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
现代主义是从何而起的？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普朗克、罗素、惠特曼、兰波、毕加索……这些今天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一百多年前也曾经历一切先驱所必然承受的来自旧世界与旧思维的质疑、误解、嘲讽、冷漠，甚至自我怀疑与否定。《现代主义的先驱：20世纪思潮里的群英谱》（[美]威廉·R.埃弗德尔著，张龙华、杨明辉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5）以现代主义生成期各个领域代表人物的生平为脉络，描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主义先驱的创造活动和智识突破，再现了世纪之交巴黎、维也纳、圣路易斯和彼得堡等地的创新氛围，展现了一段通俗而又生动的现代思想发展史。
维也纳属于19世纪末，这是来自巴黎的说法；但1900年的巴黎并不处于世纪末，而是处在新世纪的开端。早在19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巴黎就为现代诗的产生提供了媒介（和舞台）。到1900年，随着百货公司的大富豪们争相购买莫奈（Monet）和西斯莱（Sisley）的作品，印象派已经在巴黎的画廊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此时，在维也纳依然流行的颓废派杂志和评论已经奄奄一息。在巴黎，哲学界已经开始对依然在维也纳讲授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进行剖析。法国对各种创造采取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开放的态度。它甚至成为巴黎无政府主义的来源。带着各种目的，人们成群结队地奔向巴黎，他们中既有临时客，又有定居者，既有本国人，又有外国人，既有诗人、画家，又有物理学家和政治家，汹涌的人潮直至淹没了巴黎本地人。他们把一个优雅的19世纪城市变成了现代主义的中心。1900年的巴黎成为20世纪世界文化的中心，并在超过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着这种地位。
吸引了一批最有创意的年轻人才
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巴黎在1898年已经吸引了西方世界一批最有创意的年轻人才。在巴黎卡塞特街（rue Cassette）7号的二楼半，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的布列塔尼人正在写作。虽然他有毒瘾，但他所写的东西将深深地打动一位名叫玛丽·居里（Marie Curie）的波兰人。当时的居里夫人住在临近巴黎大学物理系的简陋棚屋里，正在从数以吨计的捷克沥青铀矿中提取少量的镭。也就在同一个城市里，已经抱病的马拉美（ètienne Mallarmé）正在主持他的“星期二诗人聚会”；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e）教授正在发掘康托尔集合和麦克斯韦电磁辐射规律的新意；而作曲家加布里埃尔·福莱（Gabriel Fauré）、克罗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和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正在将调号扩展到极限。住在蒙马特的一位名叫汉森（Hansen）的德国画家，虽然当时还默默无闻，但将来会和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那样，成为表现派的奠基人之一；而同住该地的捷克人弗兰提斯克·库普卡（Frantisek Kupka），不久就成为抽象派的拓荒者之一。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附近，住着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戴留斯（Frederick Delius）的英国作曲家，他从1889年世界博览会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在1899年他创作了《巴黎：大都市之歌》。
到1900年，已经在巴黎成名的有受人尊敬的美国画家詹姆斯·惠斯勒（James Whistler），还有出现丑闻的爱尔兰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王尔德的同胞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96年被他的朋友、英国评论家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带到巴黎后，已经在这里学会了象征主义手法。西蒙斯在1899年撰写了象征主义者的历史，而希腊人琼·莫里斯（Jean Moreas）曾在1886年写过象征主义者的宣言。两位波兰人，维泽瓦（Wyzewa）和克里辛斯卡（Krysinska），以及两位美国人，梅里尔（Merrill）和维勒－格里芬（Vielé－Griffin），也都在19世纪80年代移居到巴黎，参加了象征主义运动，他们使这一运动具有惠特曼的风格特征。巴黎还有很多比利时文学家，如具有惠特曼风格的诗人艾米尔·维尔哈仑（Emile Verhaeren）；象征主义小说家乔治斯·罗登巴赫（Georges Rodenbach），他是《死寂的布鲁日》（Bruges la Morte）的作者，于1898年逝于巴黎；还有1896年移居巴黎的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他在这里写下了经典的象征主义戏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Pelleas and Melisande），并从1897年起就永久地定居在这里。
