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七夕是古代社会深受女性群体喜爱的节日，也是一个以女性为主要参与群体的节日。虽然七夕活动具有较强的游戏趣味性，但这些节俗的确立对于古代女性来说是具有娱乐化形式的道德约束，女性在每年乞巧过程中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反复进行自我认同。因此各类乞巧图记录的不仅是欢乐的节日民俗，更以图像深描了女性的社会分工，是女性社会角色的图像引导与示范。画中与画外的节日器物也在延续传统、情感投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七夕 女性 社会角色 乞巧图 节日器物
古代女性社会角色的七夕深描
陈晶七夕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节日之一，源于古人对于自然天体的观察与探索。至汉代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牛郎星和织女星，对两个星象进行了人格化和性别化阐释并附加了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故事。直至魏晋时期，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框架已经完备。经过南朝齐武帝起立穿针楼举行乞巧仪式以及唐玄宗时期搭建乞巧楼举办清宫夜宴等统治阶层的推波助澜，七夕节日逐渐成为整个社会范围内备受人们推崇的岁时节日。在如此盛大的节日中，古人设置了繁多的节日活动，其核心内容是在节日当晚的拜月祈福。和其他节日属性变迁特点相同，七夕也从最初的崇拜日月鬼神等未知事物的原始信仰转化为以趋吉避祸为目的，寄托了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的美好愿望。然而，节日除了具有避祸祭祀、祈福娱乐的属性之外，作为一项民俗活动，它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意义。七夕作为一项以女性为参与主体的节日，对于古代传统社会的家庭关系以及社会角色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与约束作用。
Part01.穿针乞巧与女红倡导
七夕是一个主题明确的节日，核心事件就是通过多重路径对女性的技能与天赋进行校验，再通过祭拜、祈福等方式祈求锦上添花或弥补不足，表达了古代女性对于心灵手巧的美好向往。乞巧的形式十分丰富，包括对月穿针、蜘蛛结网、祭拜牛女等活动，其中对月穿针最具代表性。自汉代起就开始了女子登穿针楼进行穿针祈福的节日习俗，并为后世沿用。《西京杂记》有云：“汉彩女常以七月初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1〕明代仇英款《乞巧图》中就描绘了对月穿针的妇女群像。画卷左侧的第二组女性，共有五人，其中两位女子正在对月穿针，手捏针的姿态、穿针时的谨慎乃至针的形象都表现得十分精细。紧挨着她们右侧的另一组女性也在从事相同的活动，其中一名女子一手捏针一手持线，两臂呈不对称舒展，尽显穿针成功后的自信与优雅。随着时代的变迁，穿针活动到明清时期逐渐演化为在水中投针并查看针影形状的验巧方式，清代陈枚的《月曼清游图册?七月桐荫乞巧》的画面中心就是四位女子探身端看碗中针影的形象。在穿针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物品是针，在描绘了近八十名女性的仇英款《乞巧图》画面中，一根细细的针也能被清晰记录，可见它是七夕中重要的节日器物之一。然而七夕用针的造型结构与日常缝纫用针并不相同，“今人月下穿针，实不可用，其状编如篦子为七孔，特欲度线尔”。〔2〕为了增加穿针的难度与趣味性，有七孔针与九孔针之分。尽管穿针的仪式发生细微调整，但并没有明确的文献资料说明针的形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这里可以看出节日器物以物态的形式保障了节日习俗的流传与文化传统的长期稳定。
这种带有娱乐性质的乞巧活动使整个七夕呈现出热闹的节日气氛，然而这些活动的设立却与古代社会对于女性的角色定位与道德约束休戚相关。自嫘祖养蚕缫丝传说设立以降，女性就逐渐与纺织建立了性别联系。女德是古代女性应具备的品德，女红作为纺织的代名词也成为女德体系之基，渐趋成为衡量女性是否为“才”的重要标准。所以，除了穿针外，乞巧活动中的蜘蛛结网也是附会女性纺织技巧〔3〕，祭拜织女也并非感叹于她与牛郎之间的凄美爱情更是祈求如织女般娴熟精妙的女红技术。古代女性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被教化，即使在七夕节日中也会对其社会角色进行反复阐释。女性也在每年的乞巧过程中对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角色反复进行自我认同，把自己塑造成为封建文化的人。〔4〕故而此类七夕乞巧主题的绘画记录的不仅是欢乐的民俗活动，更是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图像引导与示范。统治阶级的行为示范也在宫廷画师的笔下得以实现，比如北宋《唐宫七夕乞巧图》托以唐宫之名展示了宋代女子的乞巧活动，南宋李嵩的《汉宫乞巧图》和赵伯驹的《乞巧图》虽然没有表现节日活动的具体细节，但通过巍峨气派的穿针楼与等待乞巧的人群强化了节日神圣的仪式感，既保留了宫廷内部活动的私密，又给世人提供了合理的想象空间。宫廷外的其他女性也在这种想象与模仿中不断建立自我角色的认知和实践，维持家庭结构与社会组织的稳定及和谐，这也是乞巧图在古代社会长久不衰的社会原因。
