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在中国的美学界，掀起了两股风潮，一是生活美学，另一是审美救赎。

关于生活美学，学术界已经谈得很多了。有人发起了一些争论，也有人作出了一些澄清。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文化消费的问题就提了出来。同样，经济生活的改变，迫使美学家对此加以关注。美学将落脚点放在新的生活方式的兴起之上，这一点本身并没有错。重要的，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面对这些对象所持的立场。当经济学家们主张通过刺激消费以发展经济之时，美学家是否应该推动和赞美这种消费，例如，将美与时尚、奢侈品消费、高等生活方式的追求联系起来。

主张审美救赎的人，对这种经济生活改变所带来的变化，持悲观的态度，认为美学不应该制造生活的迷幻药，而应该成为社会病的诊断者，心灵的抚慰者，生活的解毒剂。

在一次国际美学会议上，有学者发言提出，像日本福岛地震和核电站事故这样一些大灾之后，美学应该起一定的作用。这一点，也许没有那么明显，也没有那么直接。当然，面对大灾难，各行各业都要救灾，美学家也不例外。如果能以自己的专业来救灾，当然很好，如果不能，也得去救。但美学家救灾不等于美学救灾。美学家在救灾中能起什么作用，我不清楚，可以探讨。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空喊美学的救赎，没有什么用处。

然而，在中国，美学确实起过救赎作用。“文革”在政治上结束以后，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仍然被文革意识形态紧紧地锁住。这时，出现了“美学热”。一些美学的议题，大量出现的美学文章和著作，大批国外美学著作的翻译，在文学艺术界，在思想界，在青年学生中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我在许多文章中，都一再强调，当时的“美学热”，对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作用。这就是救赎。当时有人重提“救救孩子”的口号，要“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刘心武小说《班主任》）。其实，“美学热”所救的，已经不仅是孩子，而是中国的文艺界和思想界，并通过文艺界和思想界，救文革后中国年轻的一代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美学热”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在中国激发了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了使中国产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改革开放。

△刘心武《班主任》

其实，欧洲18世纪的美学，本来也有着一种救赎的功能。在哲学上，理性主义被强调到极致以后，强调感性认识，以及相应地感性对象的“完善性”的追求，成为现代美学的起源。这就是说，美学起到了把人们从理性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作用。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运动，尼采对酒神精神的呼唤，也具有类似的效用。非理性成为理性的解毒剂。从本质上讲，现代美学的起源，以及它所强调的审美无功利和艺术自律，与资本主义兴起所形成的哲学上的功利主义倾向，具有对应和互补的作用。

今天的美学，仍有着救赎的使命，但美学所面临的社会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艺术要以自身的“拥有美”并且“为了美”的特点，来区别于实用物品的生产。在今天，这种情况被逆转了。艺术首先被让位于文化产业的生产：以更低廉的价格，更好的对媒介的使用，更有效地利用资本的力量，制作出面向更多人群的文化产品。艺术家还培养出大批的艺术设计家，他们从事着各种工业产品的外观的设计工作，从而形成美的泛化。在这种情况下，艺术被迫与美分离。一个被美充盈从而无趣而无度的社会，造成的人的心灵的迷失。在这种情况下，美学要针对现实发言，用使人震惊的艺术唤醒迷幻的现实之梦。

当代美学的另一个救赎的维度，可以用美学的围城来表述。“围城”现象，本来是说城里的人想出去，而城外的人想进来。美学之城，是不是也有这种“围城”现象呢？美是来源于乡村的，来源于人与自然的互动的关系之中，这就是所谓的“亲和感”。然而，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却是来源于城市，是城市发展的产物。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城市统治乡村，造成城市畸型发展和农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破产。城市像磁铁一样，将乡村的人才和劳力吸引到城市，又由于城市对乡村的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将乡村变成城里人的度假村、食品供应地、垃圾填埋场，以及被遗忘或被遮蔽到视野之外的地方。有人更进一步说，城乡的对立造成城乡之间的怨恨，于是城里人给乡下人造假，乡下人给城里人放毒，形成当今中国的两大问题，这就是产品质量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围城”和“拆墙”的比喻。当然，那篇文章没有把“围城”现象以及相应的“拆墙”的做法说清楚，现在借此机会再说几句。

