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著名古都之一，北京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余年的建都史，但城市发展长期限于城墙之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赋予北京新的生命和荣耀，也开启了她从一个封建帝都向现代城市转型的发展道路，空间结构方面的重要趋向是突破城墙的限制，在更为开阔的地域范围内作各项城市功能的安排和布局，这一过程中起到重要引领和调控作用的无疑是对北京的城市规划。
然而，一个城市的规划方案的研究和确定绝非易事，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更是如此。1949年，规划北京一开始就遇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作为首都最核心的职能机构，中央行政机关究竟应当布置在北京老城之内，还是应当在西郊建设一个专门的行政区另行安置？后者就是梁思成和陈占祥所主张的“梁陈方案”。实际上，“梁陈方案”不只是一个规划方案，还是一件历史大事。对这件历史大事的全面考察，正是我们认识北京城市布局之现代转型问题的一个绝佳视角。
一 研究缘起
就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而言，“梁陈方案”是一个相当著名的话题，但凡谈起北京城市建设与发展，即便对城市规划一无所知，也有不少人可以对“梁陈方案”做出一番评论，对两个当事人梁思成和陈占祥发出惋惜与感叹之声。近年来，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提出，以及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建设的逐步推进，与“梁陈方案”有关的一些史事回顾之呼声也不绝于耳，甚至于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如2017年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复，随即北京市政府搬迁至通州等——上，“梁陈方案”已成为一个必然引发公众议论的热门话题。
然而，“梁陈方案”在广为人知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舆论存在巨大分歧的问题。早在许多年以前，各方面业已形成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建都初期，不利用旧城，另辟新址建设行政中心，在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国家经济好转以后，抛开旧城，另建新的行政中心，也是不可取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梁陈所提的“《建议》之不被采用，并非《建议》本身有问题，而在于决策的失误，在于决策者主观上的问题”。几十年过去，大家对“梁陈方案”的认识不仅没有取得共识，而且还分歧更加严重，有关争论也更趋白热化，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不少相关文章认为，“给人的印象，都是执拗武断的执政者，刚愎自用，压制梁思成，毁了老北京千年古城，风华绝代的林徽因郁郁而终，梁思成抱恨终生”。从这样的论调出发，似乎“梁陈方案”就是科学、正义的代名词，而一些决策的领导则是执拗武断的代表。
那么，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是否切合真实的历史实情？早年的“梁陈方案”究竟是如何被提出的？如果它完全科学合理，那为什么未被决策者采纳呢？在新中国和新北京建设之初，首都社会生活处在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中，新生的人民政权也特别强调和各方面民主人士进行友好的协商与合作，政府怎么会武断决策呢？此类问题细究起来，仍然说不清、道不明，让人感到一头雾水。
众所周知，梁思成和陈占祥所提的建议主要是城市规划方面的，因此，对“梁陈方案”的客观认识与合理评价，不能脱离开城市规划的专业视角。作为城市规划史研究者，有责任站在专业视角上对这一问题做出解析。此为本项研究的缘起。
二 相关研究进展
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梁陈方案”之所以引发关注，大致源于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北京历史文化保护问题的讨论。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北京被列首位。当时首都建设活动异常活跃，古都风貌面临严峻威胁；在此背景下，有人提出“悔不听梁先生当年提出的在北京西郊另建‘新北京’的建议，致使旧城破坏严重”的观点。
1984年1月，吴良镛发表《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布局结构》一文，探讨了以新区建设推动旧城历史文化保护的规划结构问题，归纳提出“洛阳方式”和“合肥方式”，并对“梁思成、陈占祥教授等曾提出在北京西郊发展‘新区’的方案”进行了讨论，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分析了该方案当时未能被接受的原因。1986年9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组织编选的《梁思成文集》第4卷出版，书中完整刊载了梁思成和陈占祥于1950年2月联名所写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以下简称《梁陈建议》），公众得以首次阅读到这一文本，对“梁陈方案”才有了初步的了解。