现代主义剧作家们也都从欧洲的各个国家来到这里。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莫尔（George Moore）早在1873年就来到巴黎，他在这里结交了马拉美与迪雅尔丹（Dujardin），并且将象征主义的重要讯息带回到英语世界。奥地利戏剧评论家赫尔曼·巴尔于1888年在巴黎学习了颓废主义，而他的朋友、剧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曾于1897年春天游览过巴黎。德国人弗兰克·魏德金德于1891至1895年旅居巴黎期间，经常光顾马戏团和歌舞厅，并且开始起草关于妓女露露（Lulu）的剧作。挪威人比昂斯滕·比昂松（Bjrnstjerne Bjrnson）于80年代来到巴黎，他比易卜生更早创作现实主义戏剧；他于1883年在歌舞厅遇到瑞典天才戏剧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并且与他发生了争论。斯特林堡早在1876年就来到巴黎游览，并且在1894至1896年再次回到巴黎进行炼金术实验和创作“疯子日记”。巴黎还迎来了一些俄国人。契诃夫于1891年和1897年两次来到巴黎。一位只有俄国警方和少数同志才知道的年轻革命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曾于1895年多次前往巴黎；1908年，这位后来改名为列宁的革命家将俄国社会民主党全部转移到巴黎这座“光明之城”。
这里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活力
虽然1900年巴黎世博会还没有开幕，但贝克尔和韦斯特霍夫在2月25日去了波尔多右岸的露天游乐场，从那里偷看名叫大皇宫（Grand Palais）的大型艺术展厅，发现“来自夜校的雕刻家可怜的小徒弟们……正在做灰泥粉饰工作”。其中一人可能是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为了谋生，31岁的马蒂斯和他的朋友艾伯特·马凯特（Albert Marquet）正在为大皇宫屋顶的飞檐绘制月桂树叶。贝克尔在1900年还不知道马蒂斯是何许人物，当时几乎也没有其他人知道他。马蒂斯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艺术专业的学生，在1896年举办过一个展览，被莫里斯· 德尼（Maurice Denis）称为“绘画界的马拉美”。从绘制月桂树叶所获得的少许收入中，马蒂斯花费了其中很大一部分——1300法郎——购买了一幅由后期印象派画家塞尚（Cezanne）所创作的油画。塞尚住在他所钟爱的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61岁高龄仍在作画，但知道他的人不多。有钱的收藏家不喜欢他奇怪的透视画法和“对彩色平面的无限细分”。罗杰·马克斯（Roger Max）费尽力气才在大皇宫的法国展区挂上三幅塞尚的作品。在巴黎唯一拥有塞尚作品的商人是安布罗伊斯·沃拉德（Ambroise Vollard）。出生在印度洋留尼汪岛（Réunion）的沃拉德在蒙马特的拉菲路拥有一家小艺术品店，他也是少数能够出售高更作品的商人——马蒂斯在1898年曾从他手中购得一幅。贝克尔从来不认识马蒂斯，但在1900年5月末，她发现了沃拉德的小店，并且第一次看到了塞尚的作品。这些作品坚定了她的信心，并且改变了她的生活。这些都是在1900年的巴黎所发生的事情。
他们所来到的法国还处在工业化之前。卫生纸还很陌生，下水道就像浴缸和牙刷那样罕见。斯特林堡曾在1883年将法国称为“一个令人讨厌的国家”，然而，这里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活力。根据尤金·韦伯（Eugen Weber）的统计，巴黎有2857种刊物出版，其中日报就超过70种。也许美国人会对巴黎拥有近35万盏电灯和全法国拥有3000多辆汽车感到震惊，但事实上，法国汽车的发展和自行车一样，都遥遥领先于美国。当时，第一本《米其林指南》刚刚面世，近一百辆来自不同国家的汽车正在土木工程大厦展览，从埃菲尔铁塔到战神广场（Champ de Mars）的公交线路也刚刚开通；而且，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室内自行车赛场——布法罗自行车赛场也刚刚建成，其创办人布法罗·比尔（Buffalo Bill）曾使牛仔戏在1889年风行一时。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9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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