拆墙，即克服城乡二元对立，不能靠当下正在出现的这种双向运动来实现。在当下，一方面是乡村里的人，通过考试、打工等各种方式离开土地，到城市里发展。对于他们来说，离开土地，成为城里人就是成功。在城里没有立住脚，又回去了就是失败。乡村对于他们，只是退路，失败后，让“故乡的风故乡的云”来为他们“抹去创痕”。创痕抹去了以后又怎么办？再到城里去打拼。打拼成功了，成为城里人；打拼失败，就再回来。不停地折腾，直到折腾不动。另一方面，是城里人要到郊区去购买别墅，以对乡村的拥有，来证明他们的成功。他们自称是再去种地，第二次“上山下乡”，但谁都能听出，这其中包含着成功的城里人的洋洋得意。即使不买别墅的城里人，也免不了到乡间度假，不远千里万里去旅游，看远方的奇景奇事奇人，完成对乡村的短暂的拥有。这种城市与乡村的双向运动，在强化阶层的对立，造出城里的贫民窟和打工者所居住的地下室，郊区的别墅和偏远地区的民族风情园。所谓的拆墙，应该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改造来实现的。这里面包括城市的田园化和乡村的城镇化，让现代农业与现代工业结合起来。生态美学，应该是呼唤和引领这种城乡改造的学问。这里既需要“实践美学”，更需要美学的“实践”。

生态美学不是生态科学，生态科学通过对生态状况的描述、科学数据的统计，告诉我们目前生态问题如何严重，造成这种生态问题的原因，应该采取哪些措施。生态美学也不是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揭示事物间和生物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实现平衡的规律；生态伦理学基于生态哲学对事物间和生物间相互联系的认识，提出处理相关问题的道德规范。生态美学是从生态的角度看待美学的问题。既然是美学，它就仍然是感受性的，不依赖于抽象的思辨和外在的规范。

正如前面所说，人在与周围环境共生的生活过程之中，产生了一种对环境的亲和感。这种亲和感，是在生命活动中产生的，相对于哲学和伦理学，它具有第一性。哲学依赖于对这种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伦理学建立处理这种关系的行为规范，这些都建立在对这种关系的直接感受之上。因此，最初的美学，应该具有生态美学的性质。我们今天谈生态美学，是哲学、伦理学和美学都背离了生态的原则以后，尝试实现一种回归。毕达哥拉斯试图将世界归结为数，从而创立了美学。他同时也就使人们对美的理解背离了生态的精神。在此以后，所有的美的规律的寻找者，都在背离生态精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只有回到多样性，回到人的多样活动本身，美学才能找回生态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这的确是一种救赎。

目前，美学家们在使用着各种思想文化资源，从维柯到海德格尔，再到中国的儒道释，来实现美学的救赎。这些研究本身是有价值的。然而，怎样在现代社会激发一些传统思想的活力，仍是一个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

△维柯

△海德格尔

美学的救赎，与艺术的救赎，不是一回事。艺术的救赎，可以是在当代艺术产业化和产业艺术化的状态下，造出另一种东西，来宣示真正艺术的存在。美学的救赎，应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代，指出感性的充盈和美的泛化失去了趣味，而寻求对此保持一种批判的立场，批判无趣和无味，呼唤趣味的回归。同时，生态美学本身，也起到救赎的作用，在城乡一体化的建设过程中，美学需要也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更为根本的东西：什么才是真正的美？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美学围城的城墙被拆除以后，怎样建立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们要在美学的研究中引入生态的视角。从这个视角所看到的，是一种开放的美学。美学不再只是“美的艺术哲学”。从鲍姆加登所关注的美，到黑格尔所关注的艺术，再到感性的美，美学走过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是否定之否定，实现的是螺旋上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美学，从对现实的感性态度入手，从探寻对世界的亲和感出发，以实现对环境的家园式感受为旨归。我们有很多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我们有更多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在这个过程中，美学能够起多大的作用，就看我们作出多大的努力了。

文章来源：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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