1986年《梁陈建议》的公开披露，引发关于“梁陈方案”讨论的一个小高潮。在同年10月出版的《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中，收录了陈占祥所撰的《忆梁思成教授》一文，该文以当事者的视角，回忆了与梁思成共同提出《梁陈建议》的背景与过程，文中首次出现“梁陈方案”说法。1990年底前后，陈占祥接受《城市规划》杂志的采访，进一步回顾了早年赴英国留学以及新中国初期提出“梁陈方案”的有关情况。1996年出版的《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1946—1996）》中，收录了关于“梁陈方案”的一些研究论文，如刘小石所撰的《历史城市的保护和现代化发展的杰作——重读梁思成先生论城市规划的著作》和高亦兰、王蒙徽合撰的《梁思成的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思想研究》等。
在《梁陈建议》公开披露的同一年，北京城市规划系统组织编辑出版了《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一书，它是在全国组织编写“当代中国”系列大型丛书的背景下，由北京市相关机构组织编写的该丛书的有关北京的部分内容。该书以内部资料出版后，编者又进一步利用工作过程中搜集到的档案资料，于1987年编辑了“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丛书，同样以内部资料出版，其中第一卷《城市规划》对北京城市规划史进行了概略总结，并以匿名方式对“梁陈方案”及同时期的其他一些规划方案进行了简要评论。
此后，作为《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的主要编撰者之一，董光器于 1996年发表《四十七年光辉的历程——建国以来北京城市规划的发展》，并撰写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史略》。两文均涉及对“梁陈方案”的讨论，于1998年收入作者的文集《北京规划战略思考》之中。
进入21世纪，关于“梁陈方案”的讨论进入一个新高潮，此阶段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事件：一是2001年3月陈占祥先生逝世；二是2001年4月9卷本的《梁思成全集》出版。受其影响和推动，新华社记者王军在编写《梁思成传》的过程中，于2003年先行出版《城记》一书，其中有很大篇幅是关于“梁陈方案”的讨论。2005年，王瑞智编辑出版《梁陈方案与北京》一书，该书编入了影印版《梁陈建议》、陈占祥的访谈文章，以及王军和陈志华关于“梁陈方案”的研究论文；与此同时，陈占祥带有文集性质的《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城市规划师陈占祥》也出版了，书中收录了陈占祥的自传、相关文稿以及有关人士的缅怀文章等。2006年，董光器出版了专著《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对包括“梁陈方案”在内的北京城市规划历史及古城风貌演变情况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2008年，左川发表《首都行政中心位置确定的历史回顾》一文，记述了与“梁陈方案”有关的诸多历史事件，并分析了首都行政办公用地的形成过程及原因。该文的写作背景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受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邀请，参与北京市组织的《当代北京城市发展》一书编撰工作，因而得以在北京市档案馆和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查阅到大量的档案资料，其中包括一般研究者通常难以查阅的限制利用档案。该文披露的诸多档案信息，对于规划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由于它主要侧重于事件记述，所述内容也较为简略，且刊载于集刊《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的创刊号上，该文的传播和影响受到一定限制。
其他不少专家学者，如殷力欣（1996）、乔永学（2003）、薛春莹（2003）、赵燕菁（2004）、王凯（2005）、金磊（2005）、王亚男（2008）、季剑青（2012）、刘晓婷（2012）、朱涛（2014）、李浩 （2015）、龙瀛与周垠（2016）、袁奇峰（2016）等，在相关研究中也对“梁陈方案”多有讨论。与此同时，一些老专家在各类报刊上对早年的历史情况也发表回忆录或评论文章。此外，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将有关“梁陈方案”的内容融入其中，如陈愉庆（2010）的著作。
三 本项研究的定位及内容组织
