊》所作8种封面设计，可不是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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