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克力
李百军1955年降生于沂水县的一个农家，恰是农业合作化由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的时候。而在1976年他有条件用相机记录身边的人和事时，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史无前例的乌托邦试验，却已近尾声了。
那年他21岁，大学刚毕业就到沂水县革委从事摄影工作。
对于生产队之种种，李百军生于斯长于斯，可谓身在其中。抛去不懂事的那几年，当端起相机的那一刻，他对生产队的生活至少已有了十年以上的体验与积累。因此他透过镜头所看到的，与那些外来的“闯入者”们所见到的，便大有不同。由于是曾经的当事人拍曾经的身边事，他的猎取无疑更切肯綮，更接近社员生活的庸常，真正的原汁原味。而他曾为农民的经历，对生产队这个最基层的政治经济组织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它自身的运行机制及其对农民的笼罩与规约，更有自己切身的体验和表现。百军为生产队所留下的这些影像文本，随着影响了几代中国农民命运的乌托邦试验的渐去渐远，成为了历史而获致了某种不可替代的文献。它远远超出了摄影师按下快门那一刻的预期，自将愈加显现出它的价值所在。
中国当代的纪实摄影家，其中不少是由摄影宣传干部演变而来，百军无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从这本书里，应不难寻见作者由宣传摄影向纪实摄影嬗变的蛛丝马迹。这本书的出版，既是对农村乌托邦试验渐次终结的呈现，也不妨透过百军摄影践行的个案，对中国纪实摄影的转型路径的一次梳理。
希望我们的愿望没有落空。
生产队以自然村为基础设立（1976）
生产大队建有支部和队委会（1978）
生产队长是最苦的差事，干活也拣最累的干（1977年）
队长在田间地头开小会，安排队里的农活（1978）
一个壮年劳力干一天是十分工，到年终决算能分到一毛多钱（1978年）
年龄大一些的社员，干些较轻的农活，每天挣5到6分工（1977年）
上学的孩子放假后也来干活，挣3-4分工（1978）
女社员是生产队不可忽视的劳动力（1976年）
边干活边拉呱，是女社员最惬意的事（1978）
干旱季节，山上的泉水都干了（1977）
春旱期间，社员挖沟找水（1977）
公社水利站的技术员做水利规划（1976年）
公社组织社员修水库（1976年）
水库灌区灌溉着良田（1978）
跋山水库成立了专业养鱼队（1979）
学大寨工地的战棚（1978
山岭上整修好的大寨田（1979）
林也队社员在摘松球（1977）
女社员在采摘棉花（1979年）
公社召开麦收现场会，布置麦收和夏种工作（1977）
社员边割麦子，边种秋玉米(1978)
六月雨季到了，社员开挖沟排水（1978）
交公粮的玉米，都是挑选最好的（1978）
忙碌的秋收打谷场（1978）
社员用花生擦床，比手工扒花生快多了（1980)
到公社粮站交花生（1978）
运送公粮的车队（1977）
独轮车是社员最便捷的交通工具，推着老爹走亲戚（1979）
生产队的石匠打制条石（1977）
公社发给五保户新棉衣（1978）
因为光棍汉没有牵挂，公社安排他们干护林员等活计（1977）
他们比有家口的社员分的粮食多，日子过的还宽绰（1979）
养猪给生产队提供肥料，也是社员主要的经济来源（1976）
孩子放学后，就去拔猪草（1978）
农村孩子们从小就帮大人干活（1980）
春天把鸭苗赊给社员饲养，到秋天卖了鸭子再结账（1977）
赶集卖了鸡蛋，给孙子买个小喇叭 (1980)
七十年代末，有的社员买了收音机（1979）
村里有人盖房子，邻居都来帮忙 (1980)
很多社员家没有灶房，就在院子里做饭（1979）
本文选自《李百军：最后的生产队》
骑着摩托车下乡拍照片的李百军（1976年）
李百军，1955年出生于山东沂蒙山区农村家庭，七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在县委从事摄影工作。曾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举办过个人摄影展，也出版发行过《每天》、《老城记忆》和《生产队》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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