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进入艺术:
跨界研究的一种新视野
——评译著《跨界:美学进入艺术》
陆正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文载于《外国美学》37辑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23
《跨界:美学进入艺术》是我国中华美学会会长、国际美学协会前任主席(2013—2016)高建平教授组织的“新时代美学译丛”(第一期)中的一部译著,由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并于2020年重印。这套译丛除这部书之外,还包括由斯洛文尼亚知名学者阿莱西·艾尔雅维茨教授和高建平教授共同主编的《美学的复兴》(张云鹏、胡菊兰等译)、艾尔雅维茨教授主笔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艺术状况》(王春辰译)、德国著名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教授撰写的《超越美学的美学》(高建平等编译)以及美国杰克·斯佩克特先生的经典著作《弗洛伊德的美学——心理分析与艺术研究》(高建平译)等四部著作。这套丛书是当代美学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民族文化和美学观交流的重要成果,是继我国20世纪中外美学交流热潮之后又一次中外美学家的对话与讨论。
与我国20世纪的“美学热”和“美学复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翻译不仅是中国学者翻译国外学者的著作,而且部分著作是由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共同编译完成,所以说这套丛书见证了中国学者与国际美学界之间的友好交流与相互借鉴。丛书主编高建平教授在总序中谈道,“美学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美学来改造我们的社会,改造我们的生活。”这是时代赋予美学的崇高使命,也是当代美学发展的重要契机。《跨界:美学进入艺术》是国际著名美学家、国际美学协会前任会长(2010—2013)柯蒂斯·卡特先生的一本美学论文集。这本近40万字的论文集,由中央民族大学安静副教授翻译,全书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一篇篇扇面式的雄文告诉读者,美学和艺术不可能分开,艺术可以走向一种哲学的思辨,更可以成为各种视角的美学例示。
高建平
△《跨界:美学进入艺术》
全书除了引言外,共28篇文章,分成8编,分别讨论了美学与艺术、艺术与文化、先锋派与观念艺术、城市化与全球化,以及具体的艺术门类像摄影、视觉诗、艺术表演、建筑与雕塑、舞蹈美学、设计艺术以及博物馆等美学诸论题。这些论题从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角度,证明了美学跨入艺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卡特先生在此书开篇就开宗明义,从美学角度特别强调了艺术符号的认知功能,他指出,“艺术对人类认知理解所做出的贡献是不能被人的身体或心灵的其他活动所代替的,这点不仅在个人层面上是正确的,而且作为当代文明的主潮也是正确的。”他之所以能如此截然论断,基于他多年来的美学研究以及美学实践。他不仅是马凯特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唐纳德·J.舒恩克(Donald J. Schuenke)讲席教授,还担任很多美学实践工作:海格蒂艺术博物馆(Haggerty Museum of Art)创始馆长、著名策展人、艺术教育家、美国华盛顿地区政府莱斯·阿斯平中心(Les Aspin Center for Government)的首席专家、美国舞蹈学展望基金会的主席(Dance Perspectives Foundation),以及一些国际艺术组织的委员等。就如他自己的描述,“这些年来,我的工作主要致力于在艺术界与由哲学家所统治的美学理论之间架设桥梁。”正是这些丰富的艺术实践活动经历,让他深刻洞察到当代艺术和美学之间的重要关联,这也使他的治学路径获得了与其践行一致的独特之处:进入艺术的美学跨界研究。
所以在文集的第一部分,卡特首先逐一论述了他最感兴趣的那些“对艺术给予深入关注的哲学家”的学术思想。他们是黑格尔、阿恩海姆、本雅明、古德曼丹托、德勒兹等。卡特也发现了他们的共同点,即不约而同地注重艺术实践与艺术的审美认知功能。跟随卡特重访这些艺术哲学家的美学思想体系,是我们理解卡特本人“美学进入艺术”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路径。卡特非常赞赏这些超越哲学来观照艺术的各种美学探索,他认为,这些思想成果并不在于颠覆历史,而在于容纳未来各种艺术实例的开放性。因为“无论感性经验(亚历山大·鲍姆加登),还是理性愉悦(伊曼努尔·康德),反应总是决定于艺术作品所带来的体验”。因此,当卡特在讨论美学、讨论艺术时,既没有沿着分析美学的纯粹思辨,也不是单纯的艺术批评,而是一种融合分析哲学、实用主义与符号学等多种学术资源,面对“艺术实践”的美学研究。从园林到建筑到舞蹈到博物馆,他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个具有审美例示效果的艺术分析,一条条美学进入艺术的可能通途。
特别明显的是,在卡特论述到的美学家或艺术哲学家中,古德曼的艺术符号美学思想,尤其是他的“符号构造世界”理论对卡特的影响深刻。古德曼这位极具创见的美学家,与卡特亦师亦友。在这本书里,卡特多次甚至直接说到用古特曼的理论来分析各种美学对象,把古德曼理论上的“符号构造世界”,化成了一个个具体的“艺术符号构成的世界”。
古特曼
比如,在《园林、自然与城市:审美例示的一种变化》这篇论文中,卡特写道,“我将用古德曼的例示理论对园林、自然和城市之间的符号关系进行哲学的透视。例示在古德曼的符号体系总是艺术及非艺术指称的三种方式之一。”园林、自然与城市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又如何从自然走向文化,走向哲学,从而成为一种审美例示?卡特指出:“园林也是一种构造的环境,它利用设计原则将自然要素组织进入符合审美鉴赏的秩序之中。”这样“文化构造环境”“设计原则”“自然要素”“审美秩序”这几个关键词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通过他的层层分析,我们深切地领悟到,在园林这门艺术中,艺术符号功能在美学、哲学以及社会实践中完美交融,并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例示。