总的来看，关于“梁陈方案”，迄今为止已有大量学者开展了众多类型的研究与讨论，这是它之所以广为人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本项研究工作的基础所在。但关于“梁陈方案”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有待深入或改进之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史料有待进一步拓展。关于“梁陈方案”的既有研究，较多依据一些第二手、第三手甚至更加间接的资料，因而存在不少偏差或错误。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对有关史实的澄清，而且还会加剧人们认识的混乱，因此应当对原始档案资料做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就史料来源而言，既有研究已经对梁思成和陈占祥个人的文稿、书信和回忆录等进行了较充分挖掘、整理，但由于城市规划是一种政府行为和社会活动，还应当对官方的档案资料做进一步的发掘工作。
其二，缺乏对苏联市政专家技术援助情况的梳理。1949年来华的首批苏联市政专家团，曾对北京城市规划问题提出过一些建议，这是“梁陈方案”之所以提出并与之争论的一个重要背景，但既有研究缺少对苏联市政专家技术援助活动的必要梳理，致使对“梁陈方案”的讨论局限于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单一立场与视角中，对于双方的共识和分歧等缺乏整体观照与审视，因此，有关分析及结论就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
其三，缺少立足于规划决策高度的审视与研究。一些既有研究大多针对《梁陈建议》文本内容，对其科学理论价值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解读，但不能回答“梁陈方案”为何未能获得政府采纳这一关键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对“梁陈方案”做更加科学、理性的认识和评价，就必须跳出“梁陈方案”，对政府决策问题有足够的敏感性和较高的关注度，对规划决策影响因素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和相对系统的解析。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到并揭示问题的真相及症结所在。
因有上述三个方面问题的存在，前述众多各类研究成果和著述对公众有所误导，致使他们对“梁陈方案”存在较多误识和误解。
有鉴于此，在本项研究工作的开展过程中，笔者曾多次专门赴中央档案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档案处、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档案室等有关档案机构，广泛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专门拜访了北京城市规划系统的一批老专家，听取他们对早年历史事件情况的介绍，并就有关疑难问题向他们请教，和他们交流；在技术路线拟订及研究工作推进过程中，加强了对苏联市政专家技术援助活动，以及政府规划决策及影响要素与机制等问题的关注及讨论。借此种种努力，期望能够对“梁陈方案”的有关情况，特别是若干误识和争议，做出相对系统的梳理与澄清。
就内容架构而言，本书分为4个板块。第一篇为“史实考辩”，对“梁陈方案”有关的一些基本史实进行了耙梳，通过对一则新发现的重要史料（梁思成、林徽因和陈占祥合撰的一篇评论文章）的分析，揭示梁思成等与苏联市政专家争论的真正分歧所在，进而阐明了梁思成关于“新北京计划”研究工作的脉络。第二篇为“思想探源”，重点对梁思成规划构想的思想渊源进行了解读，分析了陈占祥的规划工作经历及规划思想的来源。第三篇为“争论解析”，对1949年9月前后首都规划形势的重大变化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苏联市政专家规划思想的主要来源，以及莫斯科的规划建设情况。第四篇为“决策审视”，梳理了有关首都行政机关位置问题的研究和决策过程，分析了“梁陈方案”未获采纳的内在原因，并阐述了“梁陈方案”的后续发展和结果。另有结语部分，在此部分，笔者对上述问题的梳理、分析和研究进行了总结性讨论。
为免烦琐，关于“梁陈方案”的一些常识性问题不在本书中讨论。几份重要的史料，因篇幅较长而附录于书后，供读者参阅。由于本书中一些重要人物的活动和重要事件的发生时间跨度较大，而本书稿内容主要依内在逻辑关系编排，并非以时间为序，阅读时可能会使读者感到些许困难，为此特别绘制了一张与本书研究有关的重要人物活动和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脉络示意图（图0-1）供阅读时参考。
通过本书的研究，笔者期望能使广大读者对那段尘封的往事获得一种更加清晰的理性认识。
图0-1 部分重要人物和事件的时间脉络示意图
（注：以上为《规划北京：“梁陈方案”新考》一书的“绪论”。作者为李浩，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委员，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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