[南宋] 李嵩 汉宫乞巧图 绢本 27×25.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Part02.乞子育儿的情感投射
除了乞巧，七夕活动第二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乞子。产子育儿是女性生理结构所带来的繁衍能力，在古代上升为女性的社会责任。家里人丁兴旺是衡量一个家族是否繁荣昌盛、前途光明的重要指征。七夕的乞子活动主要通过供奉器物来完成，比如在供桌上除了针线之外，还会摆放象征乞子意义的摩睺罗与瓜果等物。果实丰富的瓜果寓意自不必多说，摩睺罗却是七夕所专属的节日器物，北宋刘宗古的《瑶台步月图》中左边第二位女性就托着一盘摩睺罗。从宋代起渐有以摩睺罗指代七夕之意，成为七夕的标志性符号。
摩睺罗原为来自中亚乃至波斯的祆教之神，其形象也是传入中国后进行了本土改造，融入中国审美喜好，演化成一个可爱的儿童形象，身着半臂，手持荷叶。宋代民间很多儿童会在七夕节手撑荷叶效仿摩睺罗。〔5〕由于摩睺罗倾注了古代妇女对于子女的深切祈望，成为她们的情感投射，因此有些摩睺罗的材质和做工可以极尽奢侈与精致，以表求子之虔诚。在宋代，一些摩睺罗是以象牙、龙涎佛手香和镂金珠翠为主要制作材料，成型的摩睺罗衣着光鲜，所服钗镯佩环等装饰物是由佛家七宝制作的，就连包装盒用的都是五色镂金纱厨。〔6〕这种奢侈的工艺品在理学思想浸润的宋代能够出现与传播，说明摩睺罗作为乞子祭祀器物使用如此贵重的材料，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由此也表达了古代社会对于女性生育繁衍社会角色的认同与强化。
随着历史的发展，摩睺罗进行了艺术创作与造型转变，仇英款《乞巧图》中最左侧第一组女子围绕在七夕供桌旁，桌上中心位置摆放的就是明代的摩睺罗，它与宋代摩睺罗造型明显不同，虽然都是孩童的形象，但明代的摩睺罗身着肚兜，左腿单腿直立，右肩扛一根长棍，顶端插了一面小旗。此画中部位置也有一名仕女，手中托盘里摩睺罗的造型亦是如此。清代丁观鹏《乞巧图卷》中摩睺罗的造型也基本与明代保持一致。这种变化究其原因，自然离不开工匠的艺术创作、社会审美趣味的转变以及流行风尚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尚未有材料证明女性直接参与摩睺罗的设计制作，但作为摩睺罗的最大受众群体，女性的意志和审美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摩睺罗的制作。
[明] 仇英款 乞巧图（局部）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Part03.节日主题的集体性参与
从乞巧图的绘画内容以及文献记载来看，女性是七夕的主要参与群体，但事实上男性通过低调的参与途径掌握着七夕活动的部分话语权。从不仅限于前文所引绘画作品呈现的图像来看，女性确是活动主体，但此类绘画作品的作者则大多数为男性。再从流传下来的关于七夕的诗词创作主体来看，也大多为男性。以宋词中近一百四十首〔7〕的七夕词为例，男性作者包括柳永、苏轼、秦观等，也不少文学大家的诗词中记录过七夕习俗；纵然出现了李清照、朱淑真等女性作者，与男性相较也属少数。所以这两类资料中七夕习俗的描绘风格、活动细节以及主题阐发等方面的决定权掌握在男性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七夕节之所以在全社会范围内颇受重视离不开女性与男性的集体性参与。
此外，男性也会通过具体的习俗活动参与七夕。自唐宋起，七夕晒书活动蔚然成风，宋代甚至将七月七日定为“晒书节”，是日三省六部以下集体晒书。有些男孩子能直接参与乞巧环节，但他们是“乞聪明”〔8〕，希望学业精进，这也是七夕供奉笔墨纸砚〔9〕的原因。男性七夕活动的主题是侧重读书知礼进而齐家治国，并与女性七夕活动主题，共同建构了古代社会男女各司其职的理想模式，是对男性社会角色内容的坚守，亦是对女性社会角色内容的默许与主张。七夕仪式上还有名为“谷板”的节日器物，它是一个人造的微缩景观，一般是在小木板上装土并播种出芽，之后放置小屋、花朵、树木与男女人偶。谷板的出现是以直观的方式为古人展现了理想的家庭结构与分工，又进一步深描了两性的社会角色差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仇英款《乞巧图》中出现了女性于七夕读书的场景，尽管不知其所读内容，可以看出女性的社会角色与评价标准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古代七夕主题绘画数量众多，除了记录热闹的民俗活动之外，更是发挥了对于女性社会角色的图像示范与价值引导作用，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古代女性的思想认知与技能触角。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客观上在纺染织绣领域涌现出不少女性艺人与群体，凭借自身才艺获得社会的尊重。随着历史的发展，女性的角色认知也在发生转变。另外，节日器物除了能为七夕助兴，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了延续传统、情感吐露以及道德约束等功能，为社会的稳定发展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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