再比如,在分析大家所熟悉的托尔金的电影《指环王》《霍比特人》等作品时,卡特也借鉴古德曼著作《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中的观点,分析托尔金是如何用文学的语言符号、绘画视觉等各种符号方式“创造了它所描述(世界)的真实”。卡特强调:“审美符号能够给现实以更真实的图像。”对艺术符号审美认知功能的强调是卡特重要的切入点,它让卡特的论述不仅关注到某种艺术符号自身的语义特征,同时还观照到艺术符号的社会文化维度,引导艺术符号通向艺术哲学的学理深度。这些共同构成了卡特对“艺术符号功能”系统阐释的一体三翼:艺术在美学、哲学以及社会实践中处处熠熠生辉,且交相辉映。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卡特对舞蹈的精彩分析。纵观世界舞蹈美学的研究,多数论著均出自舞蹈专业人士,在西方艺术哲学的体系中,鲜有对舞蹈如此重视的哲学家和美学家。就连黑格尔的美学论述中,舞蹈也是一个“弃儿”。卡特不仅专章论述舞蹈的重要特征,还在舞蹈美学的研究中努力建构一种通向舞蹈哲学的研究雄心。在《对“舞蹈理解”的理解》这篇论文中,卡特提出,舞蹈的符号力量,不仅是文化活动的一种形式,它还能够“把人类的经验组织进入知识领域”,为舞蹈者自身和观赏者都提供了审美认知的过程。“我们如何能够知道生命内部的工作与外部行动之间的关系,舞蹈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范例。”因此,卡特和古德曼以及弗朗西斯·斯巴绍特一致赞同“舞蹈是人类文化的核心表现之一”。“当舞蹈为了它自身的目的而舞蹈时,实质上能够改变舞蹈者的存在状态。”也就是说,舞蹈最深刻的意义就是通过内在的身体经验,寻找一种与自我与外界的交流,从而达到一种最深刻的自我改变。卡特论文中这些对舞蹈的真知灼见,对当代相对匮乏的舞蹈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野。
在这本文集中,作者的研究对象非常丰富,对舞蹈、电影、雕塑、博物馆甚至剧场设计等各种艺术类型都有专题讨论,这些精妙的分析,都不是仅仅落在艺术本身的描述,而是走向更广阔、更深刻的符号美学甚至文化哲学的思考。可以说,这本书中的每篇文章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艺术美学跨界研究的范例,展示出全球化视角下不同国别、不同门类艺术互相对话与跨界的全景图像,同时也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扇艺术与美学、哲学融合之窗,看到艺术与美学融合的未来图景。
这本书的翻译作者安静副教授,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她是古德曼研究专家,同时还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在艺术符号学领域做出成就的学者。这本厚重的翻译著作,译者付出很多精力和时间。译著文字行云流水,各种艺术术语、思想观点明朗清晰,这样通透、流畅、自然的译作,正是译者丰厚的美学功力和多年学术积累的真实体现。更为难能可贵的还有,在译作的最后,译者将其在“当代艺术美学论坛”第六期的发言《美学如何进入艺术?》附录其中。这篇万字发言,不仅清晰地勾勒了卡特的主要美学思想,还结合中国现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当代美学进入艺术的各种新问题及新发展的可能性。
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日常生活的美学渗透,泛艺术实践的潮流不可阻挡,逼迫我们认识一个事实,跨界融合不只是一种现象,而是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对象,与这个新对象相一致的是“艺术”新定义。卡特指出:“艺术”这个词有许多不同的意义,包括美术(fine art)、商业艺术、流行艺术、民间艺术、工艺、大众艺术等。无论是在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中,艺术品都是由艺术家——他们通常具备艺术媒介的训练——创造的,艺术家在公共领域呈现其作品,供评论家、策展人、教育工作者、收藏家、展览馆、拍卖行以及普罗大众品鉴。”在卡特的视野中,艺术实际上是包含各种艺术家创造力的一长串艺术实践,因此它的美学光谱也一定是五彩斑斓的。正如卡特的总结:“未来美学在形成任何对于艺术的理解时,需要超越哲学的视野,并接纳对艺术产生多方面影响的见解。”这多方面的影响,就像作者所论述的,包括全球化与艺术市场带来的国际合作和互动,跨文化与本土文化带来的张力,流行文化带来的艺术与非艺术界线的消解,以及当代先锋艺术实践及虚拟空间的艺术生产与消费等一系列问题。以这样广阔的视野重新审视艺术与美学,卡特的这本书就已经站在了学术前沿。
在我国,艺术学于2011年升级为门类学科,美学与艺术学的关系引起了中国学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要艺术不要美学”或者“美学无用”等观点不乏其声。虽然我国艺术学的建立早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宗白华回国讲授艺术学就已经开始,然而中国本土的美学与艺术资源如何真正进入现代学科层面的建设,特别是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跨越式发展,以及中国哲学、美学的自主性建构,还需要中国学人的共同努力。即使是在艺术学这个学科的内在领域,有关艺术学理论命名和研究的探讨依然在进行,可以说卡特在这部论著中体现出来的开放格局,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正如译者安静的体悟:离开艺术实践,不会有真正的“艺术学”;离开美学,也不会有真正的“艺术学”。最后,以中国美学家高建平先生精辟观点作为总结:“艺术学:不是美学的终结,而是美学的开拓。”在这个意义上,卡特的这本书给了我们重要启发,也赋予我们一个新的起点:以跨界的视野,在新时代的语境下重新审视艺术